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名叫樊瀛滨，1925年9月3日出生于湖北省襄阳东津湾。

我的祖父樊同荣是清末的秀才，以教书为业，到了民国年间，废除旧式私塾，施行新式教育，他即弃学务农了。祖父病逝后，我的父亲樊心亨继承着祖业，以耕地为生，当我快4岁的时候，父亲离世，遗下了孤儿寡母。我的母亲是个乡下女子，勤劳治家，靠替人洗缝，使我得以求学。

1933年到1938年，我在私塾和县立第七完全小学刚完成小学学业，战事就来了。

襄阳在我国地理上绾毂豫鄂，西通陕洛，南控荆湘，为“七省通衢”，地处战略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期间，湖北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襄阳又处于这一战略要地的核心部位。自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后，侵华日军多次策划进攻中国的战略大后方重庆及四川。那一时期，国民政府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同日军进行了好几次大规模会战，襄阳为抗战胜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司令部进驻樊城樊侯祠（位于襄阳市樊城区汉江一桥头西侧）。

襄阳成为第五战区指挥中心不久，学校于1938年被迫停了课。是年冬天，侵华日军打到了鄂北家门前，襄河两岸变成抗战前线的时候.我和堂哥逃到交通不便的山区——郧县（今郧阳区，隶属于湖北省十堰市），堂哥不久就找到了工作，我因年小力薄，不能提秤杆端斗，当学徒人家也不要，结果就在外祖母的兄弟孙简梅家，寄生在那里讨口饭吃，据说他曾经是张发奎的手下，做过军需官，那时他没有担任任何公职。

直到1939年日军退去，我们才返校。

在国立联合初级中学就读时，正是国难日深，抗日烽火燃遍了全国，时局日渐动荡，学子们也便跟着学校开始过着动荡的生活。

因患了伤寒病，我只得离开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在外就医，不料最后却因久病不愈而辍了学，不得已到70公里外的枣阳县舅爷家帮工，擦桌扫地和学卷纸烟。

做小学校长的族兄樊重远见我可怜，嘱我到老河口找他，为我解决生活问题。

在族兄家逗留几天后，我便接到校方聘书，上面写着“兹请樊瀛滨先生为我校二年级算术老师。校长樊重远”。聘书右上角加盖着校方老河口民权镇中心小学校的戳记，左下角加盖着校方铨衍等字样。至此，我便和一班活泼天真的小朋友过着教学相长、温故知新的生活。然而，在随后的工作中我感到

自己学识欠缺、能力较差，唯恐误人子弟，便有了转行做商业的念头。说来也巧，学校竟似知道我的心思，不久后在人事变动时果真停了聘。

生活没了着落，母亲托人介绍我去樊城杨恒丰国药铺当了学徒。满师后，一方面不愿继续再受东家束缚，加上正值抗日战争紧要阶段，我已适龄入伍，因此抱着爱国热情想要去参军。

报考军校

1944年5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招生，为免遭被抽丁拉兵之苦，我便赶紧主动报名投考，顺利进入第八分校，开始接受预备入伍教育。

第八分校前身是李宗仁（时任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司令）设立的第五战区干部训练团。1939年1月干部训练团在光化（今湖北省老河口市）城郊杨林铺成立，不久迁均县（今丹江口市）。同年冬，国民政府为了统一军事训练机构，将干训团撤销，学员归并成立后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编为十六总队第一大队。10月，蒋介石派第五战区长官部首任参谋长徐祖诒中将为分校副主任，主任则由李宗仁兼任。校址设在均县武当山下一个叫草店的地方，利用武当山道观为校舍开始筹备工作。八分校的重点以军事教学为主，其中，军事课程较复杂。学生们早上5点半起床，晚上9点半睡觉，每天8节课，中途幾乎没有休息时间。学生总队的学生学时为18个月，学员总队的学员学时为6个月，学习内容大致为政治、军事、体操等。学校利用校歌、毕业歌及当时在学校流行的《黄河大合唱》《大刀进行曲》《前进曲》《流亡三部曲》《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救亡歌曲，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在唱歌中培养学生的思想和信仰，激发学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志。军事课程从学生人校到毕业，共分为人伍、学生、军官3个阶段。

入伍期为6个月，课程上分课堂学习和操场训练各半。课堂以学习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为主，另外有陆军礼节、内务规则、军人须知等。操场训练从单个姿势训练渐进到班排训练为主。在入伍后的几个月中，学生学习战斗演习、实弹射击、夜间演习、紧急集合、防毒防空等。体操训练有球类运动、跳高、跳远、马术、劈刺、跨越障碍等。该校各队设有简易书报室、大队设有阅鉴室、校部设有图书室，每周星期六举行内容丰富多彩的娱乐晚会。

1944年11月，我们转为学生，编为步兵科学生7个中队，炮兵科、辎重兵科、通信兵科学生各1个中队，工兵科学生2个中队。

学生教育期也是6个月，以战术、兵套、筑城、地形测绘四大教程为主。每星期在操场训练两次、战斗演习两次，以排连训练为主。学校当时使用的武器是轻重机枪、平高射机枪、八二迫击炮等，还有苏联军事顾问指导操作重武器和战斗演习。轻兵器除国产外，苏制较多。我们在这个阶段的学习，注重理论结合实际，把所学知识应用到实际中。

武当山的道士为支持抗战，积极配合军校培养抗日军事骨干，为了给学生提供足够的房舍，他们把道人集中到其它宫观，只留少数道人护庙。周府庵原本有百多名道士，只留了9名看庙，其余殿堂，房屋都提供给校总部使用。

那时候经常有道士下山为学生治病，主要是治疗跌打扭伤。有个名叫赵远高的道长，原来是张自忠部特务营的连长，1940年5月在枣阳与侵华日军作战中右臂负伤，伤愈后到武当山出家做了道士，多次应邀给驻扎当地的八分校学生授课，讲解对日军作战的方法。

死守襄河

1945年3月，国民革命军为抵抗日军攻占老河口，发动了豫西鄂北会战（又称老河口作战，发生于3月21日至5月）。

当月下旬，我们奉派赶赴襄河（过襄城后的襄阳境内的汉江下游段）、汉水（汉江）一带死守襄河。

守卫襄河不仅关系到均县县城的安全，

也事关鄂西北、陕南、草店至白河的安全。日军占领老河口后，企图侵入襄河西岸，不断进行骚扰，但三官殿至青山港一线无部队守防。为了严密防守，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命第八分校第十九期全体官生和练习营官兵守卫这一线河防，不时隔江炮击，或用轻重机枪射击，严加防守，持续月余之久，使日军占领均县县城的企图终难得逞。日军的铁蹄被阻于汉江东岸沙陀营、玉皇顶一线，确保了鄂西北、陕南、草店至白河的安全。

出发前，总队长黄蔚南集合全体官生训话：“我们要以先期学长为楷模，全体官生要在襄河西岸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钢铁长城，宁可以身殉国，也决不能让日军前进一步！”

训话结束，我们立即进行战斗准备。每人一枪，100发子弹，4颗手榴弹。每个班配1挺轻机枪，一连1门追击炮。

宣布了行军序列并下达行军命令后，当晚我们即在夜幕的掩护下奔赴河防阵地。

草店通往河防的路，都是山岭中的崎岖小道，加之阴雨连绵，携带着粮食、弹药、行装，所以行军非常困难。天放亮时，我们才全部进入阵地，迅速完成了部署和警戒，然后一面抢修工事，一面密切注视河面上的动静。

我们各自冒雨挖好了单人掩体，步枪上膛，把手榴弹放在面前，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也许侵华日军发现河对岸有中国军队凭险防守，加上他们因战场的扩大而兵力愈显不足，未敢轻易西犯。

十几天后，我们奉命把河防移交给地方部队后返校。

军校迁往张家湾

不久，军校接到通知南迁房县（今属十堰市，位于湖北省西北部）。

从草店翻越武当山，爬上好汉坡，再沿着山路向西行至均县老君乡乡公所，第八分校的留守处和医务室都在这里，将患病和因故不能继续行军者留下后，我们沿着老君山向南行至房县西关的张家湾，因没有营房，只好又散居在庙观，祠堂及居民家中。大家放下行装后，又返回草店搬运教学器材和生活用具等。

张家湾的教学环境更差，根本没有教室和课桌。下课后师生们一起带上镰刀、斧头、麻绳，上山打柴。不仅要自己打柴，草鞋也要自己买草回来自己编织。

军校训练十分严格，也十分残酷。每天早上都要背枪跑步4000米，卸下枪后，手肘与大拇指却已僵硬。每周有4个半天都在野外，摸爬滚打。大多数时间是上午操场教练、下午野外演习。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实弹射击、手榴弹投掷、劈刺练习。

在烈日下暴晒、大雨中长跑和雪地里匍匐前进，更是习以为常。如果犯错误，还要加倍体罚，甚至挨关禁闭。考试不合格者，就有可能被中途除名。北方的冬天滿地都是半尺厚的积雪，可棉衣有时到11月还未发下，我们好些人只能穿着夏天的短衣短裤到野外去操练。

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师生们的抗日热情高涨，驻地充满了读书声和歌声。当时我们唱的大多是《大刀进行曲》之类的救亡歌曲。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唱的一首歌词：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同学们！同学们！ 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军校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围绕着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目标进行。

学习训练一段时期后举行升学考试，分科接受军官教育。通常是根据各自所学专长升人相应的专业兵科（如数学成绩优秀者多分配到炮兵科深造），最多的还是升人步兵科。8月，我们在体育场举行了分科升学典礼，并由第十九期改为第二十期。

此后，各兵科学生除巩固学过的基础知识外，着重于指挥能力的培养。要求学员不仅要有军事理论知识，更要能够熟练地进行实际操作，在沙盘演习和实地操作的基础上，使自己具备一名下级军官的指挥能力。例如观察测绘地形、地物、地貌、公路、铁路、桥梁、村镇、城市、田野等;掌握各种兵器，

兵种在攻防上如何配备，火力点及障碍物如何设置，指挥官的位置，实地位置，距离与图纸的关系等。军官教育的政治课本有《三民主义浅说》《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世界革命运动简史》和《军队政治工作》等。此外、法律、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政治经济学知识也是必修的课程。

在张家湾上了不到两个月的课，国民政府对军事方面采取精兵简政的政策，所有军事机关大量缩编，一切不必要的机构该合并的，几个单位合并一处，八分校即奉命裁撤，我们被编并到驻地在西安王曲的第七分校。

我们准备前往第七分校时，传来了日本于8月15日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师生们无不为之欣喜若狂，不少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在既没接到命令，也没人提议的情况下，官兵们不约而同地举枪对空射击，号手们吹响了胜利的军号，乐手们奏起了军乐，驻地的老百姓点燃了鞭炮，一时间各种声响惊天动地搅成一片，不少人流出了激动的泪水。

黄埔军校西安督训处

1945年10月初，原第八分校的师生徒步踏上了北上的征途。

这次北上，情况比上次西进时好多了，因为再也不用担心沿途会有侵华日军的袭扰。

我们渡过白河、汉水，越过秦岭，走出黑龙口，进入号称“八百里秦川”的渭水平原，经过一个多月的徒步行军，于11月中旬到达了目的地一一设在西安市以南20公里王曲镇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

1946年1月，第七分校奉军训部的命令裁撤，同时成立了隶属于军校成都本校建制的“黄埔军校西安督训处”，由陆军中将袁朴任处长，留在王曲的未毕业学生继续接受军事教育和训练。督训处成立时，原第七分校1944年8月招收的第十九期入伍生团后改编为第二十一期，和汉中一分校、鄂北八分校、皖北鲁干班等处学生统一到西安督训处，合编成第二十一期各兵科。

我被编人炮二大队第六中队。特科生除学习步科全部课程外，炮科增加了《炮兵操典》《观测教范》《炮兵射击教范》《马厩勤务》《马术教练》《通信教练》汽车驾驶和炮兵野战演习。

西安处在国民党军队和陕甘宁边区人民军队对峙的前沿，我们这些在督训处接受教育的准军官，随时都有上前线带兵打仗的可能，为此，有的人还要提前毕业。所以国民党政府和校本部对督训处都极为重视。

1946年5月，蒋介石来到西安，召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和督训处校级以上军官进行训话。同月，国民党政府军训部部长白崇禧来督训处阅兵并训话，还给我们上战术课。讲到如何对付敌军的空中力量时，他说，空中的侦察能力是很有限，很弱的，在地面上行军作战是容易隐避的。听他的战术课能增强战场作战的信心。

国民党军攻占延安后不久，全队集合到西安王曲北侧校场，不论你是否愿意，都会被要求集体宣誓参加国民党。

当时督训处对我们的训练抓得更紧，还实施美式军事教育，要求更高也更接近实战。教官们把军事技术分解成5个步骤：准备、示范、实施、检讨和改进。各兵科大队、中队的实地演习均有所增加，为了学习陆空协同作战技术，由西安空军基地的伞兵部队来王曲进行伞兵训练的示范和演习。

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黄埔军校教育长关麟征先后3次来王曲进行督练，他每次来督训处都要待20多天，无论我们是在靶场、操场训练，还是在野外作业，他都亲临视察。在射击场上，他对学生们的基本动作和弹着点的散布都认真观察、记录。观看马术训练时，他特别指出不要耍花样，要从实战出发。看到人人都能按照技术要求规范，迅速地完成马鞍和所驮东西的装卸时，关麟征非常高兴，当场予以嘉奖。每次检阅结束后，他都要对所有的项目进行详尽的讲解和评判，并指出方方面面的不足之处。

1947年五六月间，由于陕北战事日渐紧张，有不少基层军官伤亡，于是又有80多人奉命提前毕业，充实到前线作战部队。

临毕业，军校向每个毕业生颁发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十一期毕业纪念章，所学的某兵科纪念章，还有在上海印制的制作精美的同学录等。其中最有分量的还是那把制作精良的佩剑——中正剑，剑鞘上镌刻“校长蒋中正赠”，剑身贴剑鞘处有阴刻“成功成仁”一一这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身份象征。

1947年9月18日，关麟征主持了督训处全体学生的毕业典礼。那天，督训处全体学生穿着崭新的军服，人人精神焕发，当主持毕业大典的关麟征出现在主席台前时，全体官兵向他注目举手敬礼，庄严隆重的毕业典礼至今仍历历在目。此后，督训处就不复存在了。

脱离军队

毕业后，我和徐云亭同学奉派到驻防江苏省江阴要塞的炮兵五十一团。

徐云亭分配到一营一连工作。我则于12月25号报到，分配到二营六连工作，当时驻扎在江阴县城内火神庙（1980年代末拆除，今城中派出所所在地），暂时负责为团部看后门。任见习排长约8个多月后，正式担任排长，最后担任了几个月连附。

1948年，部队奉调常州。那两年部队前后在江阴及下辖的利港及常州市中心沙（今扬中市南端的西来桥镇）等地驻扎，其中在中心沙驻扎时间较长。

在中心沙驻防时，我发现连里有两个共产党人：一个之前是区长，河南人，高个子，脸上有天花;另外一个是政府的科长，山东人，小个子，都受了我和连长杨洁的照顾。这两个人是我们驻扎在常州到中心沙途中的一个圩镇上时，被俘虏后参加我部的。关于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事，是连长杨洁后来悄悄告诉我的，他说：“我们连有两个共产党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我曾经和区长谈过，我说：“内仗是毛主席和蒋介石的事，与我们没有关系，内仗有什么打头。”区长也说：“对，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

因为要保全他俩的生命安全，我们始终为他俩保守秘密。这件事开始我以为只有我和连长知道，想来陈广祥（第五十一团便衣人员，解放后任人民军队指导员）、陈继诚（解放后任乡长）等地下工作人员或许也会知道。现在想想，他们其实是假装被俘嵌入我部的。

中心沙和扬中县常有纠纷，扬中县要到中心沙抽丁拉兵，当时我们允许中心沙的青年躲在军营，保护了他们，这些青年解放后大多参加了人民政府工作。长江江面被军队封锁，船只不能过往，不能活动，渔民们苦不堪言，我们背着上级和步兵部队，允许他们打渔，解决了他们的生活问题。

21日解放军渡过长江那晚，我们刚到扬中，便被步兵控制了，连长亲自指挥放射了6炮（只听见放射音，没有听到爆炸音），便把炮丢在阵地，后来被步兵拉走了，连长也被他们捕去了，后来据说一直到上海才脱离危险跑到桂林，我也在扬中离开。我们连长杨洁是河南省确山县人，他也来过桂林，后来带家眷到了湖南衡阳。杨连长的下落，想必陈广祥、陈继诚应该也是知道的。

其实我早已有脱离军队的打算。在当年冬天将家眷疏散到湖南时，我已打算离开，曾经坐火车到达杭州，但因舍不得部分行李，又返回了江阴，因此直到1949年4月，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被起义人员逮捕，部队奉命撤退溃逃，我和王耀东（徐州人）排长才一同离开。

后来，在中心沙遇到陈广祥、陈继诚、

张普乾（原中心沙队附，后到华东大学学习）等人，一起到武进县人民政府招待所吃了两餐饭，住了一晚，他们说：“我连与解放军原有联系，后因调动联系不上。”陈继诚还说：“你们连长被步兵捉去了，我们已经在设法营救。”我因要找家眷（前妻）吕战英，京沪线通车后，便到南京，由解放军遣送到汉口，继由汉口转送到湖南，在东安车站转车到桂林找到了家眷，随后，在火车北站民生路（今群众路）盖了一间竹瓦房，夫妻二人一面从事小商经营，一面学习会计学。

1951年8月，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我经当地政府介绍考入贸易公司，后来分配到兴安县大溶江贸易购销处工作。

后记

说来惭愧！

樊瀛滨乃我夫人的外祖父。他是黄埔军人的事，我是早有所闻的，专程于数年前到桂林黄埔同学会办公室翻阅《黄埔军校通讯录》，查找到他系毕业于该校第二十一期，不过，也正因为这条信息，让我错误地判断他没参加过抗战，是以从来没有过多对他关注。因为第二十一期毕业于1947年9月，反推其入伍时间已是日本宣布投降之后，据此推断他没参加过抗日战争。我關注抗战老兵8年多，采访抗战老兵近百，行文数十万字，相关作品也已结集出版两部，却一直不曾有提及身边这位老兵只言片语。

直到2018年7月初，台湾作家、老兵后代刘台平老师来访，期间我们谈起老兵，及抗战历史档案，说到某些抗战资料的缺失，他说有个同学在岛上的“国史馆”工作，或许可以帮忙查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我便委托他回去后帮忙查找一下老樊同志，以及我大伯父张育林的信息。我大伯父1942年被拉丁去当兵后了无音讯。

不几天后，朋友明月江客说他帮人查找到一老兵在黄埔军校的照片，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也请他帮忙查找外祖父的老照片。因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家里经历过的一些事，让外祖父身边所有能证明身份的物件全都不在了，岳母说家里曾经有一个藤编的箱子，打开箱盖，上面覆盖着的一块粗布上，镶满了各种军功章和纪念章，还有一个本子，里面夹着各种照片，上边密密麻麻写满日记，也在当年被人一并搜了去。

明月江客得知外祖父是毕业于第二十一期的湖北人后，在黄埔军校通讯录上陆军军官学校西安督训处二大队六中队名单里找到了外祖父的名字，根据他的经验，初步判断老樊最初考入的是黄埔军校第八分校第十九期的，后来才合并人西安督训班，而且还参加过豫西鄂北对日作战，是抗战老兵！

很快，明月江客的朋友单补生先生帮忙找到了外祖父当年在军校的戎装照，并通过网络传了过来。当晚，我们一家人兴奋不已，不仅找到了外祖父留存至今的唯一戎装照，还意外获悉家里又多了一位抗战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