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玉鑫

【摘 要】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实现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国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城乡收入不均等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出现存在着制度性因素。要素流动中的劳动力流动因过去我国的现实政策干预受到抑制，劳动力流拉平城乡收入均等化的作用也难以发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断扩大的城乡劳动力收入差距又反作用于劳动力本身，通过改变城乡居民人力资本配置格局来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真正的恶性循环。基于此，本文首先从理论上證明了城乡要素流动中劳动力流动对于拉平城乡收入差距的决定性作用。然后分析了我国建国以来的各项政策对各要素流动的影响，接着进一步分析了城乡收入差距对于劳动力本身人力资本配置格局的反向影响，最后给出结论与建议。

【关键词】要素流动；收入差距；政策干预

一、导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我国市场经济不断趋于完善，充分发挥要素的效率、调动要素的积极性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而要素（通常包括以土地、资本、劳动力）的流动主要为了提高其利用效率，流动则表现为各生产要素的空间位置发生移动。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一定是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流动的，以刘易斯二元模型为典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就描绘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增长方式。按照这一模型，经济结构由二元向一元转变的过程中，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对现代工业部门劳动力的持续供给，保证了现代工业部门规模扩大所需要的劳动力，这使得工业部门可以得到持续的经济增长。同时，随着经济的增长，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资源得以重新配置，这种配置直到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工业部门吸纳，农业与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和收入达到均衡为止。此时城乡差别消失，二元经济结构实现一元化，城乡经济实现融合发展。刘易斯在二元经济模型中阐明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一般规律，揭示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然而我国自建国以来伴随着要素流动出现了城乡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如：改革开放以来资本要素大量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流动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由于东部沿海地区高度集中了我国的城市人口，所以这种地区的经济差距不断扩大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等等。与此同时，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地区的自由流动却因户籍制度等政策而受到限制，这导致城乡间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正因如此，我国一直以来存在着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得以很好的消除，而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也导致了城乡居民在利用市场和发展机会等方面产生差距，进而带来一系列的不平衡发展问题[1]。同时，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在中国看似并不成立，经济发展的本身也并不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因此不能期待城乡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动弥合[2]。因此，若要降低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不能单单从要素流动视角入手，还要考虑我国的现实制度因素。本文将通过分析要素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考虑我国过去的政策在其中的干预作用，进而更全面分析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为新时代实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二、要素流动的理论模型分析

对于要素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本文首先仅仅考虑传统要素价值论中的三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由于土地本身并不具有空间流动性，因此本文将首要考量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同时，对于资本与劳动力流动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将逐一考虑，并在这一部分的分析中先忽略制度因素带来的影响，即政策干预。

（一）单独考虑资本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首先运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来单独说明我国目前资本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先假设有A、B两地区，A地区为城市地区而B地区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城市地区较农村地区来说更为先进。在短期内A、B两地区的要素总量既定，技术水平也既定。此时我们假设A、B两地区间只存在要素流动而不存在商品流动，劳动力流动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劳动力不流动），而资本则按市场机制流动。此时设A、B两地区各有规模报酬不变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

A地区：QA =A（t）KαAL1–αA

B地区：QB =A（t）KαBL1–αB

上述两方程中K是投入的资本，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A（t）是综合技术水平，α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1–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在要素所有者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下，若劳动力不流动，有K资本由B地区流向A地区，将其记为KBA，此时A地区的总产量、人均产量、资本边际生产力和劳动边际生产力分别为：

总产量：QA=A（t）[KA+KBA]αL1–αA>QA

人均产量：QA /LA =A（t）[（KA +KBA）/ LA] α>QA/LA

资本边际生产力：？藜QA /？藜[KA +KBA]=αA（t）[LA/（KA+KBA）]1-α<？藜QA/？藜KA

劳动边际生产力：？藜QA /？藜LA=（1–α）A（t）[（KA +KBA）/LA]α>？藜QA/？藜LA

同时，B地区的情况将与A地区相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当劳动力不发生流动时，资本从B地区流向A地区，则总产量在A地区上升而在B地区下降，人均产量也在A地区上升在B地区下降；资本边际生产力在A地区下降而在B地区上升，但劳动边际生产力则相反，在A地区上升而在B地区下降。由于B地区的情况将与A地区相反，因此资本收益将在A、B两地区趋向相等，但工资差距却在两地区趋向扩大。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资本、技术受利益驱使向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流动，而劳动力的流动仍受到多方面制约而流动较少，导致城乡地区形成显著的收入差距，其中资本流动是造成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3]。这种收入差距出现的内在逻辑在于：由于城市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这意味着资本投入到城市部门可以获得比农业部门更高的回报，为资本追求更高的利润提供了利用空间。这样城市地区就能获得充分的资本供给，从而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而农村地区则因此在资金融通（资本要素稀缺）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其难以获得像城市那样充足的资金支持，因而农村地区的发展是不充分的。

（二）单独考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现在我们再次考虑原Cobb-Douglas生产函数，此时我们假设资本要素流动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资本要素不流动），而劳动力要素能够在A、B两地区自由流动。由于B地区作为农村，相对于A地区（城市）来说是劳动力要素更为丰富的地区，则劳动力将从B地区流入A地区，流入的劳动力记为LBA，则：

总产量：QA =A（t）KAα[LA+LAB]1–α>QA

人均产量：QA/[LA+LBA]=A（t） [KA/（LA+LBA）]α

资本边际生产力：？藜QA /？藜KA =αA（t）[（LA+LBA）/KA]1-α>？藜QA/？藜KA

劳动边际生产力：？藜QA /？藜（LA+LBA）=（1–α）A[KA/（LA+LBA）]α<？藜QA/？藜LA

同理，B地区的情况将与A地区相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若资本的流动受到限制，当劳动力从B地区（农村地区）流向A地区（城市地区）时，虽然劳动力流动降低了相对落后的B地区的产量而提高了相对先进的A地区的总产量，致使从总产量角度来衡量A、B两地区的经济差距，A、B两地区的经济差距被扩大。但是资本边际生产力在A地区上升而在B地区下降，劳动边际生产力在A地区下降而在B地区上升。由于B地区的情况将与A地区相反，因此A、B两地区的工资在两地区将趋向均等，即A、B两地区的收入差距被缩小，这让我们看到了城乡劳动力流动对拉平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也证明了劳动力流动可能是一种“帕雷托改进”[4]。

三、建国以来我国的现实制度选择

上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在没有制度因素的影响时各要素流动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得出了劳动力流动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决定性作用。然而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存在一种特殊情形，这种情形考虑了制度性因素，不利于上述理论模型的实现，即托达罗模型。该模型表明：城市经济增长带来了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尚未完成转移时，由于城市偏向政策的导向致使经济结构开始向资本密集型转型，致使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减少，而当城市的制度性工资超过了由城乡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均衡工资水平时，城市吸纳的就业量将会低于均衡水平，进而阻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反观我国现实，我国似乎从建国一开始就存在上述托达罗现象。在建国初期，为了快速提升我国综合国力，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正确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重工业企业的基本特性是资本密集度相对较高、就业吸纳能力相对较低。重化工业比重的不断提高带来了城市工业积累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劳动力吸纳能力的降低。然而如果以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在当时，我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则难以维持。因此，若要推行此战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必须要为了长远利益而先放下眼前利益，通过实行相关的制度以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的持续推进。因此，建国初期我国通过控制食品等农产品的销售、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政策等来降低城市的生活成本，为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这也带来了一个负效果，即阻碍了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要素）在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限制了城乡地区之间和城乡各部门之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使资本主要集中在城市而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村，进而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和报酬高于农村，引起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四、城乡收入差距的反向影响——人力资本差异

城乡差距加大是我国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中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个负向影响[5]。上文中分析的托达罗现象成为了阻碍了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抑制其拉平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然而，现实中我国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仅来自当时背景下的制度干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更通过其自身对城乡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配置产生反向影响，进而引发了城乡收入差距自身的不断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能够通过引发城乡间劳动力人力资本配置的差异而使城乡收入差距本身不断扩大。在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首先就表现为在城市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素质的整体相对提高，而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素质整体相对下降。同时，由于这种经济差距的出现，城市部门内部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将会高于农村相应部门的水平，这会导致城市居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劳动力培训，不断提高劳动力技能，劳动力素质进一步提高，进而使城市部门的劳动力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相比具有更高级的人力资源配置水平，在其所面对的有限竞争的市场中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由此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同时，这种城乡人力资本配置差异的出现，致使城乡居民在竞争相同的就业岗位时出现机会和能力上出现差别。这种就业机会和能力的差别使城市劳动力在获取机会、获取信息等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城市劳动力因此能够更快地竞争到就业岗位，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进而不断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种差距最终将在“马太效应”的影响下不断加深。同时，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引发了城乡劳动力人力资本配置出现差异后，带来的结果是使城市居民的素质会得到更快的提高，使他们更能更好的表达进行集体行动，表达集体利益。当城乡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城市居民由于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能够更好的表达自身利益，因而能够在多数情况下占得优势，更易形成并维持保护自身利益的格局，这将进一部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甚至发生代际传递。

五、政策建议

理论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资本要素是逐利的，其总是趋向于向获利更高的地方流动，伴随着其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向相对先进的城市地区的流动，城乡收入差距将因此而拉大，然而这一收入差距可以被劳动力要素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到相对先进的城市地区的不断转移来消除，最终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的均等化。但是在建国初期，我国为了快速提升国力而进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必然选择，使得城乡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限制了劳动力要素流动对拉平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劳动力要素市场也发生一定程度的扭曲。而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扭曲不仅影响了要素配置的效率，由此产生的城鄉要素配置效率的差异也进一步导致了我国近年来地区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6]。当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后，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人力资本配置差异又进一步方向作用于此，使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在制度上扭转这样的局面是缩小并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这也是当下我国施行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基于此，本文认为：第一，制度上应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断打破城乡户籍制度的阻碍，着力发挥劳动力要素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同时大力发挥城市辐射效应与集聚效应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作用；第二，着力推进构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与政策设计，进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打破城乡隔离，实现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产品自由流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同时，针对已然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劳动力人力资本配置格局的影响，本文认为：第一，要以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主要抓手，着力提高农村地区人力资本配置的水平。通过加强对农村地区教育发展的支持，在确保九年义务教育经费充足供给的同时，增加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民的知识和技能水平，进而不断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要建立健全助学贷款制度，向农村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贷款，使他们能够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機会，以教育防止城乡收入差距的代际传递。第二，要不断完善政府的财政支农力度，为农民收入增长提供保障，进而推动农村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升。第三，要不断推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战略的体制机制建设，从制度上切实保证广大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的充分转移，进而充分发挥劳动力要素拉平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作用，实现城乡收入均等化。

六、结论

城乡收入差距的出现是经济增长中的必然过程，政策干预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起点，但却是引发差距扩大、阻碍差距缩小的原因之一。城乡收入的不断扩大又会反作用于城乡劳动力，通过改变其人力资本配置格局而强化自身的差距水平，城乡收入差距也将在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差异不断提升后得以加强。解铃还须系铃人，面对这样的困境，当下唯有通过坚持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合理有效的美丽乡村建设才能得以解决。回到当下，伴随着精准扶贫的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我国不断推进的宏观经济改革一直在拉低城乡收入差距。然而一些阻碍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制度因素仍然存在，如地区间人口户籍转换政策等，都是拉开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7]。因此，若要实现2020年全面精准脱贫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唯有时刻关注“三农”问题，着力解决各项“三农”问题，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导，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当下和未来我们实现城乡收入均等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地区差距分析[J].经济研究，1998（06）：5-12.

[2] 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社会科学，2013（4）：101

[3] 彭文斌，邝嫦娥.中国区域经济差距与资本流动的因子分析[J].经济纵横，2010（9）：104

[4] 钟笑寒.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J].中国社会科学，2006（1）：34

[5] 雷根强，蔡翔.初次分配扭曲、财政支出城市偏向与城乡收入差距——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3）：77

[6]蔡昉，王德文，都阳.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区域差距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1（02）：4-14+204.

[7]陆铭，陈钊. 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