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祥琬 杜祥琛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又适逢五四运动100周年，也是我们的父亲，教育家和数学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杜孟模同志诞辰115周年。我们抱着深深的怀念之情，追忆父亲杜孟模同志波澜起伏的一生，领悟其做人处事的哲理，共同思考先辈引领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父亲杜孟模，字宏远，1904年生于河南杞县，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系，1931年自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父亲自北大毕业后，陆续在北京、济南、开封等地从事数学教学，1932年与我们的母亲段子彬结婚。在开封，他一边教学，一边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按照云南大学原党委书记林亮同志所写的资料记述，父亲七七事变前是中共开封教工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父母带我们全家随开封高中南下，继续从事教学，同时在学校组织成立社会科学读书会等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和我党的抗日主张。父亲先后组织或帮助一大批学生以及他的本家弟弟妹妹（即我们的叔叔姑姑，父亲是杜家“远”字辈的大哥）几十人奔赴延安，投入民主革命与民族解放的队伍之中。

1947—1948年期间，父亲曾动员并带领一批知识分子奔赴豫皖苏解放区，参加豫皖苏建国学院的组建与教学工作，任豫皖苏区建国学院教授。开封解放以后，父亲担任开封高中的首任校长，后历任河南大学数学系教授、开封师专副校长、开封市副市长，1954年始任河南省数学学会理事长，1956年任新乡师范学院（现河南师范大学）副院长兼教务长，1958年起任郑州大学数学系教授，1958年夏当选为民盟河南省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委员和河南省政协副主席，1964年当选为河南省副省长，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父母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们被下放到河南省西平县二郎公社劳动改造。那时，父亲已是65岁的老人了，而与他相濡以沫30多年的母亲也年近花甲。母亲作为郑州大学党史教研室主任，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被揪出来批斗。他们虽被下放至西平县同一个公社，却相隔两处，不得相见。母亲在西平县受到残酷批斗后，于1969年1月28日惨死在西平县农村。父母是一生恩爱、患难与共的伴侣，母亲死后八个月竟无人告知父亲。我们给母亲的信，也以“查无此人”退回。1969年夏末，父亲从西平回到郑州后，军代表才告知母亲的死讯，还要求父亲“划清界限”。这使父亲受到严重打击，精神受到摧残，神经极度紧张。自此之后，父亲就持续头晕，走路不稳，被诊断为非出血性中风，于1974年9月16日含冤辞世。

1979年，是个让无数中国人心潮澎湃的年头。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了关于为杜孟模平反的意见和善后事宜。中共河南省委召开了隆重的平反昭雪追悼大会，为父亲彻底平反。省委负责同志在接见我们五个子女时说：“你们的父亲是共产党员，这件事只有中央和省委少数几位负责同志知道。他始终遵守党的纪律，当了几十年的无名英雄。现在省委根据中组部通知精神，决定公开他的党员身份，并在他的骨灰盒上覆盖党旗。”父亲为党做了几十年的地下工作，为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默默奋斗了一生，直到去世都没有向守在身边的家人透露过一句秘密。这是多么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啊！

我们一直都清晰地记得1979年8月19日在河南省委礼堂隆重召开的杜孟模平反昭雪追悼大会的情景。8月20日，《河南日报》头版以大半个版面的篇幅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组织部等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共河南省委、省革委会、省军区、省政协都送了花圈。我们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平静的内心蕴含着压抑不住的激动。那是父亲一生中最隆重的一次出行：披着白花黑幛的灵车，穿过长长的街道，缓缓驶向郑州烈士陵园。漫天的挽幛，肃穆的哀乐，鲜红的党旗……这些都记录着历史与时代对父亲一生作出的公正评价。父亲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父亲一生勤于操劳，忧患意识很强。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从事带领群众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看了电视剧《潜伏》《北平无战事》等以后，我们更加理解父亲的处境。我们五个子女，多年来对父亲的学生及友人进行寻访，尤其是我们的姐姐杜祥瑛，持续进行了十几年的访谈与记录。她说：“过去一直以為自己很了解父亲，十多年来我们查找了很多资料，走访了很多熟悉父亲的老同志，了解得越多，越觉得父亲可亲、可敬。对于家庭中、学校中、历史中父亲的身影，感觉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丰满了。”姐姐在北京望京的家中，存放着她整理的密密麻麻贴满各种各样小纸条的采访记录本。她告诉我们，每当她搜集到一些资料，就整理记录下来，点点滴滴汇集起来，传给天各一方的家人，大家都如获至宝。这些年，兄弟姐妹之间难得一聚，有幸团聚时总要兴奋地互相交流自己的“宝贝”。事实上，我们父亲的一生就是一本书，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就是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时间愈久，父亲母亲的音容笑貌就愈加清晰鲜活起来，已经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记忆。

一、甘冒杀头危险，坚持真理和信念

父亲少年时代在杞县进步知识分子孟墅垣开设的私塾读书，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天演论》等进步书籍，聆听过恽代英等的演讲，认定“民主”“科学”的真理和理想。

1923年在开封二中学习期间，父亲和后来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同学吴芝圃等人利用暑假回到杞县，发起成立了两个组织：一个是风俗改良社，试图从社会风俗方面，革除旧礼教、旧习惯，达到改革的目的。另一个是读书会，组织青年学习社会科学的进步书籍，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向导》《新青年》等刊物。1924年夏，父亲等人将读书会改为社会科学研究会，进一步学习和研究中国革命问题。该组织总部设在开封二中，父亲在同学中开展反帝爱国运动。

1925年，父亲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一书及中共北京大学党史这样介绍父亲：杜孟模，1925年由马培义介绍入团，任北京大学共青团支部书记。1926年初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27年上半年担任北京大学党支部第九届书记（前几任北大党支部书记分别由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范鸿吉、苏怡、陈宝符、张经武、段纯担任）。1927年9月至12月，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的严峻时刻出任中共北平市东城区委书记。1928年夏至1929年春又再次担任中共北京大学党支部书记。从父亲这一段时间党的工作变化，可以知道他那时工作的艰难与顽强。我们清楚地记得，父亲曾讲述过他在北大与陈望道先生、裴文中先生、楚图南先生的交往与友情;讲述过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裴文中先生对北京周口店猿人的发掘与发现，以及楚图南先生的博学多才与文史造诣。言语之间流露出父亲对于那段斗争经历的深刻记忆，对那段往事的激动情怀和对于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同学的怀念。

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当天，父亲组织同学们一起去天安门参加游行示威大会，反对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府，被前来镇压的军警打伤，他腿上的一处伤疤就是那时留下的。我们的母亲段子彬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她就和父亲并肩站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的前列。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父亲在开封高中任教，他冒着生命危险组织开封高中师生示威游行，声援北京的大学生们，声援一二·九运动。他组织采取“卧轨”抗议行动。此后，北大学生会与开封高中建立起了联系。原北京矿业学院老教授顾德麟先生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这件事是杜孟模先生组织领导的。当时敢这样做，他是冒着杀头危险的。我很敬仰他的勇敢正义、不畏强暴的精神。他有胆识、有能力，把开封高中的部分教师引导到这条革命道路上来……”

1935年末，中共河南省委成立中共开封市教职员支部，父亲作为该党支部主要负责人，在学生中进行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原山东省科委党组书记、离休干部章柯同志回忆说：“1937年秋冬，胡乔木、李春芳派我到开封给杜孟模先生送信，请他动员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到延安去。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杜孟模先生的宣传动员下，开封向延安输送了不少革命青年。”当时党的地下组织经费十分困难，父亲把家中仅有的几十块银圆都交给组织，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1936年夏，通过党内同志张宇瑞的介绍，父亲接待了来到开封的北大同学王实味。此时，父亲以在开封高中教书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斗争和组织联络工作。父亲见到王实味，回忆起北大时的生活，王实味愤懑地倾诉了被粗暴处理及脱党的经过，并表达了重新回到党内的渴望。父亲让王实味先参加一些党的外围活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经过父亲和范文澜先生等人的帮助，到1937年5月王实味经受了组织考验，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于10月奔赴延安。此事对王实味，以及许多人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父亲的胞妹杜宁远和堂妹杜启远、杜凌远、杜翠远是当年延安很有名的“杜氏四姐妹”。总参正军职离休干部、原副总参谋长李天佑将军的夫人杜启远后来回忆说：“1935年底，大哥得到国民党要抓人的消息，马上通知我们迅速转移。他是长兄，他的进步思想对我们很有带动作用。我们姐妹后来去延安投身革命，都与他的影响和宣传分不开。”父亲最小的堂妹杜静远回忆说：“大哥从北平回来开封，就立即组织和发动进步青年投身革命。他是家里的老大，很有感召力，他首先将家族里十几个弟弟、妹妹组织起来宣讲革命真理，动员他们投奔延安、投奔光明。在他的鼓励下，家族的这十几个孩子先后奔赴延安。后来他们中出了不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重要领导。”杜静远回忆道：“家里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十几个弟弟妹妹奔赴延安前大家的一张合影，想想当时场景中的那一群年轻人，再看今朝，正是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全家随开封高中南迁，时称逃难。我们先后在南阳镇平县石佛寺、内乡县夏馆镇等地辗转奔波。那些年，父亲与党组织以及李秉之、王兰西、王锡璋、郭晓棠、林亮、杜征远等同志保持着联系，一直坚持在开封高中等学校的进步师生中开展活动，组织大家阅读进步书刊，担任辅导老师，积极宣传民主科学思想等革命真理和党的抗日主张。到1942年，这些进步社团的成员曾发展到200多人的规模。父亲他们的活动及在学校和学生中的影响力被日伪势力及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引起他们的极度不安。1943年初，父亲和一批学生在内乡县夏馆镇被敌伪特务组织“伏牛山工作团”逮捕关押。父亲由于身份没有完全暴露，经党组织和开封高中进步师生等多方营救最终获释。

父亲一出狱，就号召和组织同学们“依靠群众，团结自卫，最大限度地孤立日伪帮凶（指当时学校里的青洪帮头目）”，同时要他周围的学生和友人“做好准备，远走高飞，到解放区去”！在他的鼓励和引导下，许多进步学生先后奔赴延安，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奇，水利专家、高级工程师薛松等先生，对于在开封高中时的这段经历记忆深刻。

抗战胜利后，父亲带全家回到开封，他先后在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河南大学任教，在此期间继续与进步师生一起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他亲自指导河南大学工学院学生创办《钢铁》杂志，并化名发表文章，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在师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7年3月，父亲根据党的要求，与王毅斋、李俊甫等共同组织成立河南民盟地下支部，并秘密向豫皖苏区输送人才。这段时间，父亲一直与党组织保持着紧密的单线联系。当时河南党组织的负责人吴芝圃、刘杰，以及曾杰光、李秉之、郭晓棠、杜征远等同志都到过父亲在开封青云街和双龙巷的家（今杜孟模故居），有的还在此居住过，这里以大学教授寓所作掩护进行活动，有的会议也是在我们家召开的。

我们的大哥杜琳（杜祥琳）1948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在回忆文章中记述了下面一段往事：

1948年10月25日，开封解放第二天，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宣传部部长、开封市委书记的吴芝圃轻装简从来到我们家。

我们家的早饭历来较早。这天早饭后，父亲就吩咐孩子们去把院子的大门打开，到外边看着门。孩子们把厚重的木门打开，骑在龙头石墩上东张西望。正值秋高气爽的季节，街面上人不多。大约8点多钟，三位军人来到我们家门前。前面的中年人，中等身材，黑红面庞，身穿军装，但没扎腰带，没打绑腿，脚蹬一双黑布鞋。后面两位像警卫员的年轻军人全副武装。孩子们飞奔回后院，边跑边喊：“解放军来啦！解放军来啦！”三位军人随后进了院子。父亲从堂屋兴奋地迎出来，他是个重感情的人，见到来人后立即伸出双手眼泪顿时滚了下来，回头对身后的家人说：“这就是吴芝圃同志。”

父亲和吴芝圃是老同学、老同志。从杞县老家读私墅，到开封二中上新学，从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到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父亲虽然比吴芝圃年长，但对吴芝圃非常敬重。父亲对吴芝圃的到来，心里边或许早有预期吧！但阔別十余年，一个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一个南征北战、历尽枪林弹雨，今日得重逢，怎么能不激动呢！

那次见面吴芝圃请父亲继续以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身份工作。从此，父亲更积极投身于组织委派的工作，主持开封高中的各项工作，还参与了开封市第一届人民政府的建立和省政协的筹备工作。姐姐杜祥瑛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那时的父亲精神异常振奋，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几岁。”

二、为民族复兴教书育人，桃李芬芳遍天下

父亲从北大数学系毕业前，1930年参与了法国人古尔萨所著、现代数学重要基础理论教科书《解析数学讲义》引进中国的工作。父亲的老师、北大数学系教授王尚济先生是该书的翻译，父亲负责该书中译本的“译校”。北大毕业后，父亲长期在开封高中和几所高校从事数学教学。

从20世纪50年代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父亲的工作岗位虽有多次变动，但一直没有离开教育事业和统战工作第一线。他在争取团结教育广大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组织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后来的很多评价都说父亲一生都是双肩挑的。他从没有脱离过他热爱的数学专业和教学业务。即使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无论工作和社会活动如何繁忙，他一直都在大学（河南大学、新乡师院和郑州大学）的课堂上讲授高等数学课程。

如今，聆听过父亲传道授业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其中有不少人已是知名度很高的学者或高级干部。这些当年的学子对父亲都怀着真诚的敬意，给予深情的赞誉，使我们深受感动。

原新乡师院的同事曾回忆说：孟模先生教了一辈子高等数学，人称“杜大代”（指大代数），但他依然率先垂范，始终认真准备教案，从不懈怠。当我们晚间检查学生宿舍时，总能看到他的灯仍亮着。他常说：“课要常讲常新，上课绝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上好每一堂课是教师的天职。”

“文革”前曾任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的叶向忠回忆说：“孟模先生平时经常帮助、接济清贫的穷学生。我毕业后投奔革命没有路费，就是杜先生慷慨解囊，把他多年的积蓄拿出来给我作了盘缠。孟模先生每到关键时刻都对我们关怀、支持。他不仅书教得好，而且为人正直谦虚，人品高尚，接触中自然使人产生一种仰慕之情，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1936 年杜孟模抱着大儿子杜祥琳

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李纬质说：“孟模先生从不摆架子，总是平易近人，与学生交朋友。他大气、平等、有亲和力，与学生建立了亲密和谐的关系，在师生员工中有很高的威信。他对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总能循循善诱，耐心指导，从不发脾气。”

离休老干部李中说：“孟模先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能把枯燥的数学讲得趣味化、生活化，使学生易于接受。他还非常尊重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精神，鼓励学生探索解题的新思路、新方法。一次考试中，一位同学在解题时采用了一种与课本上不同的便捷解法，杜老师破例给他打了103分。这件事在同学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和震动。”

中科院原外事局局长、曾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的郝汀1936年毕业于开封高中。几十年后他回忆道：“孟模先生当年能用英语授课，数学又讲得很漂亮。他和蔼可亲，循循善诱，治学态度严谨，培养出许多优秀人才，我至今记忆犹新。”

1931年，北大数学系毕业班集体照，前排右二为杜孟模

著名眼科专家、河南医科大学教授张效房回忆当年上《三角学》课的情景：“孟模先生那标准而流利的英语发音，深入浅出的阐述，不仅使同学们紧张的心情顿时舒缓下来，而且有力地吸引了我们。同学们对他的课都很喜欢，抱有浓厚的兴趣，树立了学好数学的信心。”

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勉回忆说：“我非常尊重杜老师，无论是他政治上的进步思想，还是他的学识，教学上的认真负责精神，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对我一生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恒德说：“孟模先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当时教我们《解析几何》，对我帮助很大，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非常好的师长。我以后考上名牌大学又公费赴美留学，都与开封高中打下的数学基础分不开。”

许多当年的学生都谈到，父亲是学养笃实、谦和敦厚的长者。他有明确而一贯的教育思想，即“素质教育第一”，引导学生养成好的思维方法，培养高尚的人品和道德，走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道路。教学之余，还组织成立文艺读书社、英文读书社、艺社、剧社等，长期担任社会科学读书社的导师。他教导学生：“兴趣各人有所侧重，但专业不可偏废。涉猎知识要广泛，但数理化和社科人文基础都要打牢。”他反对學生“死读书、读死书”，还要求学生养成勤于劳动、锻炼身体的好习惯。

曾在《河南日报》工作24年的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张一弓是1949年入学的开封高中学生，他少年时代受到文学熏陶，对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1950年他在开封高中读二年级时写了一首叙事诗，获得全校文艺比赛第一名，父亲当时是开封高中校长，就鼓励他，介绍他到《河南大众报》和《河南日报》任记者、编辑，一做就是30年。张一弓于1956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1960年因短篇小说《母亲》受批判而辍笔20年。1980年后，他发表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等获得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张一弓在《杜校长送我远行》一文中回忆道：“孟模先生在开封高中任校长期间看出我是搞创作的苗子，就鼓励我写作、写诗作画，亲自推荐我去报社工作。”张一弓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深情写道：“当时我向杜校长深深鞠了一躬，离开了给我留下那么多美好记忆的开封高中。我常常想起，离开母校时我曾回过头去，看见杜校长还站在礼堂门前望着我。在我未完的人生旅途中，杜校长还会望着我的……我要走得更好一些，不负他的希望。”

三、好家风是子女健康成长的基石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回想起来，父母亲一生培育而形成的家风，是我们五个子女健康成长的重要基石。

杜祥琬的儿子毛大庆有一次问起杜祥琬：“祖父为什么给您起名‘祥琬呢？”杜祥琬沉思片刻回忆说：“你爷爷给我们五个子女起的名字都是斜玉旁，他就是希望我们都能像良玉一样，质朴而富有内涵。”毛大庆还曾问起杜祥琬：“那您认为，祖父对您有哪些重要影响呢？”杜祥琬说了三个字：“爱、简、勤。”

“父亲的爱就是爱国，爱家乡，爱事业，爱学生，爱家人。”在抗日战争战乱中出生于南阳的杜祥琬（南阳，又称宛）至今还记得儿时在内乡县夏馆镇生活的那段艰苦的岁月：当时日寇紧逼，地处深山的夏馆也不得安宁。夏天的晚上，父亲和母亲常带着几个孩子，坐在残缺的石头寨子上，领着他们吟唱《满江红》《伟大的吕梁》。“伟大的吕梁，伸出你的拳头，把敌人消灭在我们的土地上……”就这样轻声地哼着。有时双手情不自禁地握成拳頭，沉浸在悲壮的战斗氛围中。姐姐杜祥瑛清楚地记得父亲在逃难的途中仰天听着枪炮声，大骂日本兵的情景。

我们清楚地记得大哥随十八军进藏的那段时间，家人各自报告所听到的部队进藏消息，父母和我们还一起学唱：“二呀嘛二郎山呀高呀嘛高万丈……”

我们记忆中的父亲是多才多艺的，他酷爱京剧，常常和母亲吟唱京剧名段。父亲又爱好文学艺术，文史造诣颇深，家中藏有古今中外的大量名著。父亲言谈之间古诗名句随手拈来，日常生活中也常给孩子们讲一些有趣的寓言故事或笑话。

父亲尤其喜爱中医、重视中医，也是中医的实践者。由于家里孩子多，且常年处于颠沛流离中，家里人生病一般都是父亲用中医施治。父亲存有《本草纲目》和名医张锡纯的《医案辑录》等一些中医实用书籍，经常是到需用时“现发现买”。父亲对于中医的思想方法十分赞赏，主张“追因施策”，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杜祥琛至今对父亲批评某些医生“机械唯物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等印象深刻。

父亲很爱孩子，也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对子女的缺点和弱点，他会一针见血地指出。父亲在杜祥琛初中时送给他两个字：“沉稳。”杜祥琛至今铭记于心。我们的父母都十分慈祥、亲切，从未打骂过孩子。当孩子们到了中学时，遇有不顺心的事情情绪波动，父亲就总是叮嘱说：“一个人不要得失心太重。得失心重了不痛快就多了。”他还经常向我们讲述诸葛亮《诫子书》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道理，使我们受益匪浅，铭记终生。

父亲是一个感情很细腻的人，虽然他不多说，但我们随时可以感受到他体贴入微的关怀。1948年，当时只有14岁的大哥杜琳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父亲大力支持，可毕竟大哥年纪小，父母心里也确实牵挂。大哥随南下部队解放南京后，寄回来一张在南京总统府拍的照片，父亲看了又看，摸了又摸，脸上是笑容，眼里却噙满了泪水。这张照片父母亲一直珍藏着。

父亲很注意培养子女朴实勤劳的作风。杜祥琬在北京学习期间，有一个暑期曾回到郑州，父亲跟他提起要不要到农村看看、待上几天。杜祥琬欣然同意利用假期在郊区农村焦家门大队与农民一起干农活。

在我们兄弟姐妹几十年的记忆中，我们家一直都是非常简朴的。事实上，父母从来都把自己视同于普通老百姓。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省里派人给家里送来一套沙发，当即被父亲拒收。因为在那个年代，老百姓家中很少用沙发。父亲说：“我不想特殊，沙发一坐一个坑，我不胜享用……”在“文革”前，父亲配备有工作用车，但他乘车从不进生活区的院子。他常说：“我看到路边人走路时，要躲着我坐的车，给我让路，我心里很不舒服……”家里有几个木制的书柜，放满了书，却没有一个衣柜，父母穿的外套就用衣架挂在墙上，为防尘土，上面搭一块布。

翻看家中的旧照片，父亲布鞋长衫、面容清癯，总是端端正正地站着，如同一棵苍劲的大树。在他瘦削的肩膀上，似乎总是扛着诸多沉重的责任，即使牵着最疼爱的儿女笑意浮现，也让人感到内心的宽厚与凝重。

其实，生活中的父亲有很多快乐的时候。当他听到有同志被营救的消息传来时;当他将一批又一批革命青年送往延安等革命根据地时;当他把着儿女的手临帖书习汉字时;当他与我母亲共同哼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时……

我们都还记得父亲生前经常念叨的几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他总是教育子女要有“事业心、责任感”，“事情要做就要做好，要么就不要做”。他总是讲：“说话做事要顾及后果，要想到自己言行的后果和责任。”他总是鼓励孩子们专注于专业上出成果：“不要老是在场上瞎跑、要进球！”

父亲“活到老学到老，勤奋持之以恒，从不懈怠”。1961年，杜祥琬在莫斯科留学时，父亲虽是年高德劭的名师，还要参加繁忙的社会活动和担任领导工作，可他常要杜祥琬为他购买最新出版的英俄文数学书籍，连续多年都在学习研究《泛函分析》《拓扑论》和《测度论》等较现代的数学理论。杜祥琬在莫斯科留学的五年中，父子之间书信往来不断，经常研讨数学的专业问题。一次放假回家，父亲还鼓励杜祥琬继续自学好英语，还时不时地用英语和杜祥琬探讨问题。这都体现着父亲不懈的求知进取精神。

父母的五个子女中杜祥琛是最小的，也是在父母身边生活时间较长的。他从小就感受到父亲关爱基层百姓、关心弱势群体，与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父亲一贯平易近人。无论在工作的学校，还是在家，都十分尊重周围的群众，与他们平等相处。小时候的记忆中，父亲对于传达室门房、理发师、清洁工、炊事员等从来都十分热情，不仅见面招呼，还总能记起对方的老家是哪里，嘘寒问暖，听说邻居谁家有困难，总是想方设法接济，丝毫没有校长、教授、“当官的”的架子。

父亲的家国情怀是留在杜祥琛心中最深刻的印记。从小父亲就向我们讲述许许多多胸怀祖国、胸怀黎民百姓疾苦的名人事迹，嘱咐我们要“立足本职、放眼世界”。

杜祥琛的记忆中，父亲十分讨厌“浮夸作风”，讨厌“张狂做派”，在家里无数次地听他讲，做事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小时候就听父亲讲过“竭泽而渔”的寓言，思想上树立起“长远计划、持续发展”的理念。

父亲曾经到河南陕县大营参加土改，曾经到河南长葛县和尚桥视察“四清”，他多次讲起那里发生的事情，总是说“要尊重农民自己的意愿，不能冒进”，还多次讲“农民都很务实，他们看的是事实和效果”。

父亲十分痛恨“吹牛”，痛恨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瞎指挥”。杜祥琛曾无数次地听他念叨过一副对联：“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办法多。”

在我們兄弟姐妹五人的记忆中，我们的家总是融洽而和谐的。无论是在颠沛流离的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年代;无论是奶奶在世时的三代同堂，还是仅有一个孩子在身边的清静时期。“父母在，家就在。家，总是温馨的”。我们兄弟姐妹从父母那里感受到的只有慈祥和疼爱，我们从未在家里听到过吵嘴的声音，有的就只是玩耍嬉闹，或者一家人的说笑。

父亲是一个孝子。爷爷杜元圃是杞县的秀才，抗日战争期间病逝于开封。我们的父母亲对奶奶尤其孝顺。在杜祥琛的记忆中，父亲几乎天天都要单独去奶奶房中问候奶奶。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食油等都限量供应，母亲总是千方百计关照奶奶的饮食，顾及奶奶牙口不好，即便只是诸如葱花面条或者酸汤泡馍之类，也一定要做到奶奶喜欢、爱吃。母亲和奶奶之间几十年都十分融洽，从没有过“拌嘴、别扭”的事情。

1969年夏天，父亲从西平回到郑州，由于精神受到摧残，夜夜难眠，饮食极少。后因神经极度紧张头晕跌倒后骨折，卧床不起。当时的生活供应、医疗条件极差。父亲又属被打倒的对象，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环境下没有请人护理照料的可能。当时大哥杜祥琳在部队，姐姐杜祥瑛在北京工作，杜祥琬身负国家重要责任。杜祥玙和杜祥琛与父亲同住在一间房中，共同照料父亲。子女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争取一切条件为父亲安排生活，求医治疗、针灸治病。杜祥琳、杜祥瑛、杜祥琬都挤出时间多次从外地回郑州照看父亲。杜祥琬给父亲解决了“残疾车”，杜祥瑛帮助父亲解决久病卧床造成的便秘。即便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我们给父亲讲故事、说笑话、聊天，天气好时抬他到户外晒太阳。尤其令人难忘的是，1974年春节，杜祥玙、杜祥琛全家与父亲一起吃年饭共度佳节，父亲十分高兴，满脸喜悦的笑容。那段时间是“文革”以来父亲最为愉快的时光。此期间多位老同志老朋友，包括王兰西、杜征远、郭晓棠、段佩明、谷树楷等都到家里来看望父亲。在那种环境下，老友相见，大家都十分激动。

杜孟模子女五人

父亲晚年，我们兄弟姐妹对他悉心照料与看护。在后事处理中，我们遵照父亲遗愿将父亲的积蓄作为党费交给组织。父亲对我们的教导以及父母培育酿就的良好家风，鞭策我们五个子女在不同的岗位上努力工作，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积极贡献。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放眼望去，父亲和无数先辈们为共和国亲手栽下的无数幼苗，如今已是绿满中原，绿染神州，蔚然成林了。他们一生为之奋斗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如今，祖国的面貌已焕然一新，国际地位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人民生活已非往日可比。回顾父母亲那一代人的奋斗历程，让我们更加懂得了新时代的使命和责任，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编辑 叶松）

作者：杜祥琬，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琛，曾任深圳西部港航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