本刊记者_汤成米 供图_万物启蒙研学部

研学已成为目前学校课程改革的热门。但研学到底研什么，在万物启蒙看来，如果没有整体的认知路径和架构，最终仍然可能流为片面的知识学习。

事实上，研学天然就蕴涵着“万物为教材，世界为课堂，社会为学校”的质素，更直接地体现了万物启蒙的教育理念。

主题线路游学、城市走读、乡村自然营地……这些丰富多元的研学形态，也促使万物启蒙课程“物”的理念逐步扩展，从天地自然到人事，从乡村到城市，不断推动儿童形成“如何与世界妥善相处”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清风寺里的“小意外”

2018年10月，万物启蒙研学部带着孩子走了一遍“唐诗之路”。

孟珏生还记得一个“惊险又美好”的小意外。在浙江上虞东山探访“三谢”，临近结束时，登清风岭，原计划5分钟参观清风寺，最后却停留了两个多小时。原来，寺里有一位清风居士正在插花，把孩子们都迷住了，不停地问问题。

这位陌不相识的居士索性就开始教孩子插花，讲起了插花的文化和故事。

作为研学负责人，孟珏生深知研学过程控制时间的重要，但这次意外的耽搁，他觉得“真是太美好了”。

在他看来，这样的变数反而更加显出了万物启蒙的意义：当你把孩子放回天地间，有些教育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一位居士插花，和唐诗、“三谢”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没有因果关系。它有的只是中国人独特的关于“物”的感思在不同时空中流转。

一千多年前，谢灵运写“握兰勤徒结，折麻心莫展……观此遗物虑，一悟得所遣。”大概不会想到今天有位居士在这里插花。当孩子们回到城市，未来长大，在社会拼搏，面对复杂的人生处境，也不知是否会再学习插花，是否会想起谢灵运的诗……

在孟珏生看来，这种种因缘汇聚的便是教育，也即是万物的“启蒙”，即是传统教育中所言的“兴于诗”。

“他没把这件事看作教育”

2017年9月的一天，当时还在惠普公司做销售的孟珏生像往常一样在上海季风书园晃荡，这天他要听的讲座有些特别——“万物启蒙”。

“我不知道钱锋是谁，听完之后很惊讶，就找到他问，这件事我能不能也‘掺和’一下？”

后来他把这次相遇形容为“相互寻找”，“我以前喜欢博物、野外探险，但觉得光认识还不够，还得了解它背后的东西，万物启蒙的‘物—器—道’一下说到我心里去了。”

10月，他第一次跟着钱锋出差，去了浙江常山一个公益区选点，访谈校长、老师，走了一遭，正式成为了团队里的“老孟”。当时陪他走访的学校负责人还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以为是行业里浸淫多年的“专家”，后来不住感叹，“你也太会蒙了”。

钱锋则说，“老孟是来之前就通了的人，他没把这件事看作教育，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反而是我们在体制内做教育久了，容易被知识教育体系遮蔽，要经过很漫长的转折，才意识到人文通识的重要性。”

1月底，万物启蒙有光空间在重庆开馆，一片忙碌中，记者见缝插针地采访，其他成员都开玩笑，“去找老孟吧，他这段时间很‘闲’。”

——因为老孟说得最多的话，研学就是“好玩”。

实际上，老孟也是最忙的，做研学设计需要查阅大量资料，办公室数他桌上堆的书最多。为了补足教育专业知识，他也要跟着团队老师学习，参看大量教育著作。一次活动结束，还需要花大量时间不断复盘和打磨……

他之前好游历，好博物，现在带孩子研学，不同了。用他的话来说，“先解决人的问题，我得先把我自己解决了。”

“最大的困难是学识积累不够，内心有一些大框架，但研学最考究细节。”

钱锋说，我们不是寻李白，而是少年大唐的气象遇合了我们与山川河流之间的精神对话

在老孟看来，孩子们在研学里的体验，“好玩”的背后，最终都是指向他们的自我实现。“我把它归结为‘一个健全的人格’，又可以分解为一些关键词，自尊、自由、仁爱、责任、担当等等，在研学课程设计中，我们会有意识地把这些东西以项目或活动的形式做进去。”

讲起女儿的教育，老孟以前常想，孩子的教育父母只管得了百分之二十。但百分之二十做什么呢？

他还记得女儿学英语，有一段时间因为老得C而苦恼，一直不干涉女儿学习的老孟也不得不想办法。他当年高考，英语是最差的科目，这时只好从书店买了好几本英语辅导资料，分析了十几张试卷，把考点和题型归类，再回头给女儿讲，懂了。

“考试其实很好应付，人是最难的。我们怎么就把‘人’弄得这么严重了呢。”老孟半带疑问地对记者说。

尽人之性而后尽物之性

三月，杭州春暖，研学部带着孩子在植物园“寻梅”。这是“草木杭州”研学课程的内容之一。

在作诗环节前，老师们先拿出一个装满花瓣的香囊让孩子们感受，一个小男孩用“梦”来形容梅香，又联想到一些迷离恍惚的景象，比划着讲了许久，老孟任由他讲下去，茶馆里突然安静下来。

在老孟的记忆里，这也是他的童年体验。他幼时生长在乡村，对“博物”的兴趣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东方树叶”茶课程

很多人初中时代都学过沈复的《童趣》，读到“时有物外之趣”，见夏蚊成雷就“拟作青云白鹤观”时总要会心一笑。放在自然的乡村，这样的体验很平常，现代人却再难有“物外”的感受，原因很简单，“物”背后的天地变了。

“全球化和商品经济浪潮颠覆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也松动了人与人的连接，人因此变得孤独。”老孟对记者说。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人通过礼俗、人与物的关系逐渐熟习社会、世界，而过快的现代化进程却破坏了这样的“温度”。

万物启蒙的总部设在杭州，前段时间，团队将办公地点从开发区搬到了西湖边上。

让老孟感到最舒服的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推开窗户，就会“看见鸟、松鼠在树枝上跳跃”，加班到很晚时，常去西湖边散步，“我很吃惊，杭州野得恰到好处，它既不荒蛮，也没有修葺一新的感觉”。

老孟说，这就是万物启蒙研学的理念，它以自然中那些正在被城市挤压的“物”，巧妙地连接了城市、山林与人，沟通了过去与未来。

于是从三月开始，研学部就从草木入手，沿着四季节令，预计开展为期一年的“草木杭州”探究活动。

研学的意义将在以“物—器—道”“问—思—辩”所构建的课堂之上，并真正地将人和世界作为整体的观照对象。

“寻李白”研学活动

“草木杭州·灵峰探梅”，老孟（右一）带家长和孩子们在杭州植物园探寻梅花 摄影_汤成米

老孟说，做研学设计往往是“那些东西一下子就来了”，“物就在那里，促使我们要为它做点什么。”这本身就是一个“通感”的过程。

“寻梅”活动中，孩子们的通感则被“梅香”打开了，他们在诗中写着：

漫步树下

就走入了无法出去、永无止境的迷宫

把我与世界隔绝……

“人在时空当中，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一种全新的可能性就出现了。”老孟对记者说道。不管是读城、读运河，还是走唐诗之路，研学最终的目的是要引导学生去思考、建立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钱锋在讲到“跟着运河去寻桥”“寻李白”这类研学活动时，也特意强调，“我们不是去看桥，而是去看桥与河、与城市命运的关系”“我们不是寻李白，而是少年大唐的气象遇合了我们与山川河流之间的精神对话”。

在万物启蒙看来，研学形态的多样性正在使“物”的含义扩大，它可以是人物、事物、风物，以及更多，我们原来通过乡土认识世界，现在则变成城市、河流、历史人物……

正如钱锋说，与其“归园田居，还原一种环境上的自然”，不如“还原一种生长上的自然”，这样的“自然”是现代都市所缺少的“温度”，也是指重新打开孩子被遮蔽的感官，让他去发现他身处的世界。

读城纪“四面重庆”研学活动，孩子与当地“棒棒军”交流

“四面重庆”第一天，渝中区制高点。对孩子们来说，“规律”的发现，不仅会让他们“把握城市的逻辑、发展脉络”，更重要的，会给他们一种人生的格局

从“读城”到“读人”

老一代重庆人可能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的一部热播连续剧《山城棒棒军》，“梅老坎”“毛子”“蛮牛”……他们肩挑背扛、爬坡上坎，以“绝不拉稀摆带”的乐天精神，在最底层的地方推进了这座山城的“现代化”。棒棒，可谓内陆城市改革开放的缩影之一。

“四面重庆”：探索“江城”重庆

因此，万物启蒙在做读城纪“四面重庆”时，也特别选了“棒棒”作为其中一个切入口。

研学活动中有一个环节安排了孩子与当地棒棒进行交流，但以何种形式交流呢？这是老孟思索很久的问题。“如果只是单纯地跟着棒棒走一段时间，体验劳动人民的艰辛，那就太浅了。”

在他的设想中，研学“体验”的背后，隐藏的依然是万物启蒙的认知路径。

在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军》中，被裹挟在城市发展浪潮中的棒棒群体，内部也有着不同的命运选择，这给了老孟很大启发。

“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有人把做棒棒存的钱转行做其他工作，改变了命运，但也有的人做了25年棒棒，现在还是棒棒。需要思考的是，他有没有可能找到不做棒棒的机会？”

小的问题最终会过渡到大问题——城市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快速工业化、现代化造成“棒棒”职业的衰落，但个体仍然有主动选择的可能。

因此，“解读一座城市，首先要把握它的底色、精神，但这个精神是怎么来的？人的命运与城市的命运是怎样交织的？通过思辨，我们更希望让孩子拥有还原一座城市发展路径的能力，而不是只停留在城市印象上。”

研学第一天，老孟带着孩子们来到渝中城区制高点，将此前发下来的两幅地图（明朝与现代）与实景比对，在这个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点，“人们最开始为什么会在此建城？重庆是怎么形成并发展的……”

孩子们还从地图上发现了更多。最开始局限于渝中的重庆，此后开始沿长江发展，接着是往山地发展，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山城”格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农业时代，平原总是最先发展，最后没有土地了才向山上发展。那么以后重庆还会怎么发展？

“你会发现，没有一个设计师可以预判城市的发展，这是人民群众共同选择的结果。”

这种路径可以推之任何一座城市。再比如杭州，它孕育于钱塘江，繁华于运河，最后奔流向东海，西湖则是它的灵气所在，“江河湖海，四水汇成，哪一个才是杭州的精神？杭州的未来，是西湖还是钱塘？”

2018年，万物启蒙走京杭大运河路线时，团队在第二站天津做了一个“微型读城纪”，老孟先给孩子看了一幅1949年前后的天津地图。图中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汇流入海河，老城在南运河南岸。设立租界前，城市开始向北运河发展，在这之后又沿着海河发展，每一个节点都有其历史背景，包含了“码头”“租界”等天津要素。

老孟还记得，和孩子们讨论最有趣的一个问题：100年前，如果在大街上人着急了，去哪上厕所？

“那时我们还没有公厕的概念。如天津北京这样的城市，近代的公厕、城市公共卫生系统都是从西方借来的，最开始是租界有，然后普及到其他地方。但你会发现更有趣的问题，就是这些系统在我们宋代就有，完善的下水道系统。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实际上，人与社会的发展进程一直在缓慢变化，万物启蒙要带孩子找到这里面的规律。”

对孩子来说，“规律”的发现，不仅会让他们“把握城市的逻辑、发展脉络”，更重要的，会给他一种人生的格局。

由读城到读人，最终读的是自己。在这样立体的认知观下，孩子通过理解一座城市的精神，进而去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最后才能“在多元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高设计和低结构

学生“从始而终”，以一物为起点，周知世界，而老师则必须“以终为始”，即按“道—器—物”的路径去建构课程。这是万物启蒙反复提到的教学理念：高设计，低结构。

在钱锋看来，这样相反相成的路径，在传统中，即是王阳明和朱熹思想的差异。

而要快速推动联盟校的校长和老师们对课程理念的理解，进而对传统的理解，最核心就是理解这两个人物。

这一想法真正明晰起来，还要推到2018年的“光明行”王阳明人文研学营。

“王阳明主题研学”是老孟做得最困难的一条路线，他足足准备了三个月，几乎翻遍了浦东图书馆所有相关书籍。研学活动历时一周，从王阳明诞生地浙东余姚出发，经历功成名就之地江西赣州，最终抵达心学创生地贵州龙场。

之所以难，不仅是涉及对王阳明的重新理解，而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引导校长和老师们进入这个复杂的人物。

在抵达浙东余姚王阳明故居的第一个晚上，老孟就发觉出了大问题。“第一个任务是看《传习录》，结果大家都没看。”素不相识的成年人坐在一起，出于礼节，总是客客气气，显得淡漠。

研学团队立即决定在酒店定一个房间，临时加开一场会议，相当于“破冰”。

老孟设置了一个小小的规则，“每个老师在自我介绍的同时，都夸夸自己”，他起了个头，气氛慢慢打开了。没想到，老师们讨论“格物致知”一下就到了深夜。这虽然只是一个小细节，但老孟却想得更远。

——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其实很多东西就在老师们心里，你只是要制造机会让他表达出来。这个“看见”“明白”的过程本身就是启蒙的路径。

跟着运河去寻桥，穿越了从北京到杭州的近1700公里大运河，历经北京、天津、台儿庄、淮安、扬州、苏州、嘉兴和杭州

晚上，同在研学营的林良徵老师一回酒店，就马上手绘了几张图，用箭头清晰地表达了“物—器—道”（从格物到良知）和“道—器—物”（从良知到认识世界）的两条路径，随后在团队讨论。

老孟说，“这些都是我们以前就有的，但这样被清晰系统地表达，是第一次。”

这一类型的研学，万物启蒙还在规划更多的主题，“儒释道都可以去做，但王阳明是直接有用的”。这个“有用”首先是能带给老师精神力量，真正促动学校发生改变。

在赣州，研学团队就对王阳明剿匪做了详细的解构，将剿匪历程细化到每一月每一天，分析王阳明行动的用意，并向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如果你刚接手一所乡村学校，没有资金，也没有政策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解决学校的困境？“这其实和王阳明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他没有权力，也没有资金，府内还有内线，但王阳明做的是要掉脑袋的事，你顶多是失败。”

“万物启蒙的难，其实不是知识上的难，而是它要求学校一定要整校行动，老师要先具备一种整体的认知思维”，这就是王阳明心学中的“致良知”。

济南市趵突泉小学校长参加完研学活动后，回去在短短三个月里就将万物启蒙课程落地，在对教育局的汇报中，课程得到高度评价，而这所学校是一所普通的小规模学校，资源条件一般，更大的困难是，教师队伍平均年龄达45岁，“但他们就是将所有老师驱动起来了”。

最核心的因素，就在于改变他们的观念。对老师而言，“道—器—物”的路径意味着，首先要看见自己，突破自我的界限。

老孟非常欣赏回民二小的黄莉校长，他还记得黄莉常说的一句话：“你觉得对孩子好的事，你就坚持去做，即使有困难，但你的良知指引你，你就是要去做这件事。”

每一阶段游学结束后，需要按小组完成一篇心得文章。贵州龙场是王阳明悟道之所，也是心学的正式开端。龙场之行结束后，一位来自大连的老师说，她感觉真正“打开”了，“知道自己获得了什么，也知道将要去寻找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