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_周春伦 供图_孙庆忠

从1995年第一次下乡做“田野工作”开始，孙庆忠教授每年至少在村里住上一个月，24年来不曾间断。面对今日乡村凋敝的事实，他反问自己，能不能发挥三尺微命一介书生的能力，为整个中国乡土社会的疗愈做点事情？

川中教育实验，对孙庆忠而言，不仅是他作为一名人类学者乡村研究的转折，亦是他自己的一次生命变革，也促成了侯兆川无数老师和家庭的生命变革。

侯兆川这片土地，孙庆忠每年都要走上一回，有时是两回三回。遇见村民，或来川中幼儿园接孩子的家长，他会微笑着准确地叫出对方的名字，就像每次给社大学员上课那样。

“这些老大爷老太太，有的名字可能一年也没有人叫上几回，却被一个从北京来的异乡人叫出来了。”这个画面深深印在郭文艳的心中，让她时常感到温暖和亲切。

川中社区大学的老师们非常乐于谈起孙庆忠教授，在他们的口中，这是一个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存在。

“我们能从他口中听到的只有鼓励的话，他永远都说，你们已经做得够好了。”

2006年5月，孙庆忠和学生们在妙峰山做庙会调研

“从来没有谁能像孙教授一样可以直触一个人的心灵，听他讲话就像在听一个故事，听一首诗，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同时又给我们极大的启发。”

“我们始终怀揣着一颗赤诚安定的心坚守在山区，有这么强大的外援，我们的内心一点也不孤独。”

李小娟还记得第一次见孙庆忠教授是在2013年6月，他带领四名研究生到河南省新乡市辉县调研乡村教育。临走前的晚上，孙庆忠与老师们的那次座谈，他给老师们讲《青鸟》的故事，将这些扎根大山的幼儿教师比作忍受孤独、传递教育之爱的“牧师”与“修女”。

李小娟第一个控制不住哭出来。“孙教授的话让我想起刚来川中遇到的各种磨难，眼泪稀里哗啦就流下来了。”而被人看见和理解的快乐，又让李小娟觉得自己找到了工作的意义和方向，“从那以后，心落下来了，不再有漂浮的感觉了。”

而后，老师们时常与孙庆忠在“川中脊梁”群里互动，分享幼儿园与社区大学的动态与教育体会。“脊梁”这个称呼就是这样来的。脊梁群里原本有九位骨干，加上孙庆忠总共十人，中途调离两位，如今留下七位。

从2013年川中社区大学成立至今，尤其在老园长张青娥去世后，孙庆忠在这些幼儿教师心中扮演的角色很复杂，是慰藉心灵的精神导师，是指点迷津的师长，是事事关切的父亲、兄长，又是一路同行可以倾诉、依靠的伙伴。

“如果百姓不爱恋土地，还会有乡村振兴吗？”

对孙庆忠来说，领着一群幼儿教师在侯兆川办社区大学，不同于他过往二十年任何阶段所做的事情。

孙庆忠出生在辽宁省沈阳市。沈阳是有名的重工业城市，而孙庆忠的家在市内铁西区腹地，名为工人村。在他的记忆里，从北一路到南十四路，各大工厂周边是他和同伴最主要的游乐场所。在1994年于辽宁大学攻读民俗学硕士之前，他与乡村的缘分仅停留在重要年节随父母回老家祭祖，对乡村生活的印象始终是淡薄且模糊的。

孙庆忠第一次被乡村触动，是在大学时期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黄土高原的厚重、陕北乡村的贫穷，以及陕北汉子身上的那份刚性，都给青年时期的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其中的很多章节，很多形象，以我自己想象的方式活在我的记忆里。”以至于多年之后，他终于收拾行囊去到心之所向的地方，在群山包围的陕西佳县古枣园旁的泥河沟村驻扎下来，从2014年至今，开启了他长达五年的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研究与文化复育工作。

2014年，孙庆忠第一次走进泥河沟村时，全村总共213户806人，常年在村的158人，其中，111人年逾花甲。“乡土社会血缘与地缘关系松动、家族和村落文化衰微。在繁华都市的映照下，乡村更像‘废弃的生命’。”泥河沟村的状况，是乡土中国大多数农村的真实写照。

从2014年到2018年，孙庆忠带领学生在泥河沟村总共住了76天，采访了100多位老年人和年轻人，最后成文成篇的口述史达40篇。他们走进农民的家中，坐在他们的炕头，听老人们絮絮叨叨讲述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村庄往事，并将这些往事用文字转换成为定格的历史。

2016年8月，孙庆忠在农业遗产地陕北佳县泥河沟村调研。从2014年至2018年，他带领学生在村里共住了76天，采访了100多位老人和年轻人

在我们今天的普遍性认识中，村庄的希望是年轻人，重建乡土的工作更需要年轻人参与。让外出者回流，让年轻人回归，一个必然要解决的问题是生存问题，这是乡土文化复育的重要前提。

那么，采录整理乡村记忆，这项看似“柔性”的文化工作是枉然吗？它对于“迟暮”的乡村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孙庆忠用“打地基”作比，“我们家住的楼是18层，你能看到的也只有这18层，18层以下有什么，你看不见，这就是地基性的工作，无影也无形。但事实是，我的地基打得越深，你的楼可以盖得越高。从表面上看，它所发挥的效用是柔性的，是弹性的，但是，它所能发挥的社会价值绝对是刚性的。如果老百姓不爱恋这片土地，还会有乡村振兴吗？其现实价值在于，让那些为生活忙碌、为生计漂泊的年轻人，不忘祖先的历史，让年迈的老人能因存留前辈的记忆而有一份生存的尊严。就更长远的意义而言，共同的记忆是一条连接着祖先和后辈的精神纽带，是整合村落社会的精神力量。”

而“文化复育”下的泥河沟村也逐渐显露出不同，孙庆忠教授在《枣缘社会》前言中用诗意的语言描述这些改变：“在村民共同的追忆中，久违的乡情纷至沓来，浓浓的亲情如期而至，曾经的仇怨冰释前嫌，童年的情谊再袭心头。”

“我如何敢去面对如此破败的乡村？”

与泥河沟村的“文化复育”工作几乎同时，孙庆忠在川中社区大学的教育实验也开始了。

曾有记者一再追问他，农业大学的老师也关注教育吗？2018年，在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学术年会现场，孙庆忠开场即说，“在今天三千人的会场里，我可能是离学前教育最远的那个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在川中幼儿园办社区大学？他说，“我真的不是为了幼儿园的孩子。”或者说，不只是为了幼儿园的孩子。

川中幼儿园教师、侯兆川土生土长的本地姑娘王彦，亲眼见证了近十年来盘上的变化，“人口一天一天往盘外流，”速度之快，让她恍惚觉得盘上像是一口被豁了田埂的稻田。面对如此境况，孙庆忠思考的核心问题是——能否调动乡村自救的力量？能否恢复乡村学校的原有功能，以学校连接村落，让学校成为培育乡村自信的精神场域？有没有可能通过教育重建乡土？

2014年5月30日，孙庆忠在川中社区大学正式揭牌之后明确提出了社区大学的定位：它不是一所家长学校，也不是农业技术学校，它是一所成人终身学习的公民学校。“如果定位为家长学校，就把我原本的构想缩小到一个小胡同里去了；而如果定位为农业技术学校，又跟我改变乡土教育的梦想相去甚远。所以它是成人终身学习的公民学校。”

作为国内第一所依托幼儿园办起来的乡村学堂，川中幼儿园发挥的效益已经辐射至周边15个村落，影响了无数家庭。

有人问孙庆忠，为什么有勇气去面对如此破败的乡村？孙庆忠曾在自己二十年的田野工作基础上对中国乡村的现状做过一个判断，“今天中国的乡土社会正处于集体失忆的边缘。”他的底气正来自这个“边缘”。

2003年到2011年，孙庆忠曾先后带领十届本科生到京西35公里的妙峰山研究香会组织。妙峰山是京津冀地区有名的民间宗教圣地，从清康熙帝敕封“金顶”庙会开始，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有数十万香客来这里朝顶，数百档香会进香献艺。香会组织原本栖息在北京城里的胡同和城外的乡村，但是，城市化进程让这些村庄渐渐消失，那么香会组织因此而土崩瓦解了吗？

孙庆忠发现，事实上并没有，虽然乡村的形已经消亡了，但只要香会组织还在，村民们每年都会如期而至，上山给老娘娘上香。“四月初一就好像是一个大家共识的铃声，叮当锣鼓一敲，高跷一踩，我们好像又回到了老祖宗的记忆里。”

不止如此，这个看似柔软的民间组织还在村民生活中发挥着更重要作用。在村庄拆迁之前，香会是村落凝聚、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村落拆迁之中，香会是村民和开发商之间、村民和政府之间对话的中间机制；村落拆迁之后，它又成为社区再生产、情感再生产、组织再生产的力量。

正是对妙峰山的研究，让孙庆忠对离土中国、对乡土文化有了不悲观的认识和判断。

“乡村看似破败，但乡村的魂没有死，乡村的根还在。只要根还在，就是有救的。”孙庆忠说，“如果没有这8年的心理铺垫，我怎么敢后来去面对如此破败的乡村。”

“个人的力量能拯救什么呢？”

从1995年第一次下乡做“田野工作”开始，孙庆忠每年至少在村里住上一个月，24年来不曾间断。面对今日乡村凋敝的事实，他反问自己，能不能发挥三尺微命一介书生的能力，为整个中国乡土社会的疗愈做点事情？

川中教育实验，是孙庆忠田野工作的一次转折，他称之为“促进生命变革”田野工作。

在以往聚焦乡村记忆采集的乡村工作中，他的角色既是“导演”也是“演员”，而此次他只是“导演”，“演员”是川中幼儿园的老师们。他负责规划社区大学往前走的方向和路径，而真正走进村里，走进老百姓家庭，与村民建立起深层连接的是老师们。这些成长起来的乡村教师，是孙庆忠为乡村招魂培育出的“种子巫师”，是未来乡村自救的力量。

2019年，川中教育实验进行到第六个年头，在第四本《川中社区大学年刊》出刊之后，孙庆忠又给老师们提出了一项新的期许：他希望老师们像一名田野工作者那样，走进更多村民家中，在不久的将来出版“侯兆川风土文化丛书”。

这个过程，孙庆忠说，“于文艳们，是在培养重新发现家乡的眼睛，培养他们的使命意识和教育自觉，于村民呢，是让他们重新发现自己，重新发现家庭，重新发现村庄，重新发现一个自己从小生活的乡土。这项采录工作，让老师来做，是增加他们的自信，让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向‘教育家’迈进啊！”

多年来，虽然做着“拯救乡土”的工作，但孙庆忠从来不以“拯救者”的姿态自居，相反，他甚至时常感到无力，感到无望。“个人的力量能拯救什么呢？培育人才是根本。”

川中幼儿园的老师们视他为温暖与力量的来源，在孙庆忠这里，角色互换，在面对沉重的乡村现实时，这些幼儿教师、川中教育实验、川中这片土地，常常反过来给他力量。

他说，“我只想做一个从教育入手来启动乡村建设的实验，也坚信它是让乡村复活的自救模式之一。川中成功与否，我们还在路上，但是川中所给我们展现出来的形态，无疑让我在今天乡土中国的大背景下，始终能看到前面有一束光，始终有希望感，这是最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