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通过对汉代画像石具体作品的研究，以东汉时期画像石作品《荆轲刺秦王》、山东孔庙画像石作品《春雨》以及《嘉禾》为例，分析作品中的图像元素体现的符号化和抽象化思维，尝试从中得出中国传统艺术与符号和抽象密切联系的结论以及其对中国画的画面与意境传达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画像石;符号;抽象

1 符号与抽象的思维

卡西尔提出，人是创造符号的动物，符号活动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准。人类早期的绘画形式具有很强的符号性，同时也具有抽象性。画面内容包括生产活动、图腾、信仰、叙事等，或许是由于繪画还处于初级阶段的缘故，此时的绘画造型还不是很准确，表现手法也较为稚拙，所以在表现画面内容时往往带有很强烈的符号和抽象美感，这也是它最具艺术价值的地方。

符号和抽象这些词语看上去似乎与中国传统绘画没有关系，但是在笔墨技法尚未成熟的早期却有所体现。本文主要讨论汉代画像石作品中体现的符号化和抽象化思维。

2 画像石中的符号与抽象

2.1 抽象化的人物

《荆轲刺秦王》是东汉时期的画像石，出自山东嘉祥武氏祠。此画再现了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故事，并且抓取了最具有动感和戏剧性的一幕，画面的人物具有明确的方向性和动态感，很好地把握了画面气氛。令人惊讶的是，画面中仅仅表现了5个人物就能体现出一种混乱感。画面中人的造型基本都是在外轮廓线上，所以人物体现出来的就是一整个面，能加以辨别的就是不同人物的动态和朝向，5个人中4个人物都是面向左边，只有一个人也就是荆轲，和他插在柱子上的匕首朝向右边。这么一个方向的使用，就交代了画面中不同角色的对立关系。秦王是画面中的哪一位呢？可以从画面里看到，荆轲与侍卫纠缠的块面是画面最大的，其次就是边跑边回头的秦王了，从块面面积上，荆轲和秦王的体块分量是画面中最大的，作者自然不会将秦王这个主角的大小画得与荆轲差太多。荆轲与秦王之间是画面空间最大的地方，中间有一根插着匕首的柱子，这个形态进一步抽象后可以看作一个横短竖长的十字形，就像画面的焦点一般，吸引着观众的注意，将柱子放置于荆轲与秦王之间，对二者都是一种视觉上的强化，看到画面中块面最大的荆轲，自然也容易看到那个以柱子为对称轴的第二大块面的秦王，运用了抽象化的视觉习惯。前面提到，画面运用了方向性的视觉符号来强化荆轲，其实在画面中，秦王也同样运用了这种暗示的方法，如果以柱子为分割线，画面右边主要表现秦王和他的随从，一个随从被荆轲吓倒了，一个跑向秦王，再加上穿透柱子、刀尖到达画面右边的匕首，那么两个随从的视线和匕首刀尖的方向延长将会相交于一个点，这个点恰巧就是秦王身处的位置。总的来说，这个画像石作品尚且不存在更深远的空间表现，人物也是接近几何化的平面处理，没有过多的细节装饰，人物也没有表情处理，但是却能够毫不削弱画面的叙事性和情节性，并且这种在当今看来略夸张、符号化的形象和抽象化的概括处理，有其独特的审美趣味，甚至有点开放式结构。例如，在《荆轲刺秦王》中，我们能够自行想象当时荆轲与秦王的表情，或者嘴里说着什么话。

2.2 符号化的画面处理

《春雨》是山东孔庙画像石的局部，也是汉代产物，如果说《荆轲刺秦王》的抽象化思维是用面去表现画面，那么《春雨》则用了线和点元素。画面中均匀分布垂直且断续的小点，代表绵绵春雨，与其产生对比的是用有弹性的曲线表现的摇曳的柳树，树上两排“个”字形图案代表鸟群，树下两名撑伞跳舞的女子身影同样也经过了符号化的处理。这些元素单独提取出来可能它的意味就变了，或者辨认不出是什么，需要猜测，但是当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具有诗意的作品。作品中在对称中寻求变化的审美，也体现了古代画家们对抽象的认知。发现于陕西的画像石《牛耕》和《嘉禾》中，也同样可见对画面抽象结构的高明处理，这两个画像石是有矩形边框的，为了避免过于刻板，画家们将画面主体物的一部分刻出矩形之外，例如，《牛耕》中的牛头和人手就是在矩形之外的，《嘉禾》中右侧的秧苗也产生了不规则的边缘线，“破除”了画面封闭的形式，也给简单的画面增加了趣味，因为在《嘉禾》中，画面是五株高度，大小、形状差不多的禾苗整齐地一字排开。这里的秧苗带有符号化的理解，五株整齐的秧苗代表的是农田，而不是具体的五株秧苗。

3 结语

通过对汉代画像石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艺术从一开始就运用了符号化和抽象化的思维，并且这两个思维能够准确传达画家所想，精妙地安排画面，包括叙事、生产活动，甚至还能够传达诗意的意境，对后来的中国画产生了影响。对画面的安排以及对画家所想的传达成为主要方向，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真实再现客观物体的需求。符号化思维使中国画强调“写意”而非“写实”，“神似”而非“形似”，抽象化思维则体现在中国画的“经营位置”的审美趣味。汉代画像石里体现的符号化和抽象化思维奠定了中国画的审美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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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关志豪，男，本科，毕业于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美术系，深圳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在读，深圳市美术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