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丰梅 陈晓辉

电影《美国牧歌》改编自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菲利普·罗斯1997年发表出版的同名小说。作为菲利普·罗斯“美国三部曲”的开篇之作，《美国牧歌》以敏锐的批评意识和犀利的笔触描绘了转型时期美国犹太移民所经历的波折与痛楚，特别是呈现了美国犹太人通过接受社会同化而实现身份构建的悖论式悲剧。正是凭借浓烈的社会批判和人文关怀意识，《美国牧歌》获得了包括普利策奖在内的诸多文坛荣誉，也被誉为“最有思想深度、最优秀的作品之一”。①电影《美国牧歌》充分再现了原著的思想精髓，以直观鲜明的影视语言塑造了一个令人欷歔不已的美国犹太家庭图景。作为一部充满预言和警示色彩的作品②，《美国牧歌》揭示了美国犹太人面临的文化困境以及他们志在通过身份构建而实现“美国梦”的无果和虚幻。影片以利沃夫家族为基点展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历史背景下犹太移民辛酸苦楚的逐梦历程。在逐梦过程中，犹太人不仅在家庭层面遭遇文化侵袭，而且在社会层面经历文化压制，更在民族层面蒙受文化断裂。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美国犹太人遭受的文化困境看似是历史和个人命运的“偶然性”耦合，实际上是异质文化的一种“必然性”对抗。无论是耦合，还是对抗，都是犹太人在美国进行身份构建时无法抹除的表征。

图1.《美国牧歌》小说作者菲利普·罗斯

一、家庭文化困境与身份重建的并置

19世纪80年代初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沙俄帝国的排犹浪潮迫使200多万犹太人从沙俄移民到美国寻求新的“希望之地”。尽管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习惯”了被驱逐的命运，但对于每一个家庭个体来说，国家层面的政治风波绝对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灾难既会让弱小的家庭个体流离失所，也会让其惨死异乡。犹太人的每一次前行都是一次前途未卜的生死旅程，唯有那些更具坚强性格、更具运气的个体才能在不断的灾难风波中存活生存。灾难的深重和对希望的渴盼进一步加深了犹太人的家庭凝聚意识。影片中娄·利沃夫的父亲就是在19世纪90年代的沙俄排犹浪潮中来到美国的，然而一战的爆发迫使美国政府开始管控犹太移民的入境。因而19世纪20世纪初的美国犹太移民主要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即第二代移民。也正是在这一阶段，美国犹太移民步入了相对稳定团结的时期。更具家庭凝聚意识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犹太移民开始在父辈艰苦奋斗的基础上，通过对犹太家庭传统的坚守，逐步成为美国的中产阶级。主人公西摩·利沃夫的父亲娄·利沃夫就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代表。作为第二代美国犹太移民，他虽然经营管理着家族企业纽瓦克女士手套厂，拥有相当的物质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期望已久的“美国梦”，但是内心却依然想继续传承犹太文化，特别希望通过对犹太教义的坚守来继续生活在乌托邦式的“隔都”中，即通过家庭的存在使得犹太文化和犹太价值得以实现传承。③尽管借助日常仪式化表达，娄·利沃夫保留或延续着“看似”与众不同的家庭文化传统，但面对来势汹汹的外来文化侵袭，他的抵抗显得虚弱无力，甚至徒劳。在处理儿子的婚姻问题时，娄·利沃夫采取的都是被动接受态度。在犹太家庭文化传统中，族内通婚是鼓励的，而与未受割礼的外族人通婚几乎是禁止的。④当西摩·利沃夫带着女朋友多恩来见父亲娄·利沃夫时，虽然娄·利沃夫没有表现出内在的认可，甚至在谈到未来孙儿的割礼问题时，与多恩这个天主教徒针锋相对，但当多恩以“我爱你儿子，我爱他所以才会来见你”的美国式自由爱情宣言应战时，貌似强硬的娄·利沃夫不得不重新坐下继续“商谈”。娄·利沃夫的默然入座既是对外来文化的妥协，更是对坚守犹太家庭文化传统而失败的承认。他与多恩之间犹如宣战的“强硬”话语只不过是其试图维护犹太家庭文化传统的一种“蓄意”策略，而这种策略是对其“心有余而力不足”抵抗之势的一种遮蔽。当然，这种遮蔽并不能换来真正的文化独立或文化坚守，只能成为犹太文化挽歌中的一个小小音符。

如果说父亲只是对外来文化进行妥协退让的话，那么儿子西摩·利沃夫则几乎是投怀送抱式的全面接受。在西摩·利沃夫心中，“族内通婚”的传统早已荡然无存，而选择多恩这个纯正的美国白人其实是其“接受同化以求彻底洗白”策略的一个手段而已。在主动接受同化的过程中，犹太人不仅要应对外来的压力，而且还要努力破除族裔甚至家庭内部的压力。成功获得多恩的芳心只是西摩·利沃夫主动“美国化”的第一步，而要让包括家庭在内的犹太族群接受认可其“异族通婚”才是更为迫切的，因此当看到父亲被“咄咄逼人”的多恩压制后，西摩·利沃夫欣然而笑。从狭义层面看，他的微笑既是对自己爱情婚姻成果的道贺，也是对自己步入所谓“主流社会”的肯定。从广义层面看，他的微笑是对通过婚姻在“犹太人”与“主流社会”群体之间建立“联结”可能性的畅想和期待，但客观上也是对犹太家庭文化传统走向分崩离析吟诵的一曲悲歌。

图2.电影《美国牧歌》

无论是父亲“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妥协退让，还是西摩·利沃夫自己“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主动迎合，其实都是犹太人进行身份重建的手段，只不过他们接受同化的程度不同而已。从结果来看，他们基本都实现了自己曾经预期的“美国梦”，即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物质富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精神自由”。对于长期颠沛流离的犹太人来说，西摩·利沃夫父子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足以验证身份，但是他们对美国梦所赋予的新身份的逐渐妥协接受⑤，是以远离、甚至摒弃犹太家庭文化传统为代价的，这完全是家庭文化困境与身份重建的无奈并置。这种并置以渐进的形式抹杀着犹太民族内部的文化因子，使变迁中的犹太家庭结构呈现越来越显著的美国主流文化色彩。“去犹太化”的家庭重组，既是广大美国犹太人进行身份构建的应然之道，也是其无法摆脱的实然选择。

二、社会文化困境与身份幻灭的同归

虽然西摩·利沃夫父子通过背离犹太家庭文化传统来试图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特别是西摩·利沃夫为了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几乎摒弃了所有的犹太民族性因素，这也是诸多犹太人无奈境况下“集体无意识”的社会表现，但是他们矢志不渝的“同化”努力未必能够完全融合在号称“熔炉”的美国社会中。根据弥尔顿·高登（Milton Gordon）的观点，社会同化进程包括行为同化、结构同化、婚姻同化、身份同化、态度接纳同化、行为接受同化和公民意识同化七个变量，只有在七个方面都完成了同化才算同化的彻底完成，其中结构同化是整个同化进程的基石所在。⑥当然，结构同化也是不易实现的，在实际生活中会遭到多种障碍，其中少数族群保持自己的文化习俗的愿望和主流社会普遍存在的种族偏见和歧视，都会成为结构同化的重要阻力。⑦对于利沃夫父子来说，他们至多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行为同化、婚姻同化、认同意识同化，而在结构同化方面几乎处处碰壁。碰壁的原因除了犹太人自身的文化传统意识外，主流社会中以种族偏见和歧视为代表的文化压制则是不可忽视的。西摩·利沃夫在警察局与白人警官汇报女儿找寻事宜时，警官的“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冷漠断言既是对西摩·利沃夫一切努力的否定，也是对其“同化”徒劳无果的嘲讽。虽然西摩·利沃夫及其父辈凭借多年的耕耘打拼铸就了丰裕的物质财富，至少在物质层面已经接近或成为美国中产阶级的代表，但在代表美国主流社会的白人警官看来，这一切都是无根的、没有文化基础的，因为犹太人的存在和言行举止是对“盎格鲁一致性”主流秩序的背离。所谓“盎格鲁一致性”理论，就是要求移民彻底摒弃自己的文化特性，接受和遵奉由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构成的核心群体的语言、习俗、制度、价值观与生活和行为方式。在美国主流群体看来，包括犹太文化在内的诸多少数族裔文化是低劣下等的文化形态，而犹太人集聚的物质财富，无论再多，只是他们试图遮挡“卑劣文化”的一块儿透明玻璃而已。这块儿具有象征意义的玻璃不仅是透明的，而且是易碎的。主流群体随时都可以透过玻璃看穿后面的“犹太文化”本质，并且可以肆意打碎玻璃。面对西摩·利沃夫对女儿案情的再三追问，白人警官终于失去了耐心，不仅态度强硬、言语冷酷地否定了西摩·利沃夫的“一切”，而且漠然的眼神中充满了不屑和蔑视。在白人警官眼中，西摩·利沃夫的事情根本就不值得完全“上心”，而且他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最后白人警官不再顾及所谓犹太人的财富或社会光环，直接“痛击”西摩·利沃夫，以文化本质主义的偏见“击溃”犹太文化，而他这样做只是因为“他失去了耐心”。尽管原因看似荒谬，但对于主流白人群体来说，“失去耐心”这样一个理由就足够了。这就是处于强势地位的白人主流文化“凝视”处于卑劣地位的犹太文化的表现。

图3.电影《美国牧歌》导演伊万·麦克格雷格

西摩·利沃夫为了逐梦与多恩的结合已经破坏了犹太家庭的文化纯粹性，因此他与妻子多恩所生的女儿梅瑞已经不能完全看做是犹太家庭的延续了。梅瑞的出现表面看是犹太人接受同化的直观体现，但她更是一个外来美国主流社会的“解构者”。虽然她身上还流淌着部分犹太血液，但其内心早已没有了犹太文化的传统因子。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转型社会赋予了梅瑞这一“代言人”太多的文化解构符码，而携带强势美国主流社会“文化符码”的梅瑞以摧古拉朽之势碾压了父辈奋斗多年、孜孜以求的“美国梦”。从一开始，西摩·利沃夫就尝试营造一切有利条件，把女儿梅瑞塑造成为一个完全融入主流社会的美国人。实际上，西摩·利沃夫不仅在通过适应主流社会来规训自己，进而让自己成为一个符合社会规范的成功人士，而且在试图通过打造一种臆想的女儿形象来延续和强化已有的成功地位。然而，梅瑞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被规训者”，相反是一个近乎疯狂的反叛者。就角色塑造来说，梅瑞的结巴并不是偶然因素，而是创作者的有意安排。面对家庭内部乃至整个犹太族群盛行的“主动同化”思潮，梅瑞借助“结巴”表示出“说不清”“不想说”的对立姿态，并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选择”了出走，以近乎殉道的形式对父亲所传递或试图代表的美国主流文化进行反叛。梅瑞与家庭的冲突已经超越了“代沟”层面的矛盾，而是两种文化不可调和的升级表现。作为一个见证者，梅瑞的结巴可以看成是对父辈主动接受同化表示无语或不屑的隐喻，而其离经叛道则是对“后同化”时代混乱生活秩序的直接对抗与报复。在由诸多权力钩织的宏大社会背景下，个体不论是疯狂反抗还是认同，都是权力的牺牲品。个体生活在层层交错的权力网中， 处处受到权力的压迫。社会上一系列的权力规训压抑着个体的生存， 社会的道德规范和广泛认同的价值标准的约束使得个体的发展由于长期受到压制而趋向扭曲。影片中犹太文化的渐行远去和身份构建的虚化正是个人与权力博弈无果的再现。

结语

作为一部具有反思意味的电影，《美国牧歌》不仅再现了美国犹太人在文化夹缝中砥砺奋进的生活历程，而且揭示出族裔群体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无奈与艰辛，但影片并没有停留于展现个人与他者、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冲突的层面，而是在塑造个人悲剧、家庭悲剧和社会悲剧的基础上引发人们对悲剧成因的思考。面对女儿的诀别，西摩·利沃夫泪眼模糊的哽咽、随后经年的无法释怀和悄然离世，不只是对“美国梦”幻灭的挽歌表达，而更是对文化困境与身份构建无法真正融合背景下人性复归的肯定和渴望。最后葬礼上，女儿梅瑞的出现同样预示着对人性亲情本身的一种期许，但与母亲等人形同陌路的擦肩而过再次透射出文化困境与身份构建之间的悖论，而如何破除悖论才是更值得深思的。因此，《美国牧歌》不单单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悲剧电影，而更是一部引发人们反思自省、激发人们憧憬未来的当代乌托邦电影。

【注释】

①王守仁.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264.

②薛春霞.暗藏的威胁——《美国牧歌》中的社会同化对犹太民族性的影响[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4,21(04):71-75.

③高迪迪.索尔·贝娄早期小说研究[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21-22．

④汝信.犹太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90.

⑤崔化.历史观照下的美国梦与犹太身份文化变迁——菲利普·罗斯《美国牧歌》解读[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04):125-129.

⑥Gordon, M.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65-66.

⑦张聚国.美国移民的同化模式之理论分析——读米尔顿·M.戈登的《美国生活中的同化》[J].世界近现代史研究,2015(00):285-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