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运动的倡导者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革命精英，呼喊民主与科学，培养了一批青年领袖和文化精英，使中国无产阶级从此登上历史舞台，通过不懈努力、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

陈独秀

“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1913年陈独秀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1914年，陈独秀出狱后到达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等又创办了《每周评论》。在此期间，陈独秀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倡导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

五四运动前夜，当得知5月4日将有学生示威游行时，陈独秀连夜执笔，写出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的战斗檄文，并在当天出版的《每周评论》上刊发，吹响“人民起来直接解决”的冲锋号。陈独秀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陈独秀的文章，指导和推动了运动的深入发展。

5月11日，针对北洋政府镇压爱国学生和学生运动，并只承诺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3个卖国贼的情况，陈独秀历数政府从《二十一条》以来的一系列卖国行为，指出斗争矛头不能仅仅指向作为政府“机械”的3个卖国贼，而更应指向造成这些“根本罪恶”的北京政府。5月18日，针对北京的运动总是局限在学生阶层中，以及有些人把民族的斗争视为山东一省的问题等错误认识，陈独秀发表《敬告中国国民》一文，号召全民起来奋斗。

此后，针对反动当局不断镇压和逮捕学生，而运动中又出现妥协和厌倦的倾向，陈独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又及时发出战斗檄文，指出国民“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他还提出了鲜明而有力的战斗口号：“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陈独秀还谆谆告诫在运动中受尽磨难的学生：“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监狱，出了监狱就人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6月9日，为了推动运动的进一步深入，陈独秀不顾大学教授的身份，亲自到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不幸被暗探逮捕。陈独秀被捕一案一经报纸披露，立即在社会上掀起巨大风波，各界纷纷谴责政府破坏舆论自由，摧残近代思潮，要求尽快释放陈独秀。

6月15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率先致函京师警察厅请予保释陈独秀。6月16日至20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联络北京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等高校著名教授学者70多人签名请保陈独秀，函中称“陈先生夙负学界众望，言论思想皆见称于国内外，此次被捕，恐激起全国学界现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际，殊非息事宁人之计”。6月25日，安徽同乡会、在京皖籍官绅、安徽省长吕调云也相继致电京师警察厅请尽快释放陈独秀。

面对声势浩大的保陈风潮，京师警察厅不得不做出“念陈独秀尚系学子，应予从宽，准以保释，但按豫戒法第三条四款施以预戒”的裁决。9月17日，饱受3个月铁窗之苦的陈独秀被保释出狱。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陈独秀不仅从精神上号召人们为真理而战斗，为五四运动的深入进行提出战斗纲领、口号，还身先士卒，冲到斗争第一线去散发传单，处处显现出共产主义者为理想而献身的革命精神。毛泽东曾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热情赞扬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认为“陈独秀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精神万岁！”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他（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他还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今。”“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圍一群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屈武

“真威武不能屈者也”

屈武（1898-1992），陕西渭南人。1925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顾问处处长、立法委员、少将参议、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今乌鲁

木齐市）市长。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第五届中央副主席，第六届代理主席、主席，第七届名誉主席等职。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掀起五四爱国运动。5月14日，消息传到陕西。在成德中学读书的屈武闻讯后心中十分激动，他在校内广泛宣传北京学生的爱国正义斗争，并秘密组织起“十人救国团”。

6月初，在屈武等人的筹划下，陕西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屈武当选为会长。6月中旬，陕西学生联合会推选屈武和省立三中学生李伍亭（耀商）为代表，赴沪参加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为了躲开反动当局的监视，他们化装离开了西安。因去上海的路费不足，不得不假道北京求助。

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即6月27日，屈武、李伍亭代表陕西学生联合会同山东代表请愿团、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请愿团、京师总商会代表、留日学生代表、报界代表、基督教代表等500多人，高擎大旗，云集新华门，联合向总统府请愿，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

徐世昌深怕事态扩大，局面难以收拾，不得不于第二天在怀仁堂接见了屈武等学生代表。但代表们对徐世昌的敷衍态度十分不满，相继发言和他辩论。屈武激于爱国的义愤，冲着徐世昌声泪陈词，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掉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说罢，以头碰地，血流如注，当即被送往医院。对此，徐世昌竞毫不动心，拂袖而退。消息传出，一时舆论大哗。屈武的义行被史称为“血溅总统府”事件。屈武一时亦被誉为“爱国英雄”，名扬海内。

7月上旬，屈武和李伍亭在陕西旅京学生联合会的资助下，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屈武还通过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的介绍，到莫利哀路孙中山的寓所晋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同屈武进行了交谈，鼓励他回陕后，要多在有志青年中宣传三民主义，做救国的事業，还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

返回西安后，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在屈武等人的努力下，全陕学生联合会于9月6日重新开幕，屈武被选为会长。

由于西安各校教员薪金被长期拖欠，生活无着，于是酝酿罢教斗争。10月6日，刚成立不久的省学联决定积极配合教员的索薪斗争。在屈武的组织和倡导下，学生列队来到省政府请愿，要求尽快补发教员的薪金，恢复正常教学。其时，省长刘镇华拒不出来接见学生，还命令军警阻拦。学生在义愤之下砸烂了省长衙门大堂的全部桌椅器物。事发后，刘镇华要求陕西督军陈树藩严惩带头请愿的成德中学学生和省学联负责人屈武。

10月8日中秋节这天，陈树藩亲自出马，带领马弁百余名包围了成德中学，并召集全体师生训话，威逼学生承认错误。以屈武为代表的学生骨干毫不示弱，据理驳斥。陈树藩气急败坏，竞下令毒打带头的学生并扣押了屈武等人。10月22日，《民国日报》以《陕学生驳斥陈树藩一一屈武君真威武所不能屈》为题，报道了陈树藩与屈武对辩的详细经过，并对屈武备加赞扬，称：“今在陈氏淫威之下，竟批陈之逆鳞，而披露其义胆忠肝。屈武君乎，真威武不能屈者

也。”

后来，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屈武等人逃离虎口，连夜前往三原，受到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的欢迎。在这期间，屈武同于右任的长女于秀芝（又名于楞）订婚，并于1922年4月在北京结为伉俪。于右任还特意写了一组《助妆诗》，其中第四组是写屈武的，诗云：汝婿亦奇士，青年多关誉。忧同屈正则，事类申包胥。至理无贫贱，浮云有卷舒。进修齐努力，嘉耦复谁知。

冀朝鼎

“人活在世上，就是为

改良世界的”

冀朝鼎（1903-1963），山西省汾阳县人。“人活在世上就是为改良世界的”，这是他在清华求学时立下的革命志向，也是他毕生奋斗、振兴中华的真实写照。13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在学校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冀朝鼎在美国留学时加入美共，回国后潜伏国民党内部做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与周恩来、邓颖超有着浓厚情谊，曾担任过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共和国成立后，他从事财政和外贸工作，曾多次出国访问，在国际上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

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清华就读的冀朝鼎参加了6月3日的大宣传，他怀着满腔的爱国义愤，率领同学上街宣传，不料被军警拘捕，关押了3天。斗争的现实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北洋军阀政府媚外卖国的反动本质，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思潮，更促进了他的觉醒。

这年夏天，冀朝鼎和施混等人把暑假修业团改名为唯真学会，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救国”的主张和“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的行动口号，积极投入了“改良社会”“改良清华”的热潮之中。他们仿照西方国家议会民主制的形式，成立了清华学生自治会。冀朝鼎以其真挚的爱国热忱，言行一致的品格和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先后被选为学生会评议部及校务改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学生法庭审判官及《清华周刊》的集稿人，负责《言论》专栏。他广泛采纳各方面的意见，积极撰写文章，提出了不少改良清华的建议。

在此期间，冀朝鼎和唯真学会的同学们接受了“劳工神圣”的思想。1921年，清华校庆10周年之际，他又和徐水烘等编辑出版了《清华通俗周刊》，散发给附近的工人、农民和市民，做为清华送给平民的礼物。在这本小册子里，冀朝鼎以通俗易懂的文笔编写了《人为什么活在世上》《怎样生活》《去做》等文章，阐述人生的意义和志趣。他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为改良世界的，不是单为吃喝。”他主张，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就应该尽他的力量去做事，尽他的活在世上的责任。他说：“若有一个人永久去作，那世界便多了一个真正的人，少了一个假的人。若人人都永久去作，那人人便不愧虚生一世，做了真正的人。国家还怕不富强？世界岂能不平安？”（孙敦恒：《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冀朝鼎等人身为清华学子，又大多出身于书香门弟和官宦之家，却倡言“劳工神圣”，亲操养马、作工“贱役”，这不仅被守旧派认为“震世嫉俗、不成体统”，就是一些高唱“社会改良”，坐而论道的社会人士也视为“言行过激”。然而，矢志改革的冀朝鼎却不顾时议所非，决心按照自己所认定的真理去做。他常对志同道合的罗静宜（后与冀朝鼎

结婚）说：“我平生最敬慕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矢志不移，奋斗终生，堪为千秋师表，望你以秋瑾、向警予为楷模，认真地向她们学习。”

陈望道

五四运动积极推动者

陈望道（1891-1980），浙江义乌县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语言文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1920年，他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成员。1922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建立时，任第一任书记。

五四运动的风暴在国内兴起以后，此时在日本的陈望道再也待不下去了，遂于同年6月初毅然返回祖国，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师。他与其他几位语文教员一起，配合新派校长经亭颐，以学校为据点，积极响应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兴起以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率先响应，学生纷纷组织起来，走上街头，向市民进行反日受国宣传，劝说市民起来抵制日货。这时，校长经事和许多进步教员，“都觉得时代精神大大地改变了，本校底组织上、教授上、管理训练上，都应该大大地改革一番，去顺应那世界底潮流”。在这一年秋季开学前，学校采取“与时俱进”的办学方针，首倡学生自治，职员专伍，改革国文教授及学科制等措施。在这场改革中.陈望道与夏丐尊、刘大白、李次九等4位语文教员的贡献尤多。如反对旧文学、文言文，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反对盲目崇拜，提倡思想解放，反对封建专制主义，提倡自由平等思想。

为了向学生提供更多的进步刊物，陈望道等教员在校内设有报刊贩卖部，出售全国著名进步报刊，诸如《新青年》《每周评论》《解放与改造》《星期评论》《浙江新潮》《教育潮》等，每天都有销售。他们还编辑了在一师内部发行的《校友会十日刊》。

在此期间，陈望道还在郑振铎主编的《时事新报》一副刊“学灯”及《浙江一师校友会十日刊》等报刊上发表《扰乱与进化》《我之新旧战争观等多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运用辨证唯物的观点来解释扰乱与进化的关系，新旧战争的差异，以及对社会改革的一些具体设想，成为当时促进社会改革的一员闯将。

在一师的影响下，杭州其它各校的新文化运动也迅猛地开展起来。杭州各报纸也一度采用白话文。然而，经亨颐校长和陈望道等教员在一师进行的改革却遭到浙江封建顽固势力的疯狂抵制。这些顽固派把陈望道、夏丐尊、李次九、刘大白诬称为“四大金刚”，扬言要用枪打死他们。不久，一师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题为《非孝》的文章，在浙江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动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倾巢而出，必欲置陈望道等人于死地而后快。他们由省教育厅出面，以所谓“非孝”“废孔”甚至加上“共产、共妻”等罪名，责令经亨颐对“四大金刚”予以撤职查办。这种做法，正如《浙江一师校友会十日刊》所指出的：“其实省教育厅当局早就打算推翻一师底改革计划，于是先借《浙江新潮》案做个查办的引子，引到本校‘学生自治和‘改授国语两件事的头上，以便把本校底革新事业根本推翻。”

由于经亨颐校长对省教育厅的“查办”指令进行了

坚决的抵制，这件事被拖延下来。1919年12月8日，省教育厅派科员富某再度来校，并转来了所谓“社会责问书”;接着，省议员也提出所谓“查办经亨颐”的议案。随之而来的便是省教育厅长齐耀珊、夏敬观下令撤换一师校长，改组学校。面对反动当局的高压手段，一师全体师生和杭州其他学校的师生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坚决反对撤换校长和改组学校。当政府当局利用寒假把经亨颐调任视学，并另派校长时，学生闻讯纷纷赶回学校，不让经校长离校和拒绝新校长到任。他们还发出“吾侪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誓言，决心与反动政府斗争到底。这一“留经运动”使反动当局恼羞成怒，竟出动军警包围学校，强令学生离校，妄图解散一师。军警用刺刀、步枪将学生逼往操场，团团围住，进行恫吓。一师师生无比气愤，操场上片哭声。这时，陈望道步入学生中间，对他们说：“我和大家在一起，你们不要哭。”于是带领学生与军警开展面对面的斗争。有一学生愤然对军警说：“你不肯牺牲数十元金钱甘来催残我辈，我宁肯牺牲生命以全人格。”话毕夺下一军警的指挥刀要自杀。体育教师胡公冕见状猛扑过去，奋力夺下指挥刀，救下了这个学生。陈望道乘机向军警大喝道：“学生被逼得要自杀了，你们还不赶快后退！”警长张皇失措，不知怎样才是。这时全场同学以及各校男女学生都哭起来了，哭得凄惨悲悒，连警察们也在留泪！警长不得不下令全体警士后退三尺。

一师风潮激起了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广大师生的公愤，纷纷起来声援。上海的《民国日报》《新闻日报》也相继发表评论，警告浙江教育当局不要对革新教育掀风作浪。斗争的结果，终于迫使政府当局收回了查办“四大金刚”和撤换校长的决定。

“一师风潮”使陈望道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因而更增强了他对旧制度斗争的信心。这件事使他懂得，他在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邓培

唐山地区革命斗争的骨干

邓培（1884-1927），广东省三水县人，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党员，我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1927年4月被国民党杀害。

五四运动爆发后，革命洪流迅速波及全国。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赴京与学生联合会进行联系的学生代表回到唐山后，很快同唐山制造厂工人取得联系。邓培以唐山制造厂工人代表的身份，和学生代表一起，带领全厂工人和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迅速投入运动，举行了3000多名工人和学生的爱国游行示威。邓培在厂内广泛开展宣传活动，揭露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罪恶实质，大声疾呼：《二十一条》要叫咱们亡国灭种，咱们工人不能不管！五四运动期间，邓培曾到北京会见李大钊，细说了唐山工人的状况。李大钊向他指出，工人过着骡马不如的生活，原因在于老板的剥削，并提出要多办劳工教育。这使邓培受到很大教益和影响。

邓培从北京回到唐山后，积极开展工作，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把唐山制造厂的工人和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组织起来，编成多个讲演队，在市内的主要街道、戏院、茶楼、公园等公共场所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呼吁反对卖国条约，抵制日货。

北京军政府在6月3日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传到唐山后，激起唐山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怒。12日上午，唐山各界人民3万多人在火车站前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抗议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的罪行。由于英帝国主义走卒、机务处副处长孙鸿哲的阻挠和破坏，唐山制造厂的3000多工人未能赶上参加大会。

24日，唐山各界人民在火车站前广场再次举行集会，邓培带领唐山制造厂的3000多工人前去参加。当邓培率领工人队伍走到厂门口时，又受到孙鸿哲的阻拦。孙鸿哲说：“反对凡尔赛和约的问题是国家大事，你们工人出去于什么？”

邓培理直气壮地答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参加活动是我们的责任！”

孙鸿哲又威胁工人说：“你们上街游行，不发给你们工钱！”

邓培怒斥道：“我们工人为的是教国，不光是挣钱！”

话毕，他带领工人队伍一齐拥出大门，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浩浩荡荡地奔往会场。这次群众大会历时4小时，上台讲演者就有30多人。最后大会一致决议，以“外交泱不让步”“惩办卖国”“保护学生自由”等内容，向北洋政府发出通电。会后，邓培等人还發动群众查烧日货，并举行罢工和反帝示威游行。

7月，邓培在唐山制造厂建立了以工人为基本群众的爱国群众组织“职工同人会”，他被公推为总干事。该会并加入唐山各界联合会，进行种种爱国运动。唐山制造厂工人在“职工同人会”的领导下，各车间还组织工人积极分子成立了“救国十人团”。他们和学生一起，组成讲演队，分赴市区街巷和乡村进行演讲，宣传抵制目货，反对卖国条约。随后，他们又和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等处联系，使爱国运动在全市普遍开展起来。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组织领导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不久，邓培被吸收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真正成为唐山地区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