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梦怡

1944年8月8日，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日子。这一天，遭受日军密集围攻的抗战要津——衡阳城破。此前，衡阳守军在与敌人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坚守孤城47天，其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斗志。

衡阳保卫战堪称以寡敌众的典型战例，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是中国整个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也是日本战史中记载的唯一一次日军伤亡超过我军的战例。这场战役极大地震撼了日本朝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因此下台。

在全国所有城市中，衡阳是唯一一个被政府命名的“抗战纪念城”。中国军民为保卫衡阳与日寇47天的浴血搏杀让这座城市名扬中外。

“此次会戰关系国家民族存亡，衡阳得失尤为此次胜败关键”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已经开始发生逆转。日军除在中国战场占据一定的优势外，其他各战区都开始节节败退。日军大本营意识到，从日本本土到东南亚的海上交通线可能很快会被盟军切断，因此，从马来西亚经中国到韩国釜山的大陆交通线将成为日军在东亚大陆作战的最后生命线。但在这条生命线上，中国的河南、湖南、江西和广西等地还处在中国军队的控制之下。

为了扭转在太平洋战场上急遽失利的局势，建立陆上补给线，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杉山元大将上奏日本天皇，提出了“打通大陆作战”的设想，并得到了天皇裁可。此后，日军大本营将此作战命名为“一号作战”，其重要性可想而知。“一号作战”的主要内容是：先攻占平汉铁路之南段，进而打通湘桂及粤汉铁路两线，摧毁中美空军基地，防止美国B-29重型远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的空袭。日军称这次作战“确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规模最大的一次一连串的大军作战”。

为实施这一计划，日本集结了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最强大的兵力——50余万兵力猛烈攻击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广大地区，从而爆发了抗战后期最大的一次战役——豫湘桂战役。

1944年4月18日，日军开始向河南进攻，22日，郑州失守;25日，洛阳失守;5月底，整个河南沦陷。紧接着，日军进犯湘北。6月18日，攻陷长沙。随即，日军长驱直入，锋芒直指衡阳。

当时，衡阳是与重庆、昆明并列的战时中国三大中心城市之一，税收居全国第二，被称为“小上海”。它是连接东南和西南的战略要地，交通线包括航空、水运、铁路、公路，战略价值远重于长沙。

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的一篇社论就指出，衡阳“是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的联结点，又是西南公路网的中心，它的失守意味着东南与西南的隔断，将使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威胁。衡阳的飞机场是中国东南空军基地和西南空军基地之间的中间联络站，它若失手就使辛苦经营的东南空军基地归于无用：从福建建瓯空袭日本的门司，航空线为1425公里，从桂林去空袭则航空线要延长到2220公里。衡阳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处，依靠这两条河，可以集中湖南省每年输出的稻谷3000万石，还有丰富的矿产集中于此。这些对大后方的军食民食和军事工业是极端重要的，它的失守会加深大后方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却给了敌人‘以战养战的可能”。

对于这次战役，日军的最低目标是打通陆上补给线，最高目标是侵占衡阳后直取重庆，消灭重庆国民政府或逼迫其接受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战争。对于中方来说，如果衡阳在短期内失守，那么日军必然会速下桂林，导致桂林等西南重镇岌岌可危。一旦这些重镇失守，那么美军在西南苦心经营的飞机场必然化为泡影，几百架飞机恐怕连降落的地方都找不到。

由于衡阳战略位置的显要，重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对衡阳一战都极为关注。蒋介石曾说：“此次会战关系国家民族存亡，衡阳得失尤为此次胜败关键。”

不怕死的方先觉

1944年6月18日，即长沙失守当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参谋会议，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主张放弃在长沙、衡阳之间的抵抗，将防守衡阳的兵力调往桂林，着手桂林防卫战。军令部长徐永昌则主张，必须在长沙、衡阳正面作持久抵抗，两翼则相机与日军展开决战，以消耗日军。最终，徐永昌的意见被蒋介石采纳。

第九战区第27集团军的第10军担负保卫衡阳城的任务。第10军在抗日战争中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屡建奇功，被视为蒋介石手中的军事王牌之一。

第10军军长方先觉是黄埔军校第三期高材生，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时参加南浔路作战，英勇负伤，后升任第8旅旅长、预10师副师长。其在1939年南昌战役中战功卓著，是年冬出击皖南青阳，血战7昼夜，予敌重创，凭此升任师长。1940年，方先觉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率部阻击敌军于金井、福临铺，因功获嘉奖。1942年初，第三次长沙会战，预10师固守长沙妙高峰，被称为“泰山军”，成为敌军第3、第6师团之攻击重点。后方先觉升任第10军军长。

方先觉不怕死，更是出了名。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方先觉接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电话。薛岳问道：“阵地能守几天？”方先觉回答：“能守一个星期。”当被问到如何守时，方先觉坚定地说：“一线守两天，二线守三天，三线守两天。”挂下电话，方先觉写下遗嘱。负责转交遗嘱的副官张广宽看过后，决定将遗嘱公之于众。第二天的《长沙日报》以“方师长誓死守土，予立遗嘱”为头版大标题，将遗嘱全文刊登：

蕴华吾妻：

此次我军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身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希吾妻勿悲！

夫子珊，民国三十一年元旦

时隔两年半，这份遗嘱仍然有效。不同的是，这一次守衡阳，方先觉不只守了7天。

第10军下辖第3师、第190师、预10师，加上配属的暂编54师，总兵力为8个团共1.7万人。但所谓的第10军，根本不能称为一个军。第10军虽有3个师的兵力，实际上各部尚未从常德会战中恢复过来，总兵力只有一个半师。

而此次日本却动用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对一个地区进攻所使用之最多的兵力，并叫嚣“3天攻下衡阳城”。日军方面由横山勇的第11军68师团和116师团负责主攻，第58师团、第13师团和第40师团负责助攻，这5个师团约10余万人，另外第5航空军全力配合此次战役。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第10军下达的作战命令是坚守衡阳城10到15天，等待援军。临战之时，方先觉表态：“一定发扬第10军优良传统，积极部署，固守衡阳，坚决抗击进犯日军！”

张家山阵地成日军“绞肉机”

1944年6月20日，日军下达进攻衡阳的作战部署。6月22日深夜，日军先头部队抵达衡阳。次日晨，方先觉下令炸毁湘江大桥。上午，中國守军一个营将强渡耒水的百余日军所乘的十几条船全部打沉。衡阳保卫战自此拉开序幕。

衡阳城西南有很多山坡高地，第10军在这里构筑了很多暗堡据点，并将每个山头阵地的断岩主坡削成90度的陡峭绝壁，进攻者只有用云梯才能向上攀登。其中，张家山是衡阳保卫战西南面最突出的防守阵地，首当其冲。

整个张家山阵地由三个标高不大的小高地组成，呈品字结构，可以互为犄角、互相支援、互相掩护。两高地之间相距约50米，正是步枪、机枪交叉火力网最有效的距离。

以下是第10军预10师一名浙江籍老兵的回忆：

我们在6月初进驻衡阳，6月中旬前后就将城内外的工事大致修建完毕。我们师负责防卫衡阳城南，当时在城外西南方向有很多小山坡，这样的山在湖南其实很常见，坡度不高，海拔也不高。这样的小山其实并不算易守难攻，但上面下达了命令，要将对着日军方向的那一面山坡整体炸掉。也就是说把一座小山炸掉半个，形成与地面呈直角的绝壁，同时在山顶上构筑成体系的防御火力阵地，这样，山虽然不高，却大大增加了日军攻山的难度。

这样的工事作业工程量是非常大的，光靠我们这些不满编的军队和有限的民夫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所幸有不少衡阳市民自发地帮助我们，承担了送饭、运送器材、抬土等工作，才让我们的工事修筑进度大大提高。有一位学生娃给我印象很深，他姓曾，还不满15岁，他本来已经和家人上了火车，又自己偷跑下来，参加了衡阳民众的支前队伍，帮着我们运送渣土，正好是在我们班的那一段阵地上帮忙。小家伙很瘦，却爱说爱笑，在帮着修工事的时候还带头唱山歌，全班的弟兄们都喜欢这个小家伙，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出要参加队伍，但都因为年纪太小被拒绝了。

当时，我们就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将整个衡阳变成了一座处处都是陷阱的要塞。所以，当时我们对于守卫衡阳信心十足。

进攻开始后，日军先以排炮、飞机轰炸向这些阵地发起了进攻。《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中有文章描述了当时的情境：

拂晓的静寂变成钢铁的风暴，由于目标清楚，又是近距离射击，有的头一炮就击中堡垒的枪眼，张家山高地的斜坡上，烟尘弥漫，木片飞散，景象壮观。

守军在敌人狂轰滥炸时，都躲了起来，日军以为阵地已被摧毁，潮水般向高地扑来，等日军冲到阵地跟前时，突然从山头上甩出铺天盖地的手榴弹，炸得日军昏天暗地，血肉横飞。日军的冲锋一下子垮了下来。

日军反复冲锋了好几次，仍然没有占领一寸阵地，却死伤累累。第68师团长佐久间为人十分恼怒，亲自到前线指挥部队冲锋，正当他高举战刀号叫冲锋时，头顶上突然飞过来一颗迫击炮弹，还没等回过神来，佐久间为人和他的参谋长原田贞三郎大佐以及师团司令部的许多官佐就都躺在血泊之中了。

参加此战的老兵彭中荣后来回忆道：

日军的机关枪、炮很厉害。有时候一炮弹、一炸弹炸中了，一整个战壕一排人一个都不留。一天要死几十人。当时战争异常残酷，国军和日军在反复争夺张家山的过程中伤亡惨重，用“绞肉机”形容这里一点儿都不过分。多日连续战斗，双方都无法收尸，天气炎热，奇臭无比，但攻守双方都得忍着恶臭继续鏖战。

对阵的日军伤亡更多。日军第11军高级参谋岛贯大佐在日记中写道：

左面的第3中队也在悬崖上架起了梯子，小山中尉正要登上梯子的一刹那，整个中队立即被白烟所包围。第3和第4中队都在联队长的视野中消失了……稍后，爆炸停止，白烟渐渐扩散，右线第4中队全体俯卧不动，全部战死。

张家山高地双方反复争夺达20多次，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预10师师长葛先才率预备队赶到，见敌人蜂拥而上，他亲自操起一挺机枪扫射，打退了日军进攻。当时的报纸上发表了《葛先才赤膊大战张家山》的文章，极大鼓舞了中国军队士气。6天后，中方飞机投下了蒋介石颁发给葛先才的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张家山一战，日军付出了4000多人的伤亡代价，而国军预10师第30团官兵的损失也在70%以上。

战后一年半，葛先奉命重回衡阳，收集遇难将士遗骸，集体掩埋并修建烈士公墓。他选择了张家山——这个自己曾亲自率队冲锋、牺牲最为惨烈的阵地，作为第10军阵亡袍泽的埋骨之地。

滞留在衡阳地区第10军的60余名官兵闻讯赶来，不要求任何报酬，担负起安葬战友的重任，为死难战友做最后的服务。卢庆贻是当时收集遗骨的原第10军老兵之一。据其回忆，衡阳之战结束后，邻近地区的官兵亲属，有很多到这里来，哭着寻找其亲人遗体，部分已运回原籍安葬。还有些被好心人埋得极深的忠骸，军服、子弹带都还完好如初，实在无法也不忍为他们拆骨迁葬，只好又掩埋起来。另一部分无标记，埋葬地点不明，无从收集，还有一些尸骨破碎的死者，拼不成一具完整的骨骸。最后，他们用4个多月时间收集起来的骨骸共有5000余具。

入葬前，这些被收集的骨骸被整整齐齐地堆在张家山的一个斜坡上，头骨摆中间，手、脚的骨头和肋骨放两边。有摄影师摄影存照，现保存在衡阳保卫战纪念馆里。人们见到这张黑白照片，都不由得惊心动魄：由烈士忠骨垒成了高约丈余的山丘，巍峨神圣，悲壮无比。

张家山的墓葬那时候叫白骨塔，后改叫胜利山。

“半天里晋升了5个营长，但又全部阵亡”

与张家山相邻的虎形山阵地，守军亦打退了日军的10多次冲锋。日军惨无人道地施放毒气。守卫五桂岭阵地的第7连，除不在阵地的特务长、炊事员4人外，全连80余人均不幸中毒身亡，阵地被日军攻占。以下仍是预10师浙江籍老兵的回忆：

这种毒气比我们曾经接触过的毒气弹更加恶毒，以往的毒气弹只要掩住口鼻，就能有效地避免中毒，但这次的毒气弹就没有那么简单，只要皮肤裸露在外面，就会溃烂。

鬼子有毒气弹，所以防毒面具能配发到每一个士兵，而我们就不行，只有少量的防毒面具，根本就是僧多粥少，所以只有依靠自制的防毒工具来防毒。我们对付鬼子的毒气弹，办法也简单，就是用条毛巾包住整个面部，在眼睛的位置上挖两个洞洞，露出眼睛。虽然也容易使眼睛受伤，但这已经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了。

释放毒气后，日军乘机越过湘桂铁路，突至五桂岭南街。守军增调兵力投入逆袭，突入虎形山之敌被歼灭近千人。在激烈的攻防拉锯战中，方先觉为了鼓舞士气，一度将指挥所设置在距离前线200米的地方。日军好几次冲刺到指挥所面前，他仍然沉着冷静地指挥战斗。

回忆当年的烽火硝烟，彭中荣不胜感慨：

那就是一场血战，主守城南张家山、五桂岭阵地预10师3个团、直属部队伤亡90%以上。战斗一线的连营级干部牺牲殆尽，更不要说士兵。五桂岭争夺战，第8团半天里晋升了5个营长，但又全部牺牲。张家山阵地预10师3营独力苦战。连、营长等相继牺牲，副营长继续指挥，死战不退……

6月30日，日军出动60架飞机狂轰滥炸，整个衡阳陷入一片火海之中，第10军官兵四处救火，衡阳城一片混乱，城内囤积的粮弹，多被焚毁。城外，中国方面的增援部队在入夜后赶到，与守军合力反击日军。由于天黑，无法分辨敌我，中方增援部队决定停止攻击，等天蒙蒙亮才开始向山头冲锋。恰好日方的援兵也同时赶到。狭路相逢勇者胜，中国援军一鼓作气冲上山头，然后用手榴弹将蜂拥上来的日军后援打下山去。短短一日之内，日军先后投入了15个步兵大队的兵力，在炮兵、航空兵的配合下，组织多次冲锋，但在第10军的顽强阻击下，始终未能取得突破。日军在总攻前制定的“3天内攻下衡阳城”的目标宣告破产。

在惊人的损失面前，7月2日，日军被迫暂停进攻。守军也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机会，前文提到的浙江籍老兵回忆：

在衡阳的日子，最缺的是两样东西，一是炮弹，二是蔬菜。你问我子弹缺不缺，子弹还真不缺，一是在开战之前，战区就给我们拨付了大量的军火弹药，二是我们能在作战的间歇期间，自己给自己补充，就是去摸鬼子的尸体。

当时的衡阳会战，日军算是破了一个先例，以往的会战中，鬼子就算是吃了败仗，往往也要派出断后部队掩护士兵们收尸。但在衡阳会战中，鬼子就收不了尸。我们阵地前面尸积如山，鬼子一靠近就是手榴彈伺候，所以他们根本无法收尸。尸体多到了什么程度呢，原来鬼子一开战要攻击我们的阵地，必须扛着梯子爬，但打到后面，鬼子就不需要梯子了，他们直接踩着尸体就能上我们的山头，可见尸体之多！

当时天气炎热，战死鬼子的尸体没过几天就腐烂，整个衡阳城都笼罩着尸臭。我们防守前沿阵地的味道就更大了，所以就算鬼子不打毒气弹，我们的毛巾防毒面具也轻易不敢摘。但有的战友不怕这个味儿，半夜出去摸尸体。最先去摸尸体的还是我们营的一个战友，因为作战损耗过大，上面就要求前线作战部队要节约子弹。那个战友当天晚上就去鬼子的尸体上摸武器弹药，拖回来七八杆步枪，好几百发子弹，而且还摸出来好几包日本香烟。

看到摸鬼子尸体有这么大的收获，其他战友也顾不上恶臭了，纷纷效仿，不但带回来许多武器弹药，还带回来一些食物和香烟。衡阳会战到最后，我们自己的武器早没子弹了，很多战友都只有使用日本人的三八大盖。

被鬼子包围后，虽然弹药可以通过摸鬼子的尸体来补充，但吃的东西就不行了。衡阳在开战前储存了很多大米，但蔬菜根本无法储存，所以开战后没几天我们就只有靠盐水泡饭为生，我们连续吃了一个多星期的盐水泡饭，虽然难吃，但弟兄们也没有怨言。

没有蔬菜吃，虽然战友们没有怨言，但伤员们需要。当时衡阳被完全包围，伤员只能被安置在城里，衡阳城中的医院缺医少药，因为没有蔬菜吃、缺乏维生素，伤口容易发炎。就在这个时候，友军部队的弟兄们发现了一个大宝库——衡阳城里的一个酱厂。

这些酱菜可都是宝贝，虽然大部分都已经腐烂生蛆，但对于天天吃着盐水泡饭、闻着强烈尸臭的我们来说，这些生蛆的酱菜也是不可多得的美味佳肴。但即便是生了蛆的酱菜，我们没吃几顿也被吃光了。

吃光了酱菜之后，我们又找到了新的食物来源，就是摸鱼。当时在城郊有不少的鱼塘，弟兄们在战斗间歇，就悄悄去水塘里摸鱼，摸到了就打牙祭改善生活。其实，对于前线的土兵们来说，抓鱼并不完全是因为嘴馋，而是一种放松和调剂，在一天天的血战间歇，开展一些类似摸鱼这样的小活动，我们似乎才有了活下去的信念。

中国军人的手榴弹肉搏战，连日军官兵也感到胆寒

经过一周休整，日军于7月11日晨再次发动总攻。这一次，大量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向衡阳城倾泻下来，紧随其后的是漫山遍野的日军攻击部队。经过一天的猛攻，付出极大代价的日军还是无法接近守军核心阵地。

13日晨，日军又发起猛攻，第3师师长周庆祥指挥官兵以手榴弹和白刃战将突入新街之敌悉数歼灭，阵地转危为安。战至7月16日，日军再次停止了进攻。日军战史称：“我军再度发起总攻击，与上次一样，除夺取极小部分阵地外无所进展，损失却更惨重，大部分步兵连已由士官代理连长，战况并不乐观，于是攻击再度停止。”

在日军第二次总攻期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严令第79军和第62军火速增援衡阳。7月20日，两支援军抵达衡阳郊外。此时，日军已经停止了对衡阳的大规模进攻，全力阻击远途赶来的中国援军。两军渐渐不支，被迫后撤。

为了动摇守军军心，日军不断向城内守军散布中国援军被击退的消息。但第10军将士不为所动，仍然坚守阵地。

截至当日，中国守军经过连续9个昼夜的浴血奋战，付出伤亡4000余人的代价，击毙日军120联队联队长和大佐及以下8000余人，其中包括6名大队长以及几乎所有的中队长。日军第二次总攻再次失败。

但守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至7月16日，伤亡过半，不得不退到二线阵地。由于近几日的拉锯战，两军已经搅成一团，日军无法开炮支援，第10军的官兵就用手榴弹绑在自己身上端起刺刀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当刺杀失利时便拉爆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中国军人这种世上仅有的手榴弹肉搏战，连备受“武士道”精神熏陶的日军官兵也感到胆寒。

7月16日至7月底，第10军官兵伤亡率达70%-90%。由于医药品缺乏，轻伤者自愿重返第一线，伤势不轻但能行动者，自愿留在阵地，继续激烈的战斗。日军进攻衡阳仍难以有所突破，不得不于19日再次停止进攻。

21日，日军佯装退兵，引诱守军出击，第10军不上当。无奈之下日军又空投“归来证”，想诱降第10军将士。第10军将士们将“归来证”予以焚毁，决心苦战，与衡阳共存亡。

日军对衡阳的第二次总攻失败，在全国的广大抗日军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后方的主要城市都举行了庆祝活动。一时间，祝捷的电报向第10军漫天飞来，全国的报刊、电台对方先觉和他手下的“五虎将”（葛先才、周庆祥、容有略、饶少伟4位师长和军参谋长曾玉鸣）进行大力宣传，他们的英雄事迹家喻户晓。

下文是浙江籍老兵的回忆：

也许有人说，到了1944年，鬼子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不复当年之勇，所以才有衡阳会战的辉煌战果。但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鬼子虽然兵员素质有所下降，但在衡阳会战中表现得还是非常凶残和顽强的。别的不说，鬼子为了攻破我们的阵地甚至采用过杀敌一百，自损一千的战术。

我清楚地记得有个晚上，天气不好，照明很差，鬼子一个中队摸上了我们的阵地，被哨兵发现后，我们用手榴弹瓦解了敌人的攻势。但仅仅一小时后鬼子又来了，我们虽然全力死守，但还是让鬼子冲了上来。以往鬼子的夜袭在冲上阵地后，都要打照明弹照明来分辨敌我，但那一天，鬼子一反常态地没有照明，会有这样的部署是因为害怕我们炮兵的火力。我们因为对阵地熟悉，对战友的位置比较清楚，所以在看不见人的肉搏战中要占很大的便宜，而鬼子冲过来阵形早已散乱，所以他们很难分辨敌我。你说可以靠声音，但根本不可能分辨，仗打起来，枪声、炮声、喊叫声、厮杀声能掩盖所有的声音，即便是很近的距离也无法分辨对方是敌是友。我和同班的一个战友，背靠背站着，有人接近就上去拼刺。那天晚上这一场肉搏战打了近两个小时，最终进攻的鬼子全死在阵地上，但也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伤亡，我在那天晚上也被刺伤了手臂。天亮的时候打扫战场才发现，很多鬼子实际上都死于他们自己的误伤，甚至有两个鬼子彼此将刺刀捅入对方身體里同归于尽的情况，由此可见鬼子的疯狂。

鬼子见混战夜袭不能奏效，又有了新的办法。他们的炮兵甚至将大炮推到了我们的步机枪的射程范围内，近距离轰击以掩护步兵的攻击，但即便是这样，我们的阵地也依然岿然不动。

四川籍抗战老兵常紫光隶属于国民党军队第40军，从1943年到1944年，他随部队奉命保卫衡阳机场。驻守衡阳机场的中国军队，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常紫光回忆：

日寇的大炮每天都横冲直撞，衡阳老百姓的房子被炸得七零八落。再加上频繁的飞机轰炸，到了后来，整个衡阳城都找不到像样的民房了。当时，10余万日军将衡阳城团团围住，气焰十分嚣张。那些日寇，一个个打着赤膊，只在腰间系一条白布，如狼似虎，端着刺刀就冲。

中国军队的守城将士只有1万多人，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弹药浪费，我们严格执行一条规定：看不见不打，不到警戒线不打，打不死不打。但我们自己不怕死，顶着枪林弹雨修筑防御工事。

每天早晨四五点的时候，日军的飞机就来空袭。我们只能躲在简陋的防空洞内，听着外面如闷雷一般的爆炸声。每天一两个同伴被炸死是很正常的事情，更别提被炸伤、炸残的。看着昨天还同吃同住如同亲人一样的战友，忽然间化为一具焦尸，开始还十分难过，后来就麻木了。与其伤心，不如奋起反抗，报仇血恨。

机会终于来临了。日军一个士官长小石久夫带领一个连队的日军，意图夺取衡阳机场，直逼中国守军驻守的真武庙附近。这场争夺战从天明打到天黑，异常惨烈。

我们埋伏在半山腰上，敌军最前方是小石久夫，骑着高头大马，洋洋自得。我看着他耀武扬威的样子，恨得咬牙切齿。敌军走到射程范围内，我军率先射击。枪声响后，敌军慌乱了片刻，开始疯狂反扑。连日被压抑的阴霾在此刻得到了尽情宣泄，战士们高喊着，用机枪、手榴弹向敌人猛打猛投，整个半山腰火光一片。

尽管战士们出生入死，奋勇抗战，但随着弹药的缺乏，到了日暮时分，逐渐支撑不住了。视死如归的战士们将最后一颗手榴弹绑在身上，朝敌人猛扑过去，和日寇同归于尽。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汽油味、人肉被炙烤的焦糊味，到处能看到飞散的肢体。但我要说，这就是我们最光荣的归宿，战士们死得其所。

自日军攻打衡阳以来，国民革命军第10军在衡阳也不完全孤立无援，中共地方组织和衡阳人民，都积极参与到了战争中。衡阳保卫战前夕，中共地下组织发动铁路工人，将渌口至耒阳的粤汉路段和衡阳至冷水滩的湘桂路段严重破坏，摧毁了日军的运输线，打乱和阻滞了日寇侵略计划的进程。

1944年5月，中共地方党组织便已获悉日军将自长沙进犯衡阳。于是，以衡阳人民抗敌后援会的名义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发动，动员衡阳人民努力投身到抗击日寇、保卫家园的战斗中去，争取人民抗战的最后胜利。

衡阳人民在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广泛动员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积极参加支援抗战、打击日寇的活动，或破坏道路，或毁坏桥梁，或切断日军进攻路线。日军增派飞机侦察，得到的情报称：“株洲至衡阳之铁路和宝庆至衡阳之公路，悉被衡阳居民破坏，运输设备，一无所有。”

同时，抗敌后援会和衡阳市政府、工会还组织了3000名工人，征用了市区120家木材厂的木料120余万根，配合衡阳守军，利用衡阳周围河川、丘陵、城墙和房屋等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在城内，各街道都挖掘了战壕、散兵坑，修筑了暗堡、机枪掩体等。这些防御工事，对阻击日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饱含爱国激情而奋起抗日的衡阳民众，是在中共衡阳地方组织的宣传推动影响下激发起来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有效牵制了日军，更有力支持了中国军队对日寇的打击。据记载，衡阳民众为支援衡阳保卫战牺牲了3147人，其中大多数是在战斗打响以后为运送弹粮医药、救护伤员而葬身于枪林弹雨之中。

“衡阳城已经成了一座炼狱之城”

衡阳保卫战打到1944年7月下旬，第10军坚守衡阳已逾一个月，等待援军的到来已成为守军生命的所系和唯一的精神支柱。

7月23日，蒋介石再次下达了调集援军围困衡阳之敌的命令，但通讯密码不幸被日军破译，日军便以4个师团重兵在衡阳外围堵截。中国援军加强攻势，几经苦战，但仍不能杀进重围来增援衡阳守军。

7月23日下午，衡阳守军终于接到来电，称国民党第62军一部已到达西南郊五里亭，方先觉振奋不已，不惜派出最后的战备力量——军部特务营，从中精选出官兵150人，组成5个突击排，严嘱营长曹华亭率领冲出重围接应。

当特务营冒死抵达约定地点，援军却踪影全无。后来，援军来电自称：因所携粮食太少，已紧急撤离。曹华亭含泪对部下说，大家已成功突围，有愿意离开战场的可以离开，他自己决心打回衡阳城，与第10军共存亡。结果，无一人愿意离开，全部重新杀回“死地”衡阳城，最终仅剩30多人生还。

衡阳能守到此时，已经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期。在河南溃败与长沙失陷的打击下，国民政府遇到了抗战以来最大的危机。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军队的失败表示失望，这使得作为国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感到莫大的压力。7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了由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包括中共军队）作战的方案。

罗斯福的这一提议深深地刺激了蒋介石，7月21日，在军事会议上，他痛心疾首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据军令部长徐永昌记述，蒋介石当时“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

但到了7月下旬日军在衡阳城下裹足不前，造成了东京的政治地震。当时，东条英机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面临辞职压力，急需日军再来一个大胜利方能保住首相的位子。日军被迫重新调集所有的兵力，围攻衡阳。

到了7月底，日军仍无法攻下衡阳。此时，日本又在缅甸和塞班岛连遭惨败，天皇终于对战局感到震怒，在元老重臣集体的施压下，东条英机被迫辞职。

相持至8月1日，日军猛攻西禅寺。至3日拂晓，西禅寺守军阵地失而复得3次，伤亡惨重。最终，因弹药匮乏，这个经历了日军19次进攻的阵地最终陷落，西禅寺预10师搜索连守军全部牺牲。

日军自第二次总攻后，仅夺得小部分阵地，无大的进展，损伤却更惨重。衡阳久攻不下的消息传回东京，日本天皇和日军大本营痛斥侵华日军总部，下令第11军尽快攻占衡阳。军司令官横山勇决定孤注一掷，急调第58师团、第13师团两个主力师团，增援进攻衡阳的日军。

此时衡阳城内伤亡惨重，粮弹匮乏。城内士兵只能吃烧焦的米煮成的糊饭，佐以盐水。阵地附近池塘的鱼虾浮萍均被采食一空。受伤士兵无药品疗治，只能用盐水洗伤口，用废纸破布包扎，伤口多化脓，溃烂生蛆，重伤者无法救治待死。据预10师浙江籍老兵回忆：“医院早就成了露天的场所，所有重伤员就在一片碎砖烂瓦的街道上啼哭号叫。药品早就用光了，医生们做手术没有麻药，做手术之前要先问伤员是否能忍痛，能忍则开刀，不能忍则草草包扎后只能任由伤兵自生自灭，很多伤员的伤口溃烂红肿，还有不少的伤员创口生蛆。当时受不了疼而自杀的官兵比比皆是，投井的、开枪自杀的、跳湘江的每天不知多少。可以说，衡阳城已经成了一座炼狱之城。”

8月3日，日军116师团于天亮后发动首次冲锋，第三次总攻开始了，但很快被中国军队用手榴弹炸了回来。夜里，日军组织突击队偷袭，接近守军阵地时，以为大功告成，不料又被隐蔽于侧面的火力封锁了退路，突击队全部被消灭。

此时，守城的第10军兵力也已经消耗殆尽，城内伤员、马夫、伙夫都统统上了前线，而外围各路援军都被日军击溃。国民政府第九战区的《湖南会战战斗要报》记录了当时的战况：

外围援军即展开雨母山要点争夺战，反复冲击，得而复失，至7日，敌终顽抗。是晚，我以总预备队加入施行总攻击，直扑衡阳，求将包围核心之敌压迫于湘江而歼灭之，以解衡阳之围。8日晨，我军豕突狼奔，进至五里牌附近，攻势终告顿挫。

在日军猛攻下，坚守衡阳城一个半月的第10军已疲弊异常，难以再战。8月5日，第3师师长周庆祥主张突围，但城内伤患6000多人，无法随军行动，方先觉决心继续死守。

坚守了45天的第10军，血已然流光。预10师傷亡近九成，第3师伤亡七成，190师只剩400人，军部直属部队只剩500人，搜索、特务、工兵、通讯及炮兵各营兵力不及1/3。中下级军官死伤高达80%。炮兵指挥部报告全军只剩2发炮弹，手榴弹也快用尽，士兵们只能凭着不多的子弹做最后的抵抗。

在闷热的充满臭味的空气中，时间进入了8月6日。就在几个小时前，日军58师团独步95大队第3中队的代理中队长丰田香拔出军刀，率领约100名部下做战斗前的宣誓：“今天将是终结之日！”他们的任务是攻占衡阳西北角的演武坪方向的孤儿院高地。

孤儿院也就是衡阳守军所称的天主教堂，这是一座两层的钢筋混凝土小楼，由190师568团3营担任守备。丰田香在进攻中中弹受伤，第3中队伤亡惨重，同时出击的第1小队有20多人在松尾军曹的带领下勉强攻入了天主教堂阵地，与阵地上的国军展开了白刃战。国军这边是第3营鹿精忠营长率领的30多人，双方的白刃战十分惨烈，日军有一半的人员伤亡。

因为损失大量军官，第3中队的行动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正犹豫间，国军568团副团长李适和团部勤杂士兵20余人增援赶到，双方短兵相接。李适大呼：“增援部队来了！弟兄们，不要怕，杀啊！”正欲冲锋，他腹部中弹，但仍以手掩伤口，勉强起立，继续指挥战斗，最终因流血过多壮烈牺牲。

568团的奋战遏制了日军的突进，把突入的第1小队残部围在天主教堂中。此时的高地，日军10余人守在天主教堂，国军余部在阵地北部，各占一半。

守在教堂里的日军做困兽之斗。正午过后，国军发动第5次进攻，第1小队残部向东方遥拜之后，高呼着“天皇万岁”对国军展开猪突冲锋（集体冲锋）。

这是一场混战，双方均伤亡惨重。守军国军第3营30多人和第一批增援20多人损失大半，加上后来的军特务营，至少损失了副团长李适、2连连长井启第等七八十人才守住了阵地。日军第3中队同样付出了接近50人的伤亡，其中中队长负伤，指挥班班长、第1小队长、第3小队长战死，第2小队长也负伤，中队干部一扫而空，第1小队被全歼。

8月6日，国军虽然已经力有不支，仍然取得了较大战果，击毙了日军68师团57旅团长志摩源吉。到了这天夜间，第10军司令部接到各阵地的报告，西禅寺、外新街两阵地因守军全部罹难而陷落，其余各阵地均与敌形成犬牙交错之势，双方抵死缠斗、寸土必争。原第10军机枪手罗炳武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天马山、花药山、接龙山一带官兵已剩余无几，这时我还在天马山的机枪阵地，我们只有15挺重机枪……机枪手也只剩下7人。步兵被炮击和轰炸全死光了。”

“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8月7日，横山勇下了死战的决心，命令其所属全部大炮，对城中进行轰击。步兵在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全线出击。一时全城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冲天而起，衡阳城几为硝烟大火所吞没。在国军预备队损失殆尽之后，日军第95大队占领了天主教堂，93大队则突破了小西门外青山街阵地，双方展开巷战，惨状空前。第7团第3营王金鼎营长所部全部壮烈牺牲。这是47天以来，日军第一次攻入衡阳城。在司前街上，已受伤的第7团团长鞠震寰率领暂54师一个连与日军展开巷战，这天9时，鞠震寰阵亡，国军的守备瓦解。日军一部向江边挺进，一部向城内渗透。

8月7日下午5时许，衡阳中央银行地下室的第10军指挥部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坏消息从四处传来，参谋们匆忙地接着电话。

方先觉默不作声地坐在一个角落，他站起身，步履沉重地走到报务员身旁，含着眼泪，哽咽着口述了抗战史上著名的“最后一电”：

重庆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

敌人今晨由北门突入以后，再已无兵可资阻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绝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记下了读到这“最后一电”的心情：“悲痛之切，实为前所未有。”

山穷水尽之际，各师长官接到了通知，军部命他们前来开会。谁都清楚这是一次决定生死命运的会议。

关于这次会议，暂编54师师长饶少伟的回忆比较详细：

大概是7日黄昏时分，我来到中央银行军部，一开始看到军参谋长孙鸣玉及处长以上幕僚人员，另外两个师师长周庆祥、葛先才，这是与会人员。

我看到方（先觉）军长时，他欲寻手枪自杀，但枪早被左右收走，方军长独自哭泣起来。接着周庆祥问我：“情况如此严重，你的意见怎样？”我的意见是放弃城北，固守城南，坚守一夜，等待援军。周庆祥截断我的话说：“现在阵地犹如一张薄纸，敌人到处可以突进来，何况伤亡甚众，士无斗志。”我又建议突围，向援军来的方向分路突围。周庆祥表示反对：“这么多负伤的官兵，难道就丢下他们不管？将来谁还肯跟我们共患难？”我最后只能扔下一句：“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们看着办吧。”

这次会议上，方先觉最后作出了与日军谈判、停止抵抗的决定，随后下令由参谋长孙鸣玉起草与日军的谈判条件：一、保证官兵生命安全;二、收容治疗伤兵，郑重埋葬阵亡官兵;三、第10军保留建制。

對于具体投降条件，各方的记录有出入，尤其对于第10军是否提出将军队整建制移送汪精卫政权这一点，争议颇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方先觉所作的这个决定使受难官兵2000余人及伤患官兵7000余人免除了被屠杀的命运。

8月8日，方先觉等人与日军第68师团师团长堤三树男进行谈判。谈判结束后，方先觉等人却立即被拘押（后来他们先后逃出）。

至此，衡阳陷落。

日本战史称，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是“苦难的战役”

1944年8月8日，坚守47天的衡阳城最终失守，经过47天的战火，衡阳守军战地前，中日两军尸体堆积如山，城内街区则成为一片废墟。根据葛先才回忆：

当时衡阳城里有7000多名伤兵，但是没有营养品、药品、血库和手术条件。伤员们伤口发炎红肿如丘，脓血如泉外流，且有伤员身上已经生蛆，痛苦难当。忍受不了痛苦自杀的超过百人。战斗中衡阳城内屡次遭到日军空袭和重炮轰击，全城仅存5栋房屋残存。多数全毁少数半毁，数千伤兵就躺在残垣断壁中，风餐露宿，被大批红头苍蝇包围。时值盛夏，气候炎热，伤兵们难以洗澡，更有些人大小便不能自理，尤其悲惨。

衡阳之战，中国军队伤亡约15000人，其中阵亡约7600人，被俘约2600人。据日方统计，是役日军伤亡近2万人，其中高级将领战死390人，负伤520人。这次战役成为中国整个抗战史中作战时间最长、双方伤亡士兵最多、程度最为惨烈的城市争夺战，也是日本战史中记载的唯一一次日军伤亡超过我军的战例。

衡阳守军47天的浴血奋战，成功粉碎了日本侵略军妄图3天拿下衡阳城、7天打通西南大陆交通线的计划，也为中国在更大范围内赢得了有利战机。同时，衡阳保卫战是中华民族与日本法西斯进行的一场血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它与盟军在欧洲大陆及太平洋战场上的反攻遥相呼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战史承认，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不独严重地妨碍了‘打通大陆的日程”，并且遭受了重大伤亡，是“苦难的战役”。战役接近尾声的时候，《日本帝國陆军最后决战篇》里有这样的记载：

敌人之守将方先觉将军，为一号骁勇善战之虎将，其第10军之3个师，皆以必死之决心，负隅顽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奋战的精神，实令人敬仰。亘40余天之激战中，敌人尚无一卒向我投降。

在第10军的投降仪式上，日军记者让方先觉和4位师长与日军将领们合影。当日军离去后，方先觉对他的部下说了一席话，表露自己绝非真心投降的心迹：“来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日本人只照得我们的相，却照不到我们的心。”

由于衡阳保卫战的战绩，方先觉所率第10军各师师长均获颁青天白日勋章，使得第10军成为中华民国建军史上唯一一个师长以上将官共获得青天白日勋章的军级部队。

毛泽东：“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衡阳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

1944年8月8日，方先觉被日军扣押，后经救援，脱险逃离衡阳，于12月11日到达重庆。重庆出现热烈欢迎方先觉的热潮，张贴标语：“欢迎抗战的灵魂归来。”

当时，各大报纸纷纷发表社评。《大公报》1944年12月13日发表社评《向方先觉军长欢呼》：“苦战衡阳47天的英雄方先觉军长回来了！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向方军长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拿衡阳做榜样，每一个大城市都打47天，一个个地硬打，一处处地死拼，请问：日寇的命运还有几个47天？”《救国日报》1944年12月20日发表社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抗战八年，战死疆场的英雄烈士，至少数十万人;而保卫国土，至死不屈者，亦不在少数;而其对国家贡献最大，于全局胜败有决定作用者，当推衡阳之守。方军长因弹尽援绝，防无可防，始被敌人俘虏。这在方军长及其部下，真百分之百尽了职分，不论对于国家，对于长官，对于国民，均无愧色。”文章还将方先觉与唐代安禄山之乱时死守睢阳的守将张巡相媲美。

但就方先觉投降日军一事，一些人仍然认为他的作为抹黑了抗战中举国倡导的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称他是“唯欠一死”，以致晚节未保。方先觉后来历任国民党军第206师师长、第88军军长，但因投降日军一事，始终没有得到过重用，也始终没有机会再与日寇作战，一雪前耻。1949年方先觉随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1968年退役后，因投降一事屡遭抨击，削发为僧。1983年在台北去世。

更多人则认为，方先觉率第10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以孤军对抗日军4个师团47天之久，比只需守住衡阳15天的原定命令多出了一个多月。而且，这场战役打乱了日军的作战时间表，日军最后虽然打通了粤汉交通线，但已丧失了宝贵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先觉圆满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衡阳的陷落应是非战之罪。

衡阳守军和衡阳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惨烈的抗战赞歌，赢得了中外人士的高度赞誉。对于方先觉第10军领导的衡阳保卫战，毛泽东在1944年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中高度评价：“坚守衡阳的守军是英勇的，衡阳人民付出了重大牺牲。”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授予古城衡阳“抗战纪念城”的称号，并建塔纪念。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在岳屏山顶举行命名奠基典礼时，蒋介石亲自宣读训词：“我第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7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国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著。”

在全国所有城市中，衡阳是唯一一个被政府命名的“抗战纪念城”。所有这一切赞誉，衡阳和衡阳人民都当之无愧。

（参考资料：《血战衡阳四十七天》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2月第1版、《抗战亲历者口述》万卷出版公司2013年1月第1版、《浴血四十七天的衡阳保卫战》《党史纵横》2009年第6期、《毛泽东评抗战中“衡阳保卫战”：守军是英勇的》《世纪人物》2012年第9期、《84岁的衡阳抗战老兵：我拍出衡阳城“最后一电”》《湖南日报》2012年7月8日、《回忆衡阳会战片断》《黄埔杂志》2010年第5期、《唯一一场日本承认伤亡超中国战役：令东条英机下台》《解放军报》2017年8月18日、《衡阳保卫战守住中国军人的荣誉》《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8期、《衡阳保卫战的最后48小时》《文史天地》2014年第1期、《94岁老兵回忆衡阳保卫战：人肉焦味弥漫》《华西都市报》2014年10月18日、《气壮山河的衡阳保卫战》《文史春秋》第2017年3期、《虽败犹荣的衡阳保卫战》《各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