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为了父亲的追思会，我和母亲来到北京。

在北京的十天左右，我经历了无数事。原本无意录下，近日看到一档有关诗人卞之琳的节目，往事重回，二十年前的情景一一萦绕。

东四东罗圈11号北楼2402室

我们手拿着这个地址让中国作协的司机一路开到这里。

记得此处并不好找，司机转了许久，才开进胡同，说：“大概就是这儿吧。”

我环顾左右，一边是灰色的墙，另一边是四五层的楼房，也是灰蒙蒙的。母亲下车走进门洞，而我，因腿脚不便，仍坐在车上。

我在等待。

这之前，几次问询有关部门，说想在京时，看望父亲的老朋友卞之琳、戈宝权，得到的回答居然是：他们活着还是死了，都不得而知。但最后经我们多方打听，更拗不过母亲的坚持，终于有了这一趟拜访。我们都不能确定能否见到本人，所以我先在下面等。

等待许久，母亲下来了。随母亲一同下来的，还有一位阿姨。她快步走到我面前，亲热地抱一抱我，直呼我的小名。母亲在一旁告知，这位是戈宝权太太梁丕兰，让我称她梁阿姨，并告诉我说，卞叔叔和戈叔叔都见到了，卞叔叔前不久刚摔过跤，把头摔坏了。听说我在楼下，执意要下来看我，被母亲好歹劝住。而住在隔壁的戈叔叔躺在床上起不来，梁阿姨是一定要下来看我的。

总算完了母亲的心愿。而那个时期，这两位著名的作家居然仿佛被世人遺忘了。

卞叔叔当天送了一本书给我的母亲，书名就是《卞之琳》，那是台湾《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中的一种，由“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赠书的字迹一如他的为人，规规整整。

之后，我与他通信，曾为了父亲的辞世四十周年向他约稿。因为在舒乙先生的帮助下，《新文学史料》愿意给出几个版面由我支配。他很快就给我回信：

南南：

很高兴接到你的信，我现在手抖得几乎完全不能写字，但是我还是亲笔跟你谈几句。上次你和你母亲来看我，我因年前一次晚间在院门房处取报纸信件回楼，在三四层间犄角处摔倒磕破头，流血不止，到医院急诊，幸尚未伤及颅骨，缝了六七针，以后家里人不让我下楼，没有能下楼来送别。

我一直还没有写过追念你父亲的文字，只记得一年我到上海由巴老陪去你父亲的坟头敬过一束花。我一直想写一点当年你父亲坐镇北海前门东侧三座门十四号《文学季刊》编辑部的热闹情况，苦于记忆的头绪乱了，现在你写了二万字的年谱，好，希望接我信后复印一份寄我，使我能核正一些细节。我精力不济，想把大致情况，写个千字文流水账也罢。祝好，问候你们全家人。

之琳

6月18日

回信不由外文学所交，直接写

邮编 100010

北京东四东罗圈11号北楼2402室

又：如你写的年谱已寄舒乙同志，请即函告他复印一份寄上列地址。

章洁思

1994，我的北京之行

读到他说手抖写不成字（但仍给我回信），还有，信上那愈来愈小的字迹，我实在于心不忍。想像他的摔跤，那封闭在楼上的生活，我实在不忍心再请他写稿。他信中提到当年三座门《文学季刊》的热闹情况，不知怎地，我眼前立刻呈现他怎样兴致勃勃，摇着那台他从国外带回的留声机，和父亲、巴金，三人围拢着，看唱盘旋转，听西洋音乐;还有他们奔来忙去在那小小的院落里除草种地，当看见种子在土地发出细细的嫩芽，又怎样地欣喜若狂！那时候，他们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热血、抱负在胸中沸腾。卞叔叔虽然沉默寡言，但他喜欢音乐，内心充满诗情。那时候，还有他暗恋的张充和时常来三座门找父亲。见到心仪的女孩，他心中是不可能不激起涟漪的，一定幸福感满满。唉，只是一场暗恋，一场单恋，竟持续那么多年，由此可见卞叔叔的人品。

多少年过去了。妹妹去美国定居时，母亲嘱她有机会去看望在耶鲁大学的张充和女士。那年正值我的外甥考取耶鲁，妹妹一家三口就去拜访。没想到头一次见面，充和姨就一把将我的外甥亲热地搂在怀里，反复仔细看，说是很像我的父亲。之后，她与我妹妹熟若家人。相处久了，有一回妹妹问她：“你怎么嫁给外国人，一个人跑到这么远的外国来？”她回答说：“国内没人要我呀！”妹妹立即说：“卞之琳……”她回答：“他不算。”

……

北京医院

追思会前，为了看望父亲的老友，不止一次去了北京医院。

这是临行前，巴老反复关照的。他怕我们人生地不熟，还吩咐在京的马宗融之子陪伴我们前去。

在北京医院见到昏睡中的冰心姑，听说我们到来，她睁开眼，说了句：“靳以是我弟弟，我很爱他！”也去看望了夏衍，又去看了父亲最早的老朋友曹禺。一见到我们，听说父亲的追思会要在北京开，他急得在屋里转圈，不停地说：“我现在出不了医院，怎么办？怎么办？”最后让陪护他的小白拿出纸笔，要写几句话。他先用毛笔写，写了一半，又要用钢笔写，仍然写了大半张，无法写下去了;后来决定口述，让我记录。他在屋里来回踱步，我埋头坐在书桌前……很快口述完毕，我念了一遍给他听，他点头签字，这才坐下来，与母亲叙旧。

然而，最难以忘怀的是陈荒煤叔叔。

荒煤叔的病房在一楼一隅，门口贴着“重病谢绝探望”的字样，非常安静肃穆。我和母亲止步门前，那张纸条令我揪心，站了一会儿，我很快离开了。母亲没走，我知道她还想争取进去看看。但我不一样，我不喜欢强人所难，尤其是重病者，我更不忍打搅。我已快走到医院大门，母亲才匆匆赶来。她先是埋怨我怎么走得那么快，说是荒煤叔听说是我们探望，他立即招呼母亲进去，听说我也去了，说要看看我;但母亲出来，早已看不到我的人影。

1934年靳以（左）与卞之琳摄于三座门大街十四号

他躺在病床上，对我们问长问短，对父亲的深切情谊溢于言表。母亲告辞后，我们还没有回到住处，他的一封亲笔信已经送达。至今回想，泪水又旋在眼眶。

以下是信的全文：

肃琼女士：

我因病住院，不能参加会议，感到非常遗憾！

靳以先生是我尊敬的老作家、老编辑、老主编。我1934年在《文学季刊》第三期发表的短篇小说《灾难中的人群》就是经巴老寄给靳以，由他决定发表的。以后来信约我再为《水星》月刊写一篇短篇小说，我就此赶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刘麻木》寄去。他还来信鼓励我，认为人物形象生动，希望我继续写作，我这个二十一岁的小青年也就从此开始了我的小说创作生涯！

靳以在编辑《文学季刊》《水星》《文季月刊》《收获》时，不仅自己创作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还要看大量的稿子，他在发现、关心、培育青年作家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对三十年代和建国初期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文学工作者应有的崇高品德，应当学习的楷模！

所以我把靳以当作我的老朋友——其实他是我尊敬的一位老师！所以我虽然年逾八十，但仍然深深怀念这位可尊敬的、为人亲切忠厚、热衷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老师！

祝纪念会圆满成功！

并祝您健康长寿，全家安康！

陈荒煤

1994.11.11

“什师可学”

这是那几天发生在北京医院的另一个故事，我把它单列出来是因为父亲生前与赵朴初并无什么交往，而我，也是第一次见他。

手里是一幅宝贵的字：“什师可学”。在朴老的病房，我第一次听到“鸠摩罗什”的名字，并荣幸得到赵朴初先生的赐字：“什师可学”。

之前，我并不认识赵朴初先生。会前，父亲的老朋友周而复叔建议我请朴老为父亲写一幅字，我回答说：“我不认识他，怎么办？”而复叔说：“我可以为你写一封信，你带去他不就认识你了！他现在正在北京医院住院。”我正好要到北京医院看望好几位父亲的老友，就这样鼓足勇气去了。

之所以说“鼓足勇气”，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更不要说去“求字”。朴老的病房离电梯很近，我站在门口，诚惶诚恐。只见一位老太太向我走来（后来得知是朴老的夫人），问清我的来意后，诚挚地对我说：朴老正要外出开会，他实在没有空，对不起了。我也知道自己太唐突，所以立刻转身离开了。过了几天，因为还要看望父亲的旧友，所以又去北京医院。记得那天看完父亲的朋友，站在电梯前等候电梯时，忽见赵夫人在不远处向我招手，而后又走到我身边，让我去见朴老，并对我说：今天朴老是有空的。不知是否因为我拄拐杖的样子让她动了恻隐之心，所以她给我这样一份机缘。

我跟着她走进病室，只见慈眉善目的朴老坐在一张小桌子前，待我自我介绍后，他一口答应为父亲写字，接下来便亲切地问询我的工作、生活等等情况。当他得知我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做英文编辑，便说要讲一个故事给我听。于是，我就听到了这位东晋时后秦的高僧，中国古代与玄奘、真谛齐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名字。

讲完故事，他又请夫人拿出笔墨，在我的小本子上，写下了“什师可学”四个大字，并落下名款，钤上印章。

这真是意外的惊喜。

在我的生命中，曾经遇到过几位博学的长者，那都是可遇不可求的。那些长者，真有“听其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这个“博学”，绝不是表面文章，而是实实在在的学问。朴老是佛学界的大学问家，有幸坐在他的对面聆听他讲述故事，真是我一生的造化。

他的夫人在一边告诉我，朴老就是愿意跟年轻人在一起。家里总是聚拢着众多的年轻人。后来我与儿时好友重逢，她在北京念大学，因为改了名字，所以多年联系不上，她也是当年聚在朴老家的年轻人之一。她送给我一本《南小栓胡同一号》（朴老的住址），是那些年轻人在朴老逝世二周年编写的一本纪念集。我读到“前言”中赵夫人写的话：“朴老的朋友老、中、青都有。老年人固然谈得来，青年人也愿和他谈，甚至六七岁的范澄志也可以和他玩得很开心。直到他晚年住院疗养期间，只要当年这些年轻人去看他，他就非常高兴。而且一谈起话来往往就忘却了时间和疲劳。”

那天朴老和我这个首次遇见的“年轻人”确实谈了很久，他完全不像住院的病人。此后，我虽然没有学习“什师”埋头翻译，但是我开始写作，并围绕父亲所在年代做了许多研究整理工作。退休以后，也沒有停下。

每当看见小本子上“什师可学”这四个大字，北京医院与朴老相对而谈的一幕。栩栩如在眼前，这样的机会真是可遇不可求！

那几位形影不离坐在一起的与会者

刚到北京，父亲的复旦学生，当年的“得意门生”诗人邹荻帆就来造访。他与母亲多年不见，见面时便互相唏嘘感叹。他指着我对我说，小时候常来抱我。那是什么年代啊！必定是在抗战时期的重庆郊外，内迁的复旦大学。读过他们好几个人的回忆文章，除了邹荻帆，还有姚奔、冀汸等，他们讲述黄桷树，讲述那儿的小桥，讲述父亲为他们签字担保贷金入校，讲述打早饭时为防稀饭烫伤，父亲给他们顶在头上的“稀饭”大衣，讲述父亲亲手煮红烧牛肉给他们打牙祭，讲述父亲安排他们的文章发表，当然，讲述最多的还是他们无比热爱的诗，他们办的《诗垦地》。

这次为纪念父亲，邹荻帆写了充满深情的长诗《红烛之歌》。因为当年父亲的散文《红烛》，就是首先贴在学生们办的壁报《文艺垦地》上的。

就这样，他与母亲交谈甚久。之后话锋忽然一转，谈及将要召开的追思会。在问清楚参会的人员后，他提出绿原的名字，说是后者很希望能够参加。一时间，母亲和我都有点愣了。

绿原，很有名的名字，那是胡风案给予的印象。

但是，我们却不熟悉，不知道他也曾是父亲的学生。

那天，在会上，很显眼的，有几位与会者一直形影不离坐在一起，他们是：绿原、许觉民、牛汉……（邹荻帆没有参加，他去外地开会了，他请他的夫人高思永来会上朗读了他的长诗。）

绿原先生作了长长的发言。令我吃惊的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我到重庆复旦，首先是投奔靳以先生来的;没想到靳以先生已被解聘，到福建去了，于是，我就投奔了胡风先生。”

他的发言对父亲充满崇敬，充满感激;句句真切，发自内心。

他提到自己的处女作由父亲发表在《国民公报》副刊《文群》上的兴奋，父亲给他亲笔回信，那信末的一句话他记了一辈子：“相信生活会教育你。”他说，“这句貌似平淡的话，对于我几十年的坎坷生涯，实在产生过近乎预言的警惕作用。”

尤其提到被征调中美合作所那一段，当他不想去报到，欲回复旦继续求学之际，父亲得知他已被暗令通缉，且通缉令已到达学校，于是立即让冀汸火速告知。这样，他才离开复旦，逃脱追捕。他说，否则，他的后半生便难以想像了。

发言中，他几次泪下，也感动了在座的许多人。

最后，他说：“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出席人数不算多……但气氛反而显得亲切而温暖。我不禁动情地谈了以上几件往事，并擅自代表未能从外地莅会的老友冀汸和曾卓，向先生遥致迟到的悼念。”

那是1994年11月的一天，室外下着鹅毛大雪，室内却有“一盏灯，在心里，又红，又亮，又热，烤我寒冷的心”（牛汉语）。

那是父亲点的灯，灯还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