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路，孙博文，谢贤君

(1.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x2.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综述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经验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国生产要素和产业的时空演变与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在一定时期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产业规模、区域风险结构及人力资本结构，对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有利于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生产要素和产业空间变迁与发展，产生空间集聚效应，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运输成本等市场摩擦，提升市场需求水平以及激发市场潜能，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增加。但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时期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逐渐加快，特别是“刘易斯拐点”到来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成本激增及人口老龄化加快等问题凸显，使得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面临严峻挑战；再加上梯度空间发展战略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产业集聚趋势越发明显，但也导致地区发展均衡程度降低。在经济新常态下，随着内外部环境变化速度加快，产业过度集聚可能导致企业产生拥挤效应，经济集聚效应功能减弱，不仅影响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而且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存在重要影响。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产业集聚能否再次激发中国市场潜能以增加经济增长溢出效应，这不仅关系到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而且关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大计。因而值得深思的问题是：怎样看待中国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溢出关系？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溢出存在何种内在逻辑关系？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是否存在更合意的产业集聚程度来激发市场潜能以增加经济增长溢出？产业集聚又是否必然会造成区域企业发生拥挤效应？本文将企业运输成本、市场潜能等因素引入其中，构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一般均衡模型并实证分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的影响。

经济增长溢出是除全要素生产率决定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另一关键因素，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产业集聚则可能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市场潜能激发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增加。在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经验中，正是产业结构变迁和产业空间集聚不断地激发市场潜能，使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同时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增加关系到市场经济的创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对于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均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增长动力需要转换，这对于激发中国市场潜能、增加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形成了巨大挑战。因此，探讨新常态下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增加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对于进一步激发市场潜能、创新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实现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促进经济进一步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近年来，关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能够带来产业集聚的认识获得了众多学者的认可，克鲁格曼(Krugman，1991)阐明了在运输成本合理的范畴内，规模较大的市场能够吸引更多的生产厂商以及生产劳动力向中心集聚[1]。经济增长溢出对工业集聚的影响为正[2-5]。赵增耀和夏斌(2012)认为经济增长溢出与工业集聚存在非线性关系，当市场潜能超过一定门槛值时，工业集聚效应才显著[6]。在工业行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行业中，经济增长溢出对其空间集聚也存在显著性正向影响[7]。同时经济增长溢出还对地区集聚经济也存在正向显著影响，且邻近区域具有竞争效应[8]。另外，林善浪等(2013)认为技术创新、知识溢出对地区市场潜能的变化具有显著影响，且不同区域市场潜能的驱动要素存在一定的差异[9]。王雪辉等(2016)认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一方面会随时间推移整体增强，另一方面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10]。

关于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影响的认识方面，雅各布斯(Jacobs，1969)认为产业集聚能够通过新知识、新技术的溢出效应从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11]，因而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正向的显著性影响[12]。企业通过密集型经济活动可以促进企业之间形成“非市场关联效应”，地理就近性影响运输交易成本和商业价值共享，信任等方面对产业的经济网络的形成与运作至关重要，同时通过对生产产品相互的学习，形成知识共享，不断传递、转移知识，为推动企业产品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带来多元化的消费需求，为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奠定基础，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13-16]。还有研究认为产业集聚的技术扩散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和新技术搜寻效应都有利于提升城市经济增长[17-18]。林等人(Lin et al.，2011)认为中国的纺织业行业具有高度集中特征，且纺织工业集聚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正向的、非线性的影响[19]。宣烨和余泳泽(2017)也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果更明显，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发挥的作用更显著[20]。同时余泳泽等(2016)进一步指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聚集提升制造业生产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具有一定的区域边界[21]。

随着区域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升，产业集聚效应及扩散效应不断增强[22]。经济增长溢出效应不仅包含提升本地区市场需求的需求效应，还对其他地区存在吸附效应，因而产业集聚发挥这种集聚和扩散辐射作用，进而带动本地区市场需求和其他地区市场需求，从而增强产业的集聚功能，进一步提高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鉴于以往的文献主要集中探讨产业集聚对生产率产生的影响，而忽视产业集聚可能对经济增长溢出产生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探索产业集聚影响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机制，分析产业集聚如何激发市场潜能以实现经济增长溢出。同时，考虑到中国经济空间上存在较大差异和经济处于转型时期，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之间很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所以，本文从一般均衡理论模型角度出发重点考察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影响理论机制，并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地理溢出效应。

二、一般均衡模型

为了回答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是否有利，本文基于在某一阶段经济体存在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集聚程度的假设条件，以及莱丁等(Redding et al.，2004)[23]、尼布尔(Niebuhr，2006)[24]所构建的新经济地理模型，构建一个内生交易运输成本与产业集聚的一般均衡模型，以探讨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

1.消费者行为

假设消费者效用函数满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同时对两部门产品存在相同的偏好形式，制造业部门产品存在不变替代弹性的子效用函数如下：

U=AμB1-μ

(1)

(2)

其中，A和B分别表示制造业产品与非制造业产品的消费指数，μ表示制造业产品的消费所占份额，a(i)表示每一种可获得异质性商品的数量，n是制造业产品的种类，ρ表示异质性商品之间的替代性偏好，令σ=1/(1-ρ)，则σ表示任意两种制造业异质性产品之间的差异性，且σ>1。

消费者的预算约束：

(3)

采用二阶段预算法可得制造业产品与非制造业产品的非补偿消费需求函数，分别为：

(4)

(5)

(6)

2.厂商行为

(7)

3.一般均衡

根据厂商生产利润最大化条件可以知道所有区位r生产的产品的均衡价格为：

(8)

(9)

4.市场交易运输成本、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溢出

单位产品从r地区到s地区，依据“冰山运输成本”模型，冰山损耗系数为Trs，则满足：Trs=eτdrs，其中，drs表示从r地区运到s地区空间距离，τ表示两地广义运输成本的参数。则均衡工资方程为：

(10)

新经济地理学的交易运输成本既包括由空间距离而产生的交易运输成本，也包括由地方保护、信息不对称及贸易壁垒所形成的无形市场摩擦。同时按照藤田昌久(Fujita et al.,1999)[25]，将反映两地市场产业空间集聚指标视为广义运输成本函数，因此本研究假定产业空间集聚指标函数为广义交易成本的减函数：

Frs=λeτ(φ)drs

(11)

Fr=-Frs

(12)

Frs表示r地区到s地区之间广义运输成本函数，Fr表示r地区产业集聚程度；φ表示两地市场壁垒所带来的广义交易运输成本的增加，其值越大，则距离drs的增加所产生的运输成本参数也就越大，τ(φ)为增函数。市场分割通过影响本地区的市场潜力水平而影响工资水平的方程，有：

(13)

根据市场潜力以及产业空间集聚指标的方程结构，市场潜力对产业集聚指数偏导数方程为：

(14)

推断产业集聚指标对市场潜力的影响弹性系数大于0；产业空间集聚水平越高，市场交易运输摩擦越小，空间距离以及贸易壁垒等市场分割因素对区际贸易的影响也就越低，周边地区也就更容易接近本地市场，本地市场潜力也就越高。克鲁格曼的市场潜力理论证实了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存在机制，经济总量较大的地区对其他地区往往有着一定的经济溢出作用，而且产业空间集聚水平越高，这种溢出效应往往也就越大，进一步以本地经济增长代替工资水平，通过比较静态分析求解经济增长对产业空间集聚的导数，有：

(15)

三、研究设计

(16)

其次，空间杜宾模型(SDM)的效应分解。空间杜宾模型意味着地区i的被解释变量yit依赖于其邻居的自变量，则：

yit=λWyit+Xβ+WXδ+αi+νt+εit，ε～(0,δ2In)

(17)

其中，WXδ表示来自其他地区自变量的影响，δ则为对应的影响系数，W表示空间权重矩阵，扰动项u存在空间依赖性，X为数据矩阵，β表示相应的系数；扰动项εit则为误差向量。空间杜宾模型可以表示为：

yit=(1-λW)-1(Xitβ+WXitδ)+(1-λW)-1αi+(1-λW)-1νt+(1-λW)-1εit

(18)

被解释变量yit对第k个解释变量X从地区1到地区N求偏导数为：

(19)

其中，wij代表了空间矩阵W的第(i,j)个元素，直接效应可以界定为右边矩阵对角线元素值和的平均值，间接效应可以界定为非对角线元素所有行和列元素的平均值。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2.核心解释变量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水平、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政府干预、对外开放等。

(1)经济增长水平(GDP)。经济增长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激发市场潜能。以人均GDP作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以2000年为基期，对GDP指标进行总量平减，计算出真实GDP水平，对平减后的GDP指标除以城市总人口。

(2)物质资本存量(cap)。物资资本测算过程中，名义总投资采取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经济折旧率采用的9.6%[30]；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采用黄永峰(2002)[31]的零售价格指数来替代；初始资本借鉴张军等(2004)[30]的研究，表示为Ki,2000=Ii,1999/(gi,1999+δi,1999)，其中g代表当年的GDP增长率。

(3)人力资本(hum)。人力资本是影响市场潜力的重要因素。考虑全市小学人数、普通中学人数、普通高等学校。一般来讲，小学、初中、高中以及高等学校的教育年限为6 年、9年、12年、16年，由于统计数据并没有将中学以及高中分开，所以研究对中学受教育年限取平均值10.5年计算。因此人力资本水平可以表示为hum=6×pri+10.5×mid+16×uni。pri、mid以及uni分别代表城市小学人数、全市普通中学人数(初高中)以及全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数。

(4)政府干预(gov)。韩峰等(2017)认为政府干预与市场潜力存在关联，过度的政府干预将削弱市场潜力[32]。用政府支出规模来表示，政府公共财政支出除以 GDP，反映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政府干预存在两个方面的效用，一个是政府公共投资或者用于行政管理，则有可能挤占私人投资，降低资金利用效率，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不利于激发市场潜力；如果用于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则有利于激发市场潜力。

(5)对外开放(ope)。张辽(2017)认为贸易开放与市场潜力存在关联[33]，曹玉平(2012)认为出口贸易和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技术创新存在影响[34]，因此本文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计算。

(二)数据来源

考虑到1999年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经济增长和运行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效果，特别是对产业规模和产业集聚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选取全国239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且将数据的时间窗口设定为2000—2016年。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渠道：一是统计年鉴类：《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五年来统计资料汇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二是统计局公开数据、1999—2016年历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三是统计数据库，利用中国知网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以及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等进行查询。

(三)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

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算如表1所示。首先，对以下四个核心变量的系数给予关注：一是空间效应参数ρ，其大小反映了经济增长溢出是否存在空间效应；二是产业集聚指数IC的系数β1，反映了区域产业集聚对本地经济增长溢出的影响效应，为直接效应；三是产业集聚指数IC与空间权重矩阵的交互项W×IC的系数β12，反映了其他地区产业集聚对本地经济增长溢出的影响效应，为间接效应；第四个系数是交互项W×IC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MP的乘积系数β13，能反映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促进弹性。

其次，关于空间杜宾模型回归具体结果分析如下：一是从空间效应参数ρ来看：分样本估计中，金融危机之前(2000—2008年)以及金融危机之后(2009—2016年)的样本参数均能通过1%的显著水平检验，表明相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溢出对本地有溢出效应；长期来看2000—2016年空间效应参数ρ的系数能够通过1%的显著水平检验，这表明经济增长溢出的空间效应长期存在，而且长期效应要高于分阶段样本的短期效应[注]为了本文研究方便，样本整体起止时间为长期，分阶段为短期。。二是从产业集聚指数IC的系数β1来看：分阶段估计中，金融危机之前的系数显著为负，产业集聚和对本地经济增长溢出呈现抑制作用，意味着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形成的产业分散对经济增长溢出的阻碍作用明显，这与产业集聚水平的降低具有很大关系[35]。2009年之前，产业集聚水平经历了两次下降，一次是2003年部分物价的异常变动以及对全国流动人口的限制，都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地方分割行为，导致产业分散程度较高；一次是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在此背景下中央出台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保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首要目标，而且为了实现本地税收增加及官员晋升，地方政府倾向采用非一体化及市场分割的策略发展本地经济，地方保护政策使得产业难以集聚。而金融危机之后2009—2016年的样本系数显著为正，且均能够通过1%的显著水平检验，表明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存在促进作用。2009 年之后，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被中国市场改革所消化，市场一体化与市场改革程度进一步增强，既有利于吸引外资进入，能够促进商品及要素的流动，同时跨国企业及跨区域组织的增加，也加大了地方政府采取分割市场与地方保护政策的机会成本。因此，市场一体化加快了产业集聚，有助于激发市场潜能，实现经济增长溢出。长期来看，2000—2016年产业集聚的系数显著性为正，市场一体化、产业集聚成为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的占优策略，不仅有利于促进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有利于发挥区域规模效应、竞争效应、分工合作效应以及创新效应，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而不断激发市场创新活力。因此，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阶段效应，从不同阶段的产业集聚指标系数可以推断，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的影响存在一个U 型的关系，在产业集聚程度比较低的阶段，产业分散有利于本地经济增长溢出；但随着产业集聚程度的不断提升，长期来看，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具有促进作用。三是从产业集聚指数IC与空间权重矩阵的交互项W×IC的系数β12来看，金融危机之前2000—2008年系数显著为正，且能通过1%的显著水平检验，表明其他地区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本地经济增长溢出，证实了产业集聚具有空间正外部性。而2009—2016年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其他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越高越不利于本地经济增长溢出，可能是因为2008 年后产业集聚指标的全局指数由正转负，高-低集聚模式成为主导，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对于资源要素的吸引及利用效率也较高，具有较强的资源及要素集聚能力，本地经济则容易失去资源及要素吸引力，导致市场竞争能力下降，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水平较低。长期来看，2000—2016年的系数为显著性为正。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产业集聚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溢出水平提升作用也比较显著，有助于实现本地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水平提升的“携手并进”，对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有重要意义。产业集聚程度较高的地区，在区域竞争中具有更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市场潜能及发展比较优势。四是从交互项W×IC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MP的乘积系数β13，金融危机之前2000—2008年系数显著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水平检验；但2009—2016年系数也为正，但不显著；整体样本期间系数显著性为正。不难发现，反映了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影响弹性始终大于零，产业集聚程度越高，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影响也就越明显，越有助于地区市场潜力的挖掘，从而提高经济增长溢出水平。

第三，控制变量的分析如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本地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具有促进作用，反映了地区经济集聚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溢出水平的提升，但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溢出效应显著为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占据更大的市场优势，越有利于提高市场经济活力，激发市场创新、改革的活力。物质资本积累对本地经济增长溢出影响的长期效应显著为正，并且短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更为明显，但长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不显著。人力资本对本地经济增长溢出影响的短期效应及长期效应均比较显著。政府规模对本地经济增长溢出短期效应为负，而且不显著，但长期来看，政府规模对经济增长溢出有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规模的短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更加显著，但长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对外开放短期及长期均有利于本地的经济增长，对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而言，除了金融危机之前其他地区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之外，2008年之后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开始显著为正。

表1 空间杜宾回归模型分阶段回归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为标准误。

(四)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效应分解：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表2反映了不同变量对经济增长溢出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加总效应。关注的核心变量依然是产业集聚指数对于经济增长溢出的影响效应。长期来看，2000—2016年产业集聚指数对于经济增长溢出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大小分别为0.04、0.22 和0.26，总体效应显著为正。意味着产业集聚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会直接导致本地经济增长溢出水平提高0.04个百分点，间接导致本地经济增长溢出提高0.22个百分点，最终总体上给本地带来0.26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溢出水平的提升，间接效应是直接效应的接近6倍。这意味着，长期来看产业集聚指数对于经济增长溢出有促进作用，而且对毗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溢出也有正的外部性。

从短期效应来看，对于2008年之前样本的系数，2000—2008年产业集聚指数对于经济增长溢出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大小分别为-0.05、-0.05和-0.10，总体效应显著为负。意味着产业集聚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会直接导致本地经济增长溢出降低0.05个百分点，间接导致本地经济增长溢出降低0.05个百分点，最终总体上给本地带来0.10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溢出提升的损失，间接效应损失高于直接效应损失。对于2008年之后样本的系数，2009—2016年产业集聚指数对于经济增长溢出影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大小分别为0.06、0.28和0.34，总体效应显著为正。意味着产业集聚指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会直接导致本地经济增长溢出提升0.06个百分点，间接导致本地经济增长溢出指数提高0.28个百分点，最终总体上给本地经济增长溢出指数0.34个百分点的提升，间接效应高于直接效应。

由此可见，在金融危机之前，可能受金融危机或地方政府赶超战略的影响，地方政府依然倾向于采取市场分割的“以邻为壑”发展政策，尤其是在税收竞争及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这种分割趋势日益明显，导致产业集聚效应受到抑制，对经济增长溢出作用不明显。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通过一体化发展策略促进要素流动，实现跨区域合作的发展理念得到贯彻实施，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成为地方经济增长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产业集聚功能带来的扩散效应激活了包括创新在内各种市场活动的潜能，提高了经济增长空间溢出水平。

表2 产业集聚指数对于经济增长溢出影响的效应分解

注：*、**、***分别表示在10%、5%、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为标准误。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从一般均衡理论模型角度出发，分析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影响的理论机制，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以及经济增长地理溢出效应，且利用2000—2016年239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重点考察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溢出之间关系。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具有促进作用。具体来说：(1)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的影响存在显著性非线性关系，2000—2008年，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但在2009—2016年以及2000—2016年，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的影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2)一方面，产业集聚对本地经济增长溢出的影响方面，金融危机之前，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具有正的外部性；而金融危机之后，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具有负的外部性，即本地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受到一定程度抑制。另一方面，产业集聚的扩散效应有助于毗邻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提升，意味着产业集聚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溢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而有助于实现本地经济增长溢出水平提升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水平的提升的“携手并进”。(3)长期来看，产业集聚对于经济增长溢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都有促进作用，而且对毗邻地区的经济增长溢出也有正的外部性；短期来看，金融危机之前间接效应损失大于直接效应损失，而金融危机之后则相反。

因此，为进一步提升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水平，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均衡发展，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与空间布局，从而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经济增长溢出水平的提升与激发与产业集聚效应和集聚形成的扩散效应有很大关联。通过技术改造和化解产能过剩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实现区域间产业良性互动、错位发展，有利于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倒逼东部地区以创新引领其优先发展，最终形成合理有序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二，依托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城市群发展为主体空间载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在经济发展高密度的地区，政府需要提高城市治理水平，保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为城市人力资本外部性发挥创造条件，并加强规划，降低城市拥堵、污染以及成本过高所带来的负外部性，而非出台一系列的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此外，还应利用好中央转移支付对平衡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用于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的保障上来，实现地区生活水平的趋同，从而有利于加快农业转移市民化进程。第三，积极响应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导向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号召，助推资源型地区经济发展转型。一方面积极推动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及滇黔城市群等区域内部交通网络建设，在满足条件的地区加大城市内部轨道交通建设的力度，实现轨道交通与铁路、公路、航运和港口的接驳能力；另一方面，推动城市群之间铁路网、公路网、航运与港口的布局，进一步推动“互联网+交通”战略实施，实现交通智能化、网络化与信息化建设，建立交通信息统一收集与公开平台，实现不同城市、城市群及区域之间的交通信息共享。此外，提高城市交通管理与信息服务能力，加强不同地区交通安全与协作管理，提高城市交通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