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荣

四方机厂的“二月大罢工”

1897年11月7日，德国帝国主义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远东舰队司令棣利士率领“柯莫兰号”等巡洋舰袭击胶州湾，14日强行登陆侵占胶州湾。清政府慑于德国的淫威，1898年3月6日派李鸿章、翁同龢与德国公使海靖签订丧权辱国的中德《胶澳租借条约》。1899年6月14日，德国在青岛建立“山东铁路公司”，9月23日开工修筑胶济铁路。1900年10月，在青岛四方村海云庵南侧修建为胶济铁路服务的“胶济铁路四方工厂”（后简称“四方机厂”），这是青岛当时最大的机械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取代德国占领青岛。日本人占领四方机厂后，监工蹂躏压榨工人比起德国人更为残酷，不仅任意打骂工人，还放出狼狗撕咬工人。工人们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为自身争得权益。他们利用民间同行业者组织行会团体的旧习俗，以“崇敬祖师，互敬互助”“提高工人人格，辅助路务进行”为名，积极在厂内串连，将厂内的鲁班会、老君会、油匠会等小团体联络在一起，于1923年1月，成立了有数百名技工参加的“圣诞会”。

1923年春，共产党人邓恩铭受中共济南党组织派遣，到青岛筹建党团组织。到青岛后，邓恩铭先在《胶澳日报》任副刊编辑，利用职务之便积极宣传马列主义;8月，与早期到胶澳商埠督办公署任职的中共党员王象午一起建立中共青岛组，邓恩铭任书记;接着，邓恩铭通过王复元（后叛变）的关系，与四方机厂圣诞会会长郭恒祥等人取得联系，10月被聘为该会秘书，以该厂为中心开展工人运动。青岛党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就是从改造四方机厂圣诞会开始的。

1924年3月28日，王象午进入胶济铁路四方机厂任绘图员，平时就住在工厂西公司职员宿舍。邓恩铭经常以《胶澳日报》记者的身份深入该厂和日商纱厂，推销《向导》《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指导工运。7月，按照中共党章规定，中共青岛组改为中共青岛独立组，组长是邓恩铭，成员有王象午、延伯真、郭恒祥、孙秀峰，独立组由中共中央委托济南党组织领导。

1924年10月间，邓恩铭在党设在四方的秘密活动点三义小学召集四方机厂30余名工人积极分子开会，总结圣诞会的经验教训，动员工友正式组建工会。会上，他在谈到当前工人运动时强调指出：“学生有学会，商人有商会，工人也应有工会，我们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如果不组织起来，就像一盘散沙，受人欺侮，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圣诞会为工人办了许多事情，得到工人拥护，但也有缺点，就是组织不严密，入会手续不慎重。这次组织起来就叫工会，决不让工贼和坏领班参加。凡愿意参加工会的要有两人介绍，一定要签名盖章，只有这样，工会组织才能严密些，才能更有战斗力！”他的讲话对工运积极分子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会后，他们立即分头到五个车间开展活动，真是一呼百应，秘密参加工会的工友达800余人，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许多工运积极分子迫切要求入党，中共青岛独立组先后发展傅书堂、纪子瑞等11人入党，加上王象午、郭恒祥，此时四方机厂有党员13人。是年10月26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孙秀峰任书记。此后，团青岛地委又积极在四方机厂、内外棉等纱厂发展进步青年入团;至年底，该厂有傅友松等11人加入青年团，成立了团青岛地委第五支部，支部书记为傅友松。1925年春，邓恩铭根据中共四大修改的党章规定，将四方机厂党小组扩建为中共四方机厂支部干事会，这是该厂第一届党支部。

邓恩铭

1925年年初，北京政府交通部和胶济铁路局的江浙系，与山东督办张宗昌等地方势力和胶济铁路局山东派之间，围绕胶济铁路运价等问题矛盾尖锐化。山东地方政客、资本家和路局内车务总长马廷燮、机务处长孙继鼎和日人大村卓一等人提议酝酿2月8日晨在胶济铁路全线罢运，以达到“驱阚赶朱”（“阚”指胶济铁路局长阚铎，“朱”指副局长朱庭祺）的目的，向交通部示威。王象午获知消息后立即向邓恩铭汇报，他们研究后认为：共产党在山东的力量还不能控制胶济铁路全局，其全线罢运主动权不在共产党的手中，四方机厂的工人应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和当局内部的裂痕，提出自己的纲领，也同时举行大罢工。并派傅书堂、丁子明等人和路局地方派首领谈判参加罢工的五项条件，即：以后厂中关系工人事件，须与工会交涉;恢复以前因办工会被除工友之工作（之前郭恒祥被开除）;不分领班、工匠、学徒、小工均一律增加工资三元，并改日计为月计;工人和员司享受同等福利待遇，要发煤和房金，每年发给两次来回免费联运通票;速发年终应得奖金。

当傅书堂等人找到厂长杨毅并递交“五项条件书”后，杨毅只是支吾应付。傅书堂等人见杨毅做不了主，立即到路局找山东地方派首领马廷燮等谈判，由于双方代表的立场和利益不同，谈判破裂。随后他们立即向邓恩铭等人汇报，共同研究对策。在场的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王尽美稍作考虑后说：“我们和他们合作本是一种手段，谈判破裂了也好，这正表示我们工人自己有充分的力量。我们和他们谈判破裂，是显示工人有信心，而且他们还要和我们商量，不要小看了自己。此次罢工成功对我们有好处，搞不好就将责任推到他们身上。”他的分析，极大地鼓舞了工运积极分子的信心。

2月7日晚，邓恩铭在四方三义小学召开四方机厂全体党员和工运积极分子参加的秘密会议，对罷工进行部署和动员。他说：“仅仅由铁路沿线工人罢运，势必因战线长而显得力量分散，只有在四方机厂发动声援罢工，配合铁路沿线的斗争，才能以强大的声势迫使铁路局向工人做出让步，从而争得罢工的胜利。”并提出要求：行动必须迅速，铁路罢运后，咱就紧紧跟上！会上，还成立了工人罢工委员会，由邓恩铭总负责，傅书堂、郭恒祥、丁子明等具体负责，下设宣传队，伦克忠任队长，纪子瑞任纠察队队长。

海岸路18号中共青岛地方支部旧址

2月8日零时，胶济路局全线罢运开始，车、机、工、电等瘫痪。清晨，四方机厂的工人也开始了长达九天的大罢工。罢工宣传队在伦克忠带领下到工人中散发传单，进行口头宣传鼓动;纠察队在纪子瑞带领下，到厂周围和各车间之间的要道上放哨巡逻，严防不法分子乘机捣乱。在工人罢工期间，罢工委员会在每个车间成立一个工会支部，下设若干工会小组。每个工会支部选出代表组成全厂工人委员会，在锅炉车间的地下室设立厂罢工指挥部。

当胶济路局罢运到第三天时，山东军务督办郑士琦以“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公署”的名义，派镇守使施从滨前来查办，谕令即行开运，并派山东兵工厂厂长李钟岳随同前往暂为该铁路局局长事务。2月11日，李钟岳在武装护卫下，指令全线恢复通车。

胶济铁路全线恢复通车后，因路局未答复厂工会的条件，工人们不畏高压，继续坚持罢工，不过也有人开始动摇。为此，在2月11日晚上，邓恩铭在三义小学召开工运骨干大会。他说：“咱们只要团结起来，罢工的目的就一定能达到。”同时，又分析形势，认为在斗争中，支部成员和骨干应冲锋陷阵，站在斗争第一线，组织发动群众，对大家进行教育帮助，只要罢工继续，厂方和路局肯定会妥协。接着，这些骨干又深入工人中去宣传、组建小组，从而稳定了绝大多数工人的情绪。各小组进行讨论后明确表示：不达目的，绝不复工。当罢工坚持到第七天时，李钟岳派警務处长景林率路警荷枪实弹到工厂企图胁迫工人复工，被工人严词轰走。到第九天，李钟岳会见工人代表傅书堂等人，答应了大部分条件。当丁子明将情况向邓恩铭和王尽美汇报后，他们认为：不是一次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要适可而止，只要达到百分之六十的条件，就是胜利。经研究决定第二天复工。于是，厂长杨毅与工人代表傅书堂双方签字后，工会下令上班。

胶济铁路总工会四方分会罢工胜利纪念合影

2月18日，四方机厂工会在机车车间前面召开罢工胜利大会，工友们燃放鞭炮，敲锣打鼓欢迎郭恒祥等四人重新回到工厂上班。伦克忠到东镇照相馆请来照相师傅，为大家合影。在大会上工会代表还宣读了《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全体工人罢工胜利宣言》，记述这次罢工及其胜利的简要经过，最后呼吁：“各地工友们，我们要通通地团结起来，从此，我们要互相提携，共同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之道。全国工人团结万岁！工人阶级的胜利万岁！”接着，正式成立了“胶济铁路总工会”。丁子明任委员长，孙义昌、伦克忠任副委员长，傅书堂、纪子瑞、韩文玉等17人为执行委员。总工会会址设在四方村海云庵大庙旁，下设青岛、高密、坊子、张店、济南、四方机厂六个分会。中共山东执委派刘俊才（刘子久）、铁路总工会派罗章龙等人到会祝贺。这是在共产党人直接领导下，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取得的第一次较大的胜利，将青岛工人运动推向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刘少奇亲临四方机厂西公司指导工人运动

“二月大罢工”取得初步胜利后，既振奋了本厂工人的斗志，也极大地鼓舞了日商大康纱厂（新中国国成立后为青岛国棉一厂）兄弟姐妹们为争取生存权利斗争的信心。1925年3月，他们选派李敬铨等人与四方机厂工会秘密联系，酝酿成立工会，4月19日该厂工人开始了第一次大罢工。4月21日，四方机厂工人为支援大康纱厂罢工而举行怠工;23日至24日，日商内外棉（新中国成立后为青岛国棉二厂）、隆兴（新中国成立后为青岛国棉三厂）约5500名工人也加入声援大康纱厂罢工的行列;25日，日商铃木丝厂800余名工人准备罢工;29日，日商钟渊纱厂（新中国成立后为青岛国棉六厂）5000余名工人参加罢工……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工人运动提到了中共山东和青岛党组织的面前。

5月4日，邓恩铭被当局逮捕并于11日被驱逐出境。中共山东地委急派王用章（后叛变）来接替邓恩铭，他也于8日被当局绑架。中共中央又急派刚从苏联回国的李慰农到山东工作。李慰农，安徽巢县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深造。李慰农化名王伦，到青岛后就住在王象午处，首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日商纱厂的工人运动，其次是成立中共青岛地委，但工潮迭起急需党组织领导，很难在短时间内组建起地委。李慰农为不影响对日商纱厂工运的领导，在征得山东地委同意后，以四方机厂的共产党员为主，成立中共四方支部干事会（是中共青岛地委的雏形），书记：李慰农，干事：傅书堂、丁子明。由共产党人领导日商纱厂工人坚持斗争，直到厂方签字同意工会提出的九项条件，于10日晚10时复工。

1925年5月1日至7日，傅书堂、伦克忠代表胶济铁路工人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期间，他俩将胶济铁路四方机厂以及日商纱厂等工人罢工斗争情况，向新当选的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做了汇报，全总非常重视。大会结束后，他们陪同刘少奇乘火车于中旬冒雨赶到四方机厂王象午的住处，正好李慰农在召集四方工运骨干商量纱厂下一步的罢工计划。刘少奇认真听取了李慰农的汇报：在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的影响和鼓舞下，纱厂的工人也积极行动起来了。这里日商纱厂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仅两三角钱，还要扣除房金，给领班送礼后，吃窝窝头的钱都不够了。工人有了疾病得不到医治，生育也没有产假，10天不到厂里上班就要被厂方开出，因工致残得不到抚恤。幼童和裹足女工就更惨了，常遭凌辱……虽然之前通过傅书堂、伦克忠的介绍，刘少奇对斗争情况有所了解，但在听取李慰农的汇报后他仍沉痛地说：“这里的工人生活格外苦啊！”

李慰农又简要地说起了4月19日至5月10日纱厂工人的斗争情况和党员的教育学习情况，刘少奇听后说：“很好！很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为自己谋利益，这是不可阻挡的伟大力量呀！工会是工人的台柱子，有了台柱子，腰杆就挺起来了！”刘少奇还很关心工人学习理论刊物的情况，他问：“《向导》每期能来多少份？还能看到其他刊物吗？”有的答道：“还能看到《中国工人》《新青年》《唯物史观》等，但有些看不懂。”刘少奇说：“不懂不要紧呀，可先由有文化的同志念给大家听，然后再讨论思考，多学几遍就弄懂了！咱们干革命，光有武不行，还得有文，文武双全了，才能战胜敌人！”对于党的建设的情况，刘少奇说：“党的建设非常重要。党组织必须要有战斗力，必须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和遵守纪律的教育，不然就会成为散沙。目前，党支部不仅要注意纱厂这样的大厂，还要把周围小厂的工友也组织起来，以四方机厂为大本营，扩大青岛的工人运动。在工作中，目前一个阶段，仍要打着民族革命的旗号，但必须要掌握好党的领导权！”“敌人决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可能正在筹谋新的反扑。我们共产党员要站得高、看得远，要准确地认清时局，特别是目前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新老军阀都得找靠山，我们绝不能因为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革命运动的高涨，就掉以轻心！日本纱厂很可能再次爆发罢工，敌人必然要镇压。这一点，希望你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性！”刘少奇还简要地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重点谈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

临别时，刘少奇对丁子明等人再三叮嘱：“你们工会刚成立不久，还很年轻，今后若有问题，要靠党组织来解决，有困难，可写信给我。”刘少奇在青岛住了两天时间，与李慰农等人共同商讨对敌斗争的大计，直到中央来电后，才匆匆离开青岛。

“青岛惨案”发生后的工人运动

劉少奇

当青岛日本纱厂的工运在中共四方支部干事会的领导下，坚持罢工22天后，由日本驻青岛领事馆领事芳泽和青岛商会出面调停，日本厂主与工会代表签订了复工条约，5月9日复工。然而奸猾的日本人出尔反尔，拒不执行承诺，5月24日挑起事端开除李敬铨等51名工会代表，唆使当局用武力解散工会;25日，胶澳商埠警察厅厅长陈韬奉命包围大康纱厂并强行摘下工会的牌子。日本人和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上万名工人的强烈不满，工人们再次举行停车罢工，以示抗议。日本人恼羞成怒，向北洋军阀政府施压。日寇急令“樱”“桦”两艘驱逐舰于28日下午驶抵青岛泊在前海并鸣炮示威，同时下令在本国佐世贺港“管内”等舰待命增援。这样，在中外反动派的联手下，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工人的大屠杀开始了。28日晚，胶澳督办温树德亲率军警2000余人荷枪实弹开进四方工业区，于29日凌晨3时30分许包围堵截大康、内外棉、隆兴三个纱厂及工人宿舍区。他们“站在楼上，拿着枪朝人群放，中弹的遂一个个地倒在地下，鲜血喷流，染遍了内外棉的青草地”，这伙中外反动派连童工和妇女也不放过，有的被当场打死，有的还没有咽气就被抛入海中，场面惨不忍睹。这就是惨绝人寰的“青岛惨案”，又称“五二九惨案”。在这场惨案中，死难者8人，重伤17人，轻伤无数，78人被捕，数百人被通缉，3000余名工人被遣送回原籍，三个纱厂的工会和胶济铁路总工会被封闭。

李慰农

“青岛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等纷纷发电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罪行。《向导》等报刊也纷纷揭露敌人的罪行。李慰农写信向刘少奇汇报，6月中旬刘少奇回信并寄来中华全国总工会捐款200元、北京学生会捐款2000元。

5月29日上午，四方机厂工运骨干伦克忠、韩文玉两人先到青岛大学找到罗荣桓、张沈川等学运骨干商讨揭露中外反动派罪行的事宜，并决定第二天全体学生罢课，学生连夜刻印5000余份传单于5月30日上街散发，还赶排话剧进行演出声援。6月初，伦克忠等人沿着胶济铁路，向沿线群众揭露敌人的罪行，同时进行募款募衣，募到银圆58元、衣被21件。

在中共四方支部干事会的领导和协调下，6月初成立了以工、学、商界组成的青岛“沪青惨案后援会”，会员有4249人，伦克忠任会长。9日，全市万余名中等以上学生统一罢课游行;11日，5000余名学生集合游行;14日，各界群众大游行，将青岛的反帝反军阀运动推向高潮。6月14日上午9时30分许，随着一声声“呜！……”汽笛长鸣声，胶济铁路总工会在四方机厂整装待发的2000余名工会会员四人一排，在丁子明一声“出发”令下，先导队手执国旗及上书“胶路总工会援助沪青被惨杀同胞”的白匾走在前面，紧紧跟上的是宣传演讲队，随后是工人游行队伍，队伍从工厂向中山路进发。每人左臂裹有一块印有“工”字标记的白布，右手持书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惩办杀人凶手！”等字的小白旗，由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大家高呼口号前行。因这天是星期日，游行队伍所到之处，民众纷纷加入，到正午时游行人数已达万余人，“蜿蜒而行，旗帜蔽空，观者如堵”。而胶澳商埠和胶济路局自知镇压不住，派军警和路警“保护”跟随，实则是监视。游行队伍在大窑沟附近遭到陈韬带领的武装军警强行阻拦，他们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借口不让队伍通过。傅书堂逼近陈韬严正驳斥：“这里不是俺中国人的土地吗？能让日本人居住，为啥不让咱过去？难道爱国有罪、声讨杀人凶手犯法吗？”陈韬等人理亏气短，连连后退。在他们后退时，伦克忠高呼：“工友们，冲啊！”游行大军突破军警设下的封锁线，一直向日本人居住的聊城路一带前进。最后，游行大军来到了警察厅门前请愿，而此时市民越聚越多。伦克忠等人声泪俱下地控诉揭露中外反动派制造“青岛惨案”的真相，要求严惩凶手，释放被捕工人，赔偿损失，为死难者报仇雪恨。市民们听到伤心处，纷纷解囊相助。控诉请愿结束后，游行队伍由警察厅经大港，直到下午四时才返回工厂。这次游行不仅有力地声援了“青岛惨案”死难者家属、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也狠煞了日本人和国内军阀的威风，并开创了青岛工人阶级由厂内斗争走向社会斗争的先河。在青岛和济南等地各界群众抗议声中，被捕的李敬铨等人于7月1日在济南被释放。

反动当局与日本人互相勾结，极力破坏青岛市各界群众的团结和联合，商界隋石卿、马堂华等人动摇媚日。鉴于此，中共四方支部干事会决定学生会和工会退出“青岛各界联合会”。7月6日，以四方机厂工会为主成立“青岛市工界联合会”。16日，青岛学生联合会和胶济铁路总工会等21个团体在青岛大学成立了青岛“各界外交促进会”，得到北京学生代表的大力支持。《青岛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在报上发表声明援助受难工人，揭露敌人的残暴罪行。7月19日，膠澳商埠警察厅慑于爱国群众的压力，释放了在“青岛惨案”中被捕的69名工人。

但中外反动派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从5月底至7月20日，日本三家纱厂不仅裁减了4500余名工人，还故意延长工时、随便打骂工人。22日夜，大康纱厂工头又借故将一童工的头部打得鲜血直流，不省人事。当工友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悲愤交加，找厂方理论，而厂方不予理睬，工人们遂于23日凌晨2时举行罢工，内外棉、隆兴等纱厂的工人也纷纷响应，这是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第三次同盟大罢工，罢工工人发表《青岛日商纱厂工人被迫罢工宣言》。山东督办张宗昌于7月24日到青岛，与日本驻青领事方泽等人互相勾结，向工人举起屠刀。7月26日，张宗昌命令尹德山带领大批官兵镇压纱厂罢工工人，先是封闭胶济铁路总工会和“沪青惨案后援会”，接着捣毁四方机厂工会和各纱厂工会，然后是在四沧区戒严。他们逮捕胡信之、李慰农等10余人，下令通缉傅书堂等60余人。27日，张宗昌令任锡吾包围四沧区一带，逮捕孙义昌等20余人。29日凌晨，李慰农、胡信之二人经严刑拷打审讯后被张宗昌下令秘密杀害于西镇团岛荒礁沙滩处。

伦克忠

隐蔽下来的傅书堂立即派于伟功连夜赶到济南，向省委负责人尹宽汇报后派伦克忠、韩文玉和孔宪春、盛兴泉分别赴京沪，揭露中外反动派的罪行，寻求社会各界支援。伦克忠和韩文玉于8月1日到达北京，先找到山东籍的国民党元老王乐平，然后与北京学联取得联系。中国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多次到伦、韩住处了解情况，发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为胶济铁路总工会被封事通电》，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驻京办事处发表《为奉系军阀张宗昌、李景林惨毙工人、学生檄告民众书》。在中共北方组织的关怀和北京学联的帮助下，伦、韩二人还到段褀瑞执政府递交请愿书，他们利用一切机会奔波于工厂、商会、学校、报社等处，揭露军阀张宗昌等人的罪行。

8月6日，北京学联帮助伦、韩二人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向到会的30多个团体进行演讲，散发由北京学联起草的《胶济铁路总工会代表为奉系军阀张宗昌在山东枪毙工人首领及新闻记者告北京民众书》4000余份。罗章龙还带领伦、韩二人找到李大钊汇报，呼吁援助。8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合发表《为南京青岛的屠杀告工人学生和兵士书》，声讨张宗昌的罪行。8月16日下午2时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北京各界暨各团体追悼青沪宁各地被杀诸烈士大会”，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日本共产党代表崛一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各界40余万人参加。胡信之的老母亲、胶济铁路总工会代表伦克忠、青岛学联代表彭明晶、天津纺织工人代表等在大会上发言，悲痛地控诉中外反动派屠杀工人的滔天罪行。北京大学学生会根据伦克忠的演讲，编印出《张宗昌祸鲁十大罪状》在群众中散发，并刊登在天津《益世报》上，将声援求助活动推向高潮。

各地的抗议活动使得张宗昌气急败坏，他密派其副官王某带着特务张斌奎等于8月25日到北京与当地军阀褚玉璞勾结，于27日上午8时许闯进伦克忠、韩文玉住地，将他俩逮捕押回济南。9月6日深夜，伦克忠英勇就义，而韩文玉因年小陪决后坐牢两年后出狱。伦克忠虽然英勇牺牲了，他的墓碑矗立在青岛山上，革命精神永存人间！（编辑 杨琳）

作者：四方机厂史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