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慧羽

北京前门外“大栅栏”以浓厚的京味文化闻名遐迩，这条古老的商业街原名“廊坊四条”，由于此地的栅栏宽大醒目，清代《乾隆京城全图》已称其为“大栅阑”，此后一般写作同音的“大栅栏”。这里设立的栅栏源于北京曾经长期实行的坊巷制，即以相邻的若干条街巷组成封闭的“坊”，居民出入的坊门与街巷口的栅栏每天按时在早晨开启、晚上关闭，并派兵丁把守，起到维持治安、夜间防盗的作用。除了著名的“大栅栏”，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木栅栏曾经设立在历史上的北京，在清代前期西方人绘制的版画中就有对北京胡同栅栏的细致描绘：栅栏横亘在胡同口，中间留门供居民出入，栅栏外的街头行人如织，小商贩们摆摊售货，水夫推着独轮车穿行其间，共同组成了一幅生动的胡同生活图景。巡查栅栏是否损坏并及时加以修理，就成了城市管理的一项日常事务，清代的“内阁大库档案”、珍藏在皇史宬的各朝实录和根据官方文件纂修的《大清会典事例》等皇家档案类文献，记录了北京的栅栏从持续维修到最终撤废的过程，这也是北京从封闭型的古都走向开放型的近现代城市的见证。

从“内阁大库档案”的奏折谈起

清代收藏各部院奏折、题本以及其他文件的内阁大库位于紫禁城东南角，库房沿用的明代建筑日渐破败，宣统元年（1909）墙壁倒塌，不得不进行全面修缮。库里的档案被移出暂存他处，清亡后又多次转手，大量档案流散至社会。鲁迅先生所著的《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记述了中国档案史上一度沸沸扬扬的“八千麻袋事件”。经过拣选后的部分档案几经辗转来到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经过数十年整理，1986年开始陆续影印出版了《明清档案》三百多册。1995年刊行的第313册，收录了迄今仅见的一份关于北京栅栏的档案。

这份档案是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都察院等衙门奏疏的一道副折，其内容如下：“都察院等衙门谨奏：为奏明事，查五城栅栏二百八十九座，向交巡城科道督率司坊官收管；堆拨房三百二间、板棚八间，交与各营将备，动项修理，常令完整，于每年岁底查明，会同提督衙门具奏。节经遵照在案。今届岁底，例应会奏。现据巡城科道呈报，应修之栅栏俱各完整；至堆拨房三百二间、板棚八间，据南营将備呈报，均属完整，并无捐坏，各等因前来。臣等查核无异，仍饬令城营，将现在完整之栅栏、堆拨，遇有捐坏随时修理。街道厅员不时查验外，理合奏明。再，此件系都察院主稿，合并声明，为此谨奏。”[1]

北京的外城在清代也像内城一样划分为五城，从东到西依次排列为东、南、中、北、西城。这份档案中的“五城”即指北京外城，从内城看来这里又是“城外”。由巡城御史与各坊的“司坊官”负责管理当时存在的289座栅栏，一旦发现损坏或缺失须及时修理。按照惯例，每年年底要普遍巡查，逐级上报栅栏是否完整，嘉庆七年（1802）的状况看来还比较理想。实际上，这项城市管理措施由来已久，透过历朝实录与会典事例，可以更充分地认识北京内外城栅栏的变化。

《清实录》见证北京栅栏的兴衰

清代各朝实录是珍藏在皇史宬的皇家档案，由中华书局等出版机构刊行后，消除了它长期存在的神秘感。自康熙朝开始，关于设置与维修栅栏的记载逐渐增多。康熙九年（1670）四月十一日，根据兵部、都察院的奏报，鉴于北京内外城时常发生盗窃抢劫案件，责令五城御史、司坊官、巡捕营弁每日巡缉。“城外各巷口，照城内设立栅栏。定更后，官员军民等不许行走。犯者照例惩治，并著为令。”[2]内城毕竟是朝廷所在，历来防范严密，外城就成为此时加强治安管理的重点。为保障各处栅栏按时启闭，设立了专司其职的巡检官数十名，从在京的考职候选杂职人员内拣选补用。可以想见，宵禁的北京是一座寂静的城市，空中回响的只有巡城兵丁和巡检官的脚步声。

一项制度施行的时间过长，执行者难免懈怠。到乾隆元年（1736）六月，管理栅栏的五城巡检被裁撤，原因就在于“小官腐败”令朝廷忍无可忍。乾隆帝对此严加申斥：“此等之人，本系微职。一膺斯任，妄谓得操地方之权。所用衙役，率皆本地无藉之徒望风应募。遂于管辖之内欺诈愚民，遇事生风，多方扰累。甚至卑陋无耻，散帖敛分，苛索银钱。官役分肥，于地方并无查察防范之效，而司坊各官反得推诿卸咎，又安用此冗杂之员也。著将巡检概行裁革，其栅栏仍照旧交与都察院、五城及步军统领，酌派兵役看守。”[3]临时增设的五城巡检本是微不足道的官职，所招募的衙役却大多是本地流氓。他们扰乱民众、公开勒索，作为上司的巡检官又互相推卸责任，朝廷因此把栅栏重新交回常设的正规机构管理。

城里一旦出现治安问题，朝廷就会强调栅栏的作用。乾隆三十三年（1768）七月，北京发生匪徒割断居民辫子的事件。十八日降旨，命刘统勋、托恩多、英廉督饬紧急捉拿。“但闻此等奸匪，多于僻陋巷径，乘人溲便之时逞其狡计，则仍系兵役等搜查不能周到之故。至城内夜禁森严，到处设有栅栏启闭盘诘，兼以兵卒终夜巡逻，焉有踪影全无、潜入人家室之理？若奸徒敢于如此肆行无忌，则栅栏岂不成虚设？而徼巡弁兵，所司又何事乎？托恩多兼管提督，此事尤其专责。务须严饬官兵番役多方设法，上紧缉拏，并密饬各堆栅留心稽诘，一体查补，鬼蜮自无由遁形。”[4]事件发生后，乾隆帝认为，兵丁搜查疏忽使匪徒有了在小巷作案的可乘之机，而城内既有兵丁巡逻又有栅栏阻隔，发生这类怪事就是九门提督的责任了。因此，严令分布在各街道的兵役用心盘查，不能使栅栏形同虚设。

栅栏有时也是减少行人拥挤、维持街道秩序的设施。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维修文庙，里面的祭器、法物、礼器、乐器等多达千余件，搬到南北围房暂时存放。除了13名庙户看守外，管理国子监事务的兵部尚书陆宗楷请求增加12名兵丁轮班巡逻，“并请交提督衙门，饬令步军校等巡查堆拨，严管行人及附近旗民。墙垣栅栏勿得伤损，以肃观瞻”[5]，目的在于减少围观，确保文物安全。此外，每年秋季在闹市处决重犯，由刑部侍郎监视行刑，历来是“先期派委营城文武地方官，清理街道，严闭栅栏，不许闲人往来”。嘉庆五年（1800）十月十四日谕内阁，为防止本来严密的法令“日久玩生”，由都察院与步军统领衙门“一体严饬营城各员弁、兵役等，于行刑处所周围排列、严禁巡察，毋许街市闲人拥挤。并著派员是轮住城外之京营总兵，亲往巡查弹压”[6]。为减少刑场围观者如此大费周章，足证曾被鲁迅先生谴责的国人之“看客心理”是何等严重。

《清实录》显示，大约从嘉庆十二年（1807）开始，北京以栅栏为标志的坊巷制度步入了衰败阶段。司坊官与兵丁“久而生懈”，栅栏损坏、盗匪横生之事逐渐增多，朝廷虽然多次发布谕令但效果寥寥。这年十二月，给事中周廷森奏报，兵丁昼夜巡守堆拨与栅栏的制度“近年来渐就废弛，每于定更后击柝两三次，旋各闭门安寝，寂不闻声，甚或灯烛不设。内外城一律如是，以致窃案日多”，“西城一月中屡报有翻墙入室之案”[7]。嘉庆十四年（1809）十二月御史陈中孚奏报，五城各营汛听任盗贼偷窃官民来往车辆衣包，“其各街栅栏，近有朽腐损折之处，毫无关拦，以致宵小夤夜出入，乘闲滋扰。而支更各汛兵，又复相率因循废弛，外城疏懈更复视为具文。报窃之案日多，缉获之贼十无一二，所谓戢盗安良者何在！”[8]尽管朝廷表示对玩忽职守者从重惩治，但谕令本身也不免成为空洞的具文。不仅如此，嘉庆十六年（1811）五月得到奏报，北京城里早就有人私拆房屋出售砖瓦木料。原来布局严密的街巷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地，居民以此作为相互往来的新通道，“而栅门之启闭转同虚设，于击柝禁暴之义必致防检多疏。步军统领衙门专司管辖，废弛若此，咎将谁归？”[9]以栅栏为标志的坊巷制，以封闭的街巷布局为前提。这种封闭性一旦被打破，按时启闭的栅栏自然形同虚设。皇帝责备步军统领衙门履职不力，但城市街巷走向开放却是大势所趋。同年六月，皇帝谕令再次指出“各处栅栏之设并不按时启闭，虽有若无，夜间铃铎无闻、更鼓不应”[10]的事实。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明言栅栏启闭制度“近年积久废弛”[11]，尽管二十一年（1816）三月仍在命令步军统领衙门“严饬看守兵役以时关锁”[12]，实际上早已于事无补。

道光至光绪年间的实录十多次记载北京内外城栅栏之事，朝臣的奏折反复申明暮闭晨开的旧制，皇帝的谕令也强调及时修补、认真稽查，但君臣都已显得越发无可奈何。道光二年（1822）十月谕令要求“如有脱损，立即修补。毋得堆积泥秽，致滋糟朽”[13]；十五年（1835）九月又说“其各处堆房栅栏，查有坍塌倾圯，一律修理”[14]；十七年（1837）二月再提“夜间栅栏，务宜按时启闭，严诘匪徒”[15]，恰恰从反面暴露了相当糟糕的实际状况。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的奏折更是直接表明，“巷口栅栏，堆积泥土，不能关闭。傍墙颓倒，可以通行”[16]。咸丰三年（1853）九月五城御史奏请“城门内外及大街添设栅栏”，朝廷已是“窒碍难行”[17]。同治元年（1862）正月，转为由本地居民自愿办理，“各住户绅富、军民人等，急公好义者居多。如欲自行修理，亦听其鸠工建立，共相保卫，以昭严肃。地方官弁，不得从中掣肘”[18]。这就意味着官方不仅撒手不管，而且有可能阻碍修理栅栏。四年（1865）八月发出一份修补内外城栅栏的谕令[19]，却未见督促与落实。到光绪年间，一旦有人提出整修栅栏，皇帝只有“著斟酌情形，妥筹办理”[20]或“著步军统领衙门、五城御史会议具奏”[21]之类模棱两可的谕令。至于晚清推行新政之后，处在近代化探索阶段的北京，当然更不需要象征封闭的栅栏了。

《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栅栏管理制度

清朝先后纂修过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朝五部《大清会典》，记载各机构的法令条款与政事。前两部把事例附在法条之下，后三部则把事例（乾隆时称则例）另行编纂。成书最晚的光绪朝《大清会典事例》，在卷934著录了关于北京栅栏的管理情况[22]。

顺治元年（1644）确定，北京内外城大小街巷设立护门栅栏，损坏者交刑部治罪。雍正七年（1729），外城有栅栏440座，责令兵丁看守，按时启闭。乾隆年间是栅栏建设与维护事务比较频繁的阶段。乾隆四年（1739）规定，外城栅栏如有损坏，由守城军队报告步军统领，接着将公文转到工部，命令街道查勘评估，最后再派员修理。九年（1744）覆准，严禁内城以捐税形式在各旗分摊建造或维修栅栏的费用，一律照外城的方式办理。

外城的栅栏在乾隆年间已在逐渐减少，乾隆十五年（1750）查得，有29座栅栏由于两侧房屋倒塌而无法再修。乾隆二十三年（1758），责成五城三营修理外城栅栏，如果三年内倾坏，由原来办理此事的官员赔偿重修。二十四年（1759）勘定，外城有179座小巷栅栏“无裨实用，毋庸修葺”。二十九年（1764），令五城稽查外城栅栏，“栅顶仍钉木板，书写街道衚衕名色”，这是早在唐代幽州时期就采用的地名标志。三十年（1765）重申，由都察院会同步军统领衙门，每年年底奏报栅栏是否修理完整。前面所谈内阁大库档案中的嘉庆七年（1802）十二月都察院等衙門的奏折，就是在执行这项制度。到咸丰二年（1852），外城栅栏只剩下289座，远远少于雍正年间的440座。封闭的坊巷制终究要被开放的街巷制代替，清代皇家档案显示的北京栅栏的兴衰过程就是最真切的记录。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张伟仁.明清档案（313）[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B177483.

[2]清圣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三十三，康熙九年四月丁酉.

[3] [4] [5]清高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二十一，乾隆元年六月辛卯；卷八百十五，乾隆三十三年七月甲辰；卷八百三十，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丙戌.

[6] [7] [8] [9] [10] [11] [12]清仁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七十五，嘉庆五年十月癸亥；卷一百九十，嘉庆十二年十二月乙酉；卷二百二十，嘉庆十四年十二月戊子；卷二百四十三，嘉庆十六年五月壬辰；卷二百四十四，嘉庆十六年六月辛酉；卷二百七十五，嘉庆十八年九月己丑；卷三百十七，嘉庆二十一年三月戊申.

[13] [14] [15] [16]清宣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四十三，道光二年十月己巳；卷二百七十一，道光十五年九月丙申；卷二百九十四，道光十七年二月乙丑；卷三百一十四，道光十八年九月癸卯.

[17]清文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一百五，咸丰三年九月戊申.

[18] [19]清穆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十五，同治元年正月壬辰；卷一百五十，同治四年八月丙申.

[20] [21]清德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二百二十一，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丁丑；卷二百三十四，光绪十二年十一庚寅；卷二百七十五，光绪十五年十月戊戌.

[22]（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卷九百三十四，工部·桥道·栅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