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柳情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浙江省图书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为躲避战火被迫远迁，地经五省、历时九年，最终安全返回杭州。陈训慈等爱国知识分子、国民政府当局、贵州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各方为阁书的迁移相互支持、密切配合，留下了丰富的档案史料。这些珍贵的史料，为我们研究中国图书馆史、抗日战争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也为我们今天的书库管理和古籍保护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史料

浙江省图书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为国内孤本，异常珍贵，抗战爆发后，阁书的安危牵动着国人的心，以浙江省图书馆馆长陈训慈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组织了这项善本古籍迁移的大工程。内迁工作牵动了教育部部长、省教育厅厅长等高官，甚至包括蒋介石本人亲自发电报，指示阁书保管事宜，跨越了浙江、江西、湖南、贵州、四川五省，行程五千余里。阁书内迁的九年多时间里，留下了丰富多样的史料。这些史料主要包括陈训慈本人写于抗战时期的日记、浙江省图书馆馆员毛春翔写于1947年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教育部与各省厅单位往来电报、浙江大学关于浙江四库全书有关事项的档案、贵州省图书馆《代管四库全书》档案等。

一、陈训慈的《运书日记》

陈训慈（1901-1991），字叔谅，浙江余姚人。1932年至1941年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为保护浙图藏书，组织抢运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及其它善本古籍的内迁工作，并将书籍转运之事写进日记。日记第三册、第四册由徐永明整理后，将日记中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部分摘录出来，发表在2000年3月台湾出版的《中国文哲研究通讯》上。周振鹤先生将陈训慈日记第一册手稿整理出版，并取名《运书日记》，于2005年、2006年分两部分发表在《近代中国》第15辑、16辑上。日记第二册缺。2013年，周振鹤将徐永明整理的陈训慈日记摘录和他自己整理的陈训慈日记第一册合并刊出，由中华书局出版。[1]

陈训慈的日记直接记录了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的整个历程，是我们今天了解文澜阁书史的珍贵史料。陈训慈爱护中华文脉，战火侵逼之下，为请求阁书迁移、争取经费和车辆支援，他四处奔走，多方周旋，拳拳之心溢于言表。日记中也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状况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工作等的记载，细密详明，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还有日机空袭时的情景描述，包含时间、地点、场景、人物等诸多要素，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珍贵素材。作为战争时期的生活记录，其中亦赞扬了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叙说至真，读来深受感动。涉及的人物广，记载周详，行文严谨，是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国图书馆馆史、以及研究四库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集中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舍命护书的精神风貌。

二、毛春翔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

毛春翔（1898-1973），原浙江省图书馆职员，亲自参与见证了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的过程，并在贵州专门守护、保管《四库全书》长达五年之久。1946年毛春翔结束了《四库全书》的守护任务，回到浙江，将阁书颠沛流离的迁徙之旅撰写成《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一文，发表在1947年《图书展望》复刊第3期上。[2]这份记录是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迁移的亲历者所撰，因而它具有第一手史料的价值，是我们了解阁书迁移经历的珍贵资料。

文澜阁《四库全书》在抗战爆发前原藏浙江省图书馆孤山分馆，毛春翔为孤山分馆的主任，管理阁书是他的主要职责。1937年8月，阁书外迁时，他曾装箱打包并一路护送，对阁书感情至深。1941年9月，在贵阳看守阁书的保管员柳逸厂因病辞职后，陈训慈即召毛春翔继任。毛春翔在贵阳守书期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他对地母洞的防潮设施进行了改进，并加大了晒书力度，原只秋季晒书一次，他增加了春季也晒书一次。这些措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阁书藏在地母洞的这五年多里，未受潮湿、霉变、虫蛀之侵害。抗战胜利后，1946年毛春翔随同阁书一道回到杭州。

三、贵州省图书馆档案《代管四库全书》（专卷）

1938年4月30日至1944年12月6日，六年多时间里，文澜阁《四库全书》存放在贵阳，先后在贵州省图书馆存放了五个月、在附近的张家祠堂存放了七个月、在十公里外的地母洞存放了五年零八个月。自1938年3月18日教育部致电贵州省教育厅指示其全力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始，贵州省图书馆奉命承担起了保管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神圣使命，由此留下了一段丰富的档案史料。从《代管四库全书》档案文献中不难看出，在这六年多时间里，贵州省图书馆除了完成日常的行政管理任务外，还做了以下几件大事。一是购买张家祠堂、建造书库：1938年5月，由于藏书地点有限，教育部指示贵州省政府垫资购买附近的张家祠堂并改建书库，因此贵州省图书馆向贵州省教育厅呈报了书库的购买建造计划，包括《书库工程预算表》、《设计图》、《建筑计划说明书》、《贵州省图书馆建筑书库计划说明书》等公文。二是修建地母洞书库：1939年2月，日军空袭贵阳，贵州省教育厅多方考察后决定转移至贵阳城北郊外的地母洞，1940年5月，为避免山洪冲垮书库，加固附属设施，贵州省图书馆向省教育厅呈报了《修理地母洞口草屋及四周土墙预算书》，请求经费支持。三是开箱曝晒：贵阳气候潮湿多雨，书藏山洞易潮湿霉变，务必趁晴天加紧曝晒，为此浙江省图书馆职员与贵州省图书馆共同商讨策略，对阁书采取了科学、细致的除湿防霉措施，制定了晾晒阁书的具体操作流程，浙江省图书馆阁书保管员夏定域在呈报给贵州省图书馆馆长的文中描述了這一流程：“所有开箱、检理、翻晒、换纸、加除虫粉、及归箧、钉封各事，凡经十余次手续，罔不务求其周详”。[3]

这部分档案装订成一册，编号二2，题名《代管<四库全书>书库建筑及经费开支》，正文257页，附录16页，包含电报、信件、公文、凭据、经费开支报表等各类文件一百多件，是我们了解书库管理、知晓战时保护古籍方法的重要史料。

四、教育部与贵州省教育厅等单位之间的往来电报

在爱国学者的请求呼吁下，国民政府当局亦深知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重要，十分重视阁书的保护迁移，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和具体措施，及时回复陈训慈等人的电报，同时安排贵州省教育厅等部门具体落实代为管理。教育部为衔接调配阁书的转运、曝晒、保管工作，多次与交通部、贵州省教育厅、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等方面沟通，他们之间的往来文书、电报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批档案时间跨度大，为1938年3月至1946年1月，涵盖了文澜阁四库全书西迁的整个历程。[4]这些函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爱国学者们的请求呼吁，如西迁初期竺可桢致电教育部总务司司长章益函，迁贵州后陈训慈、陈布雷等致电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请求经费支持。二是教育部方面的复电以及为妥善处理阁书进行协调的指示，如教育部致电交通部，请求派车运书;教育部致电贵州省教育厅，敦促其寻觅妥善地点储藏、及时曝晒;日寇入侵贵阳后教育部又调派车辆转运重庆。[5]此外，还有教育部社会教育督导员张振宇视察地母洞藏四库全书情况的汇报，以及蒋介石指示教育部将《四库全书》转往安全干燥地点存放的公函。这些密集的、叙述细致的电报，表明了国民政府当局对西迁文澜阁《四库全书》的重视与赞同，尤其是陈立夫、章益、朱家骅、张志韩等有远见的官员，多次就转移阁书作出指示、居中协调，他们采取的措施、提供的经费是阁书得以顺利转移的坚强后盾。

五、浙江大学对于浙江《四库全书》有关事项

浙江大学曾为搬运文澜阁《四库全书》出力，相关文献史料保存在浙江省档案馆，档案编号L053-001-0663。这些材料见证了浙江大学在国难当头时期，对学界同仁的支持，对中华文物的爱护。1937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危及杭州，阁书由水路南迁建德途中，被大水所阻，船只无法装运，在浙大兼任史地系教授的陈训慈向浙大校长竺可桢求助。竺可桢立即派校车将阁书运至建德。1937年12月，杭州沦陷，建德也不安全了。在此危难之际，浙大慨然腾出自己的运输卡车，多次为浙江图书馆抢运阁书。在浙大的帮助下，阁书转运至群山环绕的龙泉。为保万全之策，1938年2月，竺可桢向教育部请示将阁书运往贵州保存，并派中文系教授李絜非等人协同浙江省图书馆办理运书事宜。1938年5月1日，阁书顺利抵达贵阳。之后，竺可桢仍然关心《四库全书》的存藏情况，曾两次到地母洞察看详情，并提出保管建议。

总之，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迁移，是抗战时期全国众多图书馆悲壮内迁的一个典型事例，它牵动着千千万万爱国人士的心，耗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它的成功内迁与妥善保管，成为中国近代圖书馆史上的一段佳话，彰显了中国人民保护中华文脉的决心和意志，他们舍身护书、不畏牺牲的精神，为我们当代古籍保护工作者树立了典范。

参考文献：

[1]陈训慈撰，周振鹤整理.运书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毛春翔.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J].图书展望，1947（3）.

[3]赵晓强.抗战时期文澜阁《四库全书》避寇迁黔史料辑录（补）[J].图书馆杂志，2018（5）.

[4]杨斌辑.抗战时期浙江省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史料（上）[J].民国档案，2015（2）.

[5]杨斌辑.抗战时期浙江省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迁史料（下）[J].民国档案，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