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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二次元时代

2019-07-26李学辉

星火·中短篇小说 2019年4期
关键词:张萍

李学辉,笔名补丁,甘肃武威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第二十八届高研(深造)班学员,甘肃小说八骏之一。有作品发表于《中国作家》《钟山》《北京文学》等刊,并被《小说月报》选载和参加全国名家小说巡展。出版短篇小说集《1973年的三升谷子》《绝看》《李学辉的小说》,长篇小说《末代紧皮手》《国家坐骑》等。现供职于武威市文联。

我叫王二狗。这个名字很滥。这个滥名字我一直用到进城上初中时才改换。我这个很滥的名字很有时代感,也存在现场感。缘由与我出生时的经历有关。

出生的那天,天气怎样,我不知道,我妈知道。我妈说那时天好天坏与她们关系不大。平田整地,下雪下雨,能参加劳动的人都要战雨斗雪,一个都不能缺席。我妈挺着肚子。我不说大肚子,是那时的农村妇女怀孕时肚子不会太大,家穷,连吃个鸡蛋都成奢望,没油水,只能靠本能的营养来维系胎儿的生长。我妈拉着架子车,连喊肚子疼,邻居婶子赶过来,扔了架子车,拽着我妈就跑。到家门口,我妈扳着门框,脸色煞白,邻居婶子冲进小偏房,扯掉炕上的那条惟一的破毡,把我妈拽抱到炕上。

嗞溜一声,我便来到了人世。

就这么简单。

松了一口气的邻居婶子望着空得能亮出人影的缸底,叹口气,跑回家挖了半碗小米,摇醒我妈,让她看了数量。按乡俗,产妇的第一口粥必须是小米粥,能刷洗肚胃中的污秽。邻居婶子到了伙房,锅灶干净得让她心悸,她去自家的房中抽了几根柴,数了一下,抱到了小偏房,让我妈看清柴数,便开始熬粥。

香气令我妈真正睁开了眼睛,望着我光着的身子上的那些花纹,那是竹席硌的。她脱下衣服,包裹住了我。

我的世界便有了遮罩的东西。

把小米粥盛到那只有缺口的碗中,邻居婶子说我该去上工了,你悠着点吧。记住我的小米和柴禾,別忘了还我。

便走了。顺便带走了我家丢在院门口的一把铁铲。二指宽,木柄。

喝了半碗粥,我妈坐起来,看到我家大黑狗生的刚三天的那只小白狗栽下了门槛,爬起来,望着炕上还不如它乱动的我。我妈知道它是闻到了小米粥的香味,便倒了一滴到地下。小白狗伸出舌头舔着,我妈鼻子一酸,把奶头塞给了我。

我咂了半天,没一点奶。

我妈抽了一根竹席薄片,蘸了小米粥,往我嘴唇上抹去。我伸出舌头,舔着,小米粥中的悠长岁月滑进了我的咽喉,我的肠胃中终于有了一点人间气息。竹席薄片头上有一点咸味,我本能地抗拒,一摇头,竹席薄片戳到了脸上,母亲一惊,看到了她滴到竹席薄片上的泪水。泪水和小米粥不和,小米粥进嘴,泪水掉至炕上。

好多年后,我妈向我诉说时,我才知道,我第一口吃的是泪奶。

我妈让我进城上学的想法,像风中的落叶一样干脆。她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离开乡下。吃水困难,修河垒坝,交粮催款,没食喂猪等字眼每天从她的嘴里奔出,蹦蹦跳跳在院中、炕上。昏暗的煤油灯下,她补着摞了补丁的衣裤,那些补丁像夏收后的麦田,褪色的不规则的地块里蚂蚱们都不再光顾。黑的夜色包容着我妈的诅咒,让我妈把针线拉得好长。针在她耳梢的头发上划一下,稳稳地落在该去的地方。圆的方的补丁在本来磨出毛边的衣服上像方格纸上的字那么憋屈。我听到针线麻雀般在叽叽喳喳,在缺少食物的田野里排成一行,集体抵抗饥饿。

饿醒的我听到了我妈坚定的声音:“让二狗进城上学。明天你去派出所,给他改个名字。”

“改成什么?”我爹翻了一下身。

“王二木。木头的木。”

我一晚上就好像城里人起来。

我爹到大队开了证明,找了人去派出所改名字。办证的民警瞧着那盒烟,点了一支,说二狗和二木有啥区别呢?便拧开笔,将狗字涂了,旁边写了一个木。一落上名章,我爹抓过烟,放进了口袋。民警把抽了一半的烟噗地吐了出去,吼一声:滚。我爹便滚了出来。

那盒烟又伴随着我爹来到城里的一所中学,它是刚从小学改制的。校长笼罩在工字牌卷烟的氛围中,满屋都是呛人的味道。我爹在烟雾中将那盒烟放到桌上。校长问了我名字,裁了二指宽的一条纸,用毛笔写了自己的名字,让我们去报名。

我爹再没拿走那盒烟。

那盒烟名字叫燎原,是当时很紧俏的一种烟。

我改变自己命运的进程就此开始。

那时普通人家的孩子改换身份最靠谱的途径只有两种:女的嫁城里人,男的进城上学。

我上学的年代是白面和黑面掺杂而食的时代。学校允许学生以面换饭票。每个月头,我们从农村来的孩子便扛着一袋面,趔着腰走向后勤处。我们基本上不抬头,让面袋子遮住我们的面部。称了面,换了票,我们会到学校操场旁的一个树林里,很仔细地叠了面袋,将衣服上的面吹落,然后走向宿舍。

我们没有一个人像大白鹅那样昂着头,从容地走过校园。青春像肩头上的面一样洒落,我们瞧着那些矿区、地质队的子女们公牛或天鹅般蹚过我们的心河,饭盒敲出的声音是那么的沉闷。

我家离城区30公里。坐车有一个老候车点,叫冯家园子。月初,我妈会在我带去的面袋里盛好面。若我爹在,便用自行车托了,送到候车点;若我爹不在,我妈就用架子车拉了面袋,送至候车点。然后,他们就走了。车少,他们没时间等,地里有的是活。

那趟车很挤。在车门口的台阶上,我一只脚踩着,一只脚悬空,那袋面委屈地蹙在我腿边。我旁边站着一个高个子男人,怕面袋染了他的裤子,往里抽着腿,很快,他的腿又被别人挤了出来。车到南关,有下车的人。那个男人将我一推,一脚踹向面袋,面袋掉出车门,我也和面袋一样滚下了车门。

车里笑声一片,司机将车门一关,开走了车。

面袋的系绳被扯松,半袋面倒在了地上。

我抓起面袋追赶那个男人。那个男人的脚一踏上城里的土地,便自信起来。

我截住了他。

那个男人望了我一眼,一脚又踹向面袋,面袋松软,弹了一下,他撇撇嘴,我听到了一声“乡里人”。他穿过街,又望了我一眼。

我提了面袋,跑向下车的地方。那堆面在风中起舞,我双手刨着面,往袋里装。几个长头发、穿喇叭裤的人围着我,一个用尖头皮鞋一踩,面四溅而飞,他说脏了他的鞋,让我用袖子擦干净。我瞧见了他腰里的那把刀,替他擦了鞋。他把自行车往前一送,飞步跳上车,骑马一样离去。跟着他的人哄笑着,也跑了。我扎了面袋口,和着一包泪,扛着面袋,一步一步朝学校走去。

从南关到车站,从车站到学校,我走了多长时间,不知道,当那轮被我们称作夕阳的东西回到它应有的地方时,我看到了校门。

校门一点也不亲切。

我倒在了宿舍的床上。

两天没有上课的我让同宿舍的赵恺有点慌乱。他背了我的面袋去后勤处替我换饭票。管理員称了面,他抓起面袋把面倒向面柜后。管理员大骂起来,让他把面捧出来。管理员看到了面中的柴草和小石子,还有,藏在面袋底的黑面。

赵恺把面袋朝我床上一扔,骂了起来。说我简直不是人,面中掺杂黑面,还有石子和柴草。

我爬起来,背起面袋回了家。我没有坐客车,沿着那条柏油路一直跑。

那袋面,似乎没有了重量。

唯一一次,我妈没有发火,她捡拾掉面中的石子和柴草,和了面,蒸了一笼馍。她把馍袋挂在我肩上:家里面不够了,怕你饿着,我才掺了点黑面。想念书,进城去。不想念,回来种地。我正愁没个放羊打猪草挣工分的。

每月到学校交面换票的时候,比现在上飞机过安检还要严格。管理员让我把面倒在一大面盒中,用擀面杖搅拌。他嘴里叼着烟,拿着擀面杖,似乎从面中搅出了无数的快感。我紧盯着烟头,怕烟灰掉在面中,他又找茬。烟灰软软地塌腰,晃动着要掉下来,他一笑,把头一偏,烟灰掉在地上。他笑,我不敢笑。没有柴草、石子、黑面。他吆喝一声,那种长音和自得和当铺里的伙计喊出的声音相仿。

我提了空面袋,来到操场旁的树林里,在树干上拍打着,附在面袋里的面蚊蝇般飞动。我眼前又出现那辆车,我看见那只脚向我飞来,先被踹下车的是面袋,而后是我。面袋被挂在一枯树枝上,我一扯,面袋被拉开了一条口子。我扯下面袋,坐在树下。上晚自习的铃响了,我叠了面袋,走向教室。

教室里一片喧哗声,没有人望我一眼。

周六下午,我到了南关。到了那个高个子男人踢下面袋和我的地方。我沿着那个高个子男人离去的方向,一路揣度着他的走向。巴城很方正。南关朝东一拐,小巷子一个挨挤着一个。三道巷。九道弯。我在三道巷口一站,望着高高矮矮男男女女的城里人,他们匆忙地穿出巷口,走向大街。自行车的铃声鸽哨般充盈着小巷,曲曲弯弯的回音附在墙壁上,蜗牛般爬行。

“你待在巷口干什么?”

“找人。”

“是亲戚吗?”

“是。”

这是个悠闲的老人,女的,手里挎着一竹篮。竹篮被刷得清亮,篮中的鲜菜有点发耷。

“是男人还是女人?”

“男人。”

“个子高还是矮?”

“高。”

“腿走路是不是有点跛?”

“不知道。”

“你真的在找亲戚吗?”

“真的。”

“你不知道人家姓什么,叫什么,有啥特征,怎么找?三道巷的人我都认识,个子高的也多,就是不知道你找的是哪个。”

“奶奶您忙,我等着。”

她叹口气,走了。

天下起了小雨。积了一周灰尘的树叶在雨中发出了悦耳的响声。我站在三道巷口,在雨中瑟缩。来往的人多,三道巷大多还没有铺砖或铺柏油。雨水浇淋的巷子,人在歪扭地走着。一个高个子走进巷子,他身影的自信吸引了我。我冲进巷子,拐进两个弯口后向他迎面走去。我把鞋狠命踩进泥水中,弄出的响声吸引了他。他望了我一眼,我从他的眼神中读出了那种蛮横。他瞪我一眼,我缩了脖子,靠在了墙边,让他走过去。他拽打衣袖的姿势很狂放,没有矜持。他走了几步,又望我一眼,拐过了一个弯。我抬高脚,在弯口望着,跟了上去。过了三个弯口,只听门咣当一下,我加紧脚步跑过去。一座门楼在巷子里兀立着,木大门上的一个铁环还在摇动。一个烟蒂努力地挣扎在雨中。我看了一下门牌:三道巷183号。

我完全忘记了天还在下雨。我索性沿着公路跑了起来。三十多公里的公路不拒绝雨天,不拒绝脚步,也不拒绝我的兴奋。

他姓骆。叫骆世俊。在糖业烟酒公司上班。任科长。

那位老奶奶对我说:在三道巷,那可是头一家。人家吃的白糖比小米贱,抽的烟那个香,他一进巷子,我们就知道是人家来啦。

东风贴着地面刮。雪密得像堆在谷仓里的谷子一样。像谷子一样大的雪粒把我当作一棵树,斜斜地吹打。我立在三道巷中,看到告诉过我信息的那位老奶奶弓着腰前行。她手里的网兜中躺着白菜,我赶上前去,接过了她手中的网兜。她盯了我一下,才松手。巷子里的雪都堆在墙角,白出一种威猛。她推开门,从我手里接过网兜,拍上了门。我刚转身,她叫住了我,看到我还穿着一双单布鞋,鞋口已湿,叹一声:可怜的孩子,你不是找亲戚的,你是找亲人的。莫不是老骆在插队时插出了你?你放心,哪天见到他,我和他说道说道,让他认了你。

我逃离了三道巷。学校里人多,雪堆得少,我回到教室。上晚自习的少,火炉旁坐着两男一女。女的叫张萍,男的是余浩基和汪世友。余浩基和汪世友打赌,谁能端着茶缸烧滚一茶缸水,谁就赢一周的早餐票。汪世友咧咧嘴,余浩基手捏茶缸把,将茶缸对着炉口。汪世友用火棍捅了几下炉底,几点火星迸到余浩基手上,他呲了一下牙,绷着脸。我看到他绷着的脸上有汗珠掉下,在火炉上小豆般转着圈,蹦了几下,消失了。张萍平静得像菩萨,端坐着,看着余浩基手中的茶缸。

水终于开了。余浩基把手中的茶缸扔了出去,跑入雪中。他把手伸进雪堆中,搅动着。我听到了张萍的脆笑声。

她是矿区子弟。余浩基和我一样,来自农村。他兄弟多,家里能让他进城上学,就像老倭瓜晾在窗台上过了冬一样不容易。我之所以把这三个人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那个夜晚,余浩基的内心和他伸进雪堆中的手一样。雪也不会疼爱他。若干年后,余浩基大学毕业后回到巴城,和张萍结了婚。过了几年,患肝癌去世。汪世友则做了巴城的副县长。一次碰到我,他叹道,张萍,在余浩基死后,竟然没掉一滴眼泪。我问他们有无孩子。汪世友说,有,是抱养的。张萍不和余浩基同床,余浩基便抱养了他弟弟的一个孩子。

那不更可怜。

谁知道呢!汪世友看了一下表:該回家吃饭了。

我问原因,他说怕张萍不高兴。

从那个雪天以后,我再没有去过三道巷。我像玉米叶一样不厚实的基础让我不得不沉浸在一种视学如命的氛围中。我立在操场,背成吉思汗的陵墓所在地: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镇。背了百遍,我凯旋了。连同高尔基的原名:马克西维耶齐·彼什克夫一样。我用笨功夫征服了这两个令人头痛的名字,令我的历史老师和语文老师惊奇地把粉笔头掼在了桌上,说像王二木这样的人都能记下这么拗口的东西,你们,嘿!他们的语气像一个模型中拓出来的,几乎不差分毫。

我搬离了学校宿舍,寄宿到一远房亲戚家。对我来说,不再到学校后勤处交面粉换饭票,就像挂在树上的苹果遇到太阳一样爽泰。

再次回到巴城时,我已成为巴城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占着弄出的那点文字名声,我很快融入了一个新的方阵。在有了一官半职后,我——王二木,又找到了三道巷。

三道巷狼藉在破砖烂瓦中,老城区的改造像挖葱,只要这片是种葱区,一律开挖。在尘土飞扬中,我看到一座砖瓦房顽固地立着,便冒了土尘查看:三道巷183号。

我笑了。随行的人问局长你笑什么?

我没有应答。推开了院门。

院里坐着一老人。他看到我,眼里凸出一丝惊恐,又合上了眼。

他叫骆世俊,最早在糖业烟酒公司上班。又到了二轻局。二轻局的企业改制并转后,他便成了这样。怀里揣着二轻局的章子,说政府亏了他。他拒绝拆迁,说死也要死在三道巷。

我让人去弄一袋面来。随行的人撇撇嘴,看我瞪了眼,马上差人去附近的粮油店拿来一袋面。

放到他的面前。

随行的人说这家伙软硬不吃。

我一脚踹倒了面袋。骆世俊睁开了眼,从怀里掏出公章,呵口气,在面袋上盖了一个章,把面袋抱了起来。

我让人从他怀里扯下面袋。他望了我一眼,眼中的骄横弯了腰,有点畏缩。他抱起面袋跑进了屋。我让人推开门,拎出了那袋面。他冲出来,拎了面袋,又缩回了屋。

每天弄一袋面粉,踹倒,让他抱,让他盖章。

随行的人问,他这么老盖章也不是回事。

我笑笑:一个作废了的公章,只要他不烦,让他盖。把他抱到屋中的面提来。

那袋面又回到骆世俊面前。

我让人打开面袋口,一脚踹向面袋,面袋里的面,鱼一样冲出,和尘土搅和到一起。

我的面啊!骆世俊爬到地上,将面一把一把捧回面袋里。围观的人上前封住了面袋口,我呵斥了他们。望着他一把一把地捧面,我点了一支烟,慢慢抽吸,却无法做到像我上学时的后勤管理员那样,把烟抽成月亮和星星。随行的人问我,说他们是否也像这样,把每天买来的面袋口打开,踹倒,再让骆世俊捧面。

我没有答言,转身走了。

雨,很有耐力,一场接着一场。办公室里也雨意淋淋。骆世俊不搬迁,项目无法开工,我被诫勉谈话。骆世俊像雨一样翻飘在我心里。烟灰缸中的烟头拥挤在一起,努力着挤出最后一点烟雾。我拉门出去,没入了雨中。

巴城越来越现代化起来。这个五线都称不上的城市,气息和大城市差不了多少,都在奋力地整齐划一。雨伴随着我,和我一道沿着我记忆中的路径前行。

雨迷路,我也迷路。

我拒绝了办公室主任递过来的伞,和雨一起穿行在街巷。进了三道巷,仍然狼藉在雨中的破墙烂瓦很是无助,像废纸屑老鼠一样缩在掉了角的土坯下面。骆世俊家的院墙已被推倒,住房被围拥在垃圾当中。我上了垃圾堆,一只脚陷在泥中。骆世俊拿着一只脸盆,坐在门槛上,往门外舀水。房子的一角已塌陷,雨滋润地往里灌。他全身湿透,偶尔直一下腰。腰不给力,弯出一种沧桑。他并没有抬头望我一眼。屋里的桌子上,垒起许多面袋,用塑料布盖着。塑料布露出一角,一只面袋委屈地望着雨,似乎与雨约定,等待一场不该邂逅的邂逅。

下了垃圾堆,办公室主任递过了一包纸,我抓过来扔了。我的眼前恍然出现了父亲孤独的身影,他无助在雨中,匆匆的行人谁也不会注意,有一位老人在雨中要干什么。南关候车点很气派,来来往往的公交车在雨中清亮地停靠。上下公交车的人,谁也不会注意一个半截裤管都是泥的我坐在候车点的凳子上,想着该有的或不该有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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