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斌庆

徐 博

汉长安城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西北方向，北临渭河、西倚皂河、东为团结湖水库，城址区面积约36km2[1]。中国历史上曾有13个王朝在西安定都，9个以汉长安城为都城。其作为都城的历史近350年，而实际使用时间则近800年，因此，汉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1961年，汉长安城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9年《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9—2025)》正式实施，标志着针对汉长安城遗址区的保护与再利用工作正式拉开帷幕。随着2012年未央宫遗址公园的建设，遗址区原址的10个村落、约1.5万人被整体搬迁。从城市历史保护的连续性、真实性与完整性角度来看，该做法具有不少挑战。赵振斌等[2]在未央宫遗址区村落拆迁之前，对村民进行了访谈调查，认为村落、遗址、房屋和村民共同构成了遗址区地方特征的主体。陈稳亮等[3]也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居民在拆迁过程中的诉求，提出了将居民融入遗址区保护与发展的建议。学者们认为，整体拆迁的做法也容易导致社会矛盾与冲突[4]。不过，目前已有研究多通过对遗址区居民的访谈，来了解村落对居民的重要性。尚无研究从汉长安城历史形态演变的视角，来探讨村落与遗址区空间形态间存在着怎样的关联。

本文从城市形态学的理论视角，对汉长安城的历史形态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文章从4个历史阶段，梳理了西汉以来汉长安城的城市建设、水系格局以及村落布置等重要形态信息的演变；然后通过信息叠加分析，探讨了村落在汉长安城历史形态演变中的重要意义；最后从历史形态保护角度，提出了村落与遗址区的原址地形和水系格局等元素间的共生保护与再利用建议。

1 城市形态学理论及其应用

城市形态学研究是针对城市空间以及塑造各种空间形式的人、社会经济和自然过程的研究。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城市发展理念下形成的物质与非物质空间结果，研究者可以了解城市建设初期的形态及其随后的历史变迁过程[5]。根据怀特·汉德(Whitehand)的观点，城市形态学的基本内容包括三方面。第一，城市建设形态可分为3种基本物质空间要素：建筑物及周边开放空间、地块和街道。第二，不同层面的城市形态辨识率可分为：建筑物/地块、街道/街区、城市和区域等尺度空间。第三，城市形态需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是因为各种构成要素都会经历连续的历史转换与演替过程[6]。

从国外来看，不同层面的研究大致包括2类。关于城市形态演变过程的研究：斯莱特(Slater)[7]与拉克汉姆(Larkham)[8]通过对城镇平面图和租地权的分析，讨论了英国和西欧多个城镇的形态演变过程。关于历史城市形态的保护规划研究：崔(Choi)[9]通过分析韩国首尔3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传统地段肌理，认为这些历史地段尽管拥有迥异的建造风格，但在城市形态上却有很多共同特征。崔进一步指出，为了更好地保护首尔的历史城市特色，当地的城市规划法例需要进行修正。从国内来看，王建国[10]通过对常熟市1 200多年的城市建设史进行归纳，总结了该市的形态演变规律。李百浩和严昕[11]针对厦门本岛旧城改造中“从街巷到马路”的物质功能改造，以及“从马路到骑楼街区”的城市格局与空间改造规划分析，总结出近代厦门旧城改造的若干形态特征。上述已有研究表明，城市形态学理论为有关城市历史形态演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理论视角。

2 新中国成立以来汉长安城的保护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安市结合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先后出台了4轮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以指导西安市区的整体发展。概括来讲，前3次总体规划指出了对汉长安城的保护，却未提出具体的保护规划与再利用方案。遗址区也未与周边城市地段建立起统筹发展关系。在第一次总体规划(1953—1972年)中，当时的中央文化部对汉长安城遗址区明确提出了“在未发掘清理前不得进行建筑”的要求。相应地，西安市的城市建设和工业区布置都避开了遗址区[12]。第二次总体规划(1980—2000年)提出对汉长安城按保护范围进行绿化，并建立“遗址公园”的概念。不过，直至1992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在第35号文件中才正式公布了汉长安城的保护范围是36km2。因此，这一阶段遗址区绿化工作，基本停留在局部绿化方面，并未从整个遗址区的保护与发展角度来进行。第三次总体规划(1995—2010年)明确了36km2的遗址保护区范围，并指出通过建立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的方式，加强对地上地下文物古迹的保护与合理利用。同时，规划提出在遗址区周边发展与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形态的要求[13]。不过，该规划未提出具体保护与再利用方案，遗址区的发展仍停留在无具体规划指引的建设限制状态。

第四次总体规划(2008—2020年)进一步强调西安的历史古都特色，突出了城市的教育、旅游和商贸功能定位。《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9—2025)》作为专项保护规划，目标是在考古发掘工作基础上，完整保护汉长安城的遗迹本体、整体格局和历史环境风貌。截至2011年，汉长安城城址区共有60个行政村、约13 880户、50 790人。遗址区村落分布状况如图1所示。根据该规划对遗址区的道路体系和风貌设计(图2)，2012年11月开始对占地4.8km2的未央宫遗址区范围内的10个村落、约1.5万人进行整体搬迁，拆迁面积达305万m2。2013年4月开始在未央宫遗址区内实施绿化和围栏修建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整体拆迁与绿化种植在为未央宫遗址区带来显著风貌变化的同时，也完全消除了除未央宫前殿、椒房殿、中央官署等少数地上遗存之外的所有其他遗迹(图3)。本文认为，从历史保护的延续性与完整性角度看，这不利于人们理解汉长安城自西汉以来所经历的漫长历史形态变迁过程。接下来，文章从4个历史阶段，梳理西汉以来汉长安城的地形地貌、城市水系、道路系统以及代表性建筑物等重要形态信息的演变过程。

3 西汉以来汉长安城的历史形态演变

3.1 西汉—新莽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23年)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登基，建立西汉王朝，开始修建汉长安城[14]。汉高祖时主要兴建了长乐宫与未央宫；汉惠帝时修筑了城墙；汉武帝时修建了桂宫、北宫、明光宫和城西的建章宫，并在城西和城南建上林苑与昆明池。至西汉末年王莽控制朝政后，汉长安城的城址区修建基本完成[15]。建立之初，汉长安城地形呈南高北低的走势特点。汉长安城北部处于渭河南岸的一级阶地上，城中的未央宫和长乐宫两大主要宫殿群位于渭河南岸二级阶地[16]。城市水系是自然水体与人工改造相结合，以满足生产生活和军事防御等多种需求。关中平原“八水绕长安”的天然水系决定了汉长安城以其临近的渭河和潏河为基础，经过开凿水渠和池沼，最终建成了完善的城市水系统。城址区四周修建了城壕王渠，也是城中明渠流出长安城后的分支。王渠绕城墙四周，并沿东城墙向北汇入渭河(图4)[17]。

在城市建设方面，汉长安城深受《周礼·考工记》中都城营建思想的影响。城市布局采取“城郭合一”的形式。建立之初，汉长安城拥有南北和东西2条发展轴线。其中，南北向为主轴线，沿安门大街方向。到了王莽新政时期，随着建章宫与南郊礼制建筑的建立，南北主轴线开始向西偏移，位于横门大街方向。南北主轴线连接了城市的主要行政空间与商业空间，向北延伸直抵渭河。这充分体现出了汉长安城由南向北所形成的“山-城-水”的环境格局，也是汉长安城重要的景观轴线。城市东西向次轴线则沿直城门大街向两侧延伸，主要宫殿分布在东西向轴线两侧(图5)。根据主要干道的划分，城内的行政办公区位于西部和南部，商业区位于西北部。皇室与平民居住的闾里①也依靠道路进行划分[18]。居民根据其社会地位不同，住宅的区位、等级与规模有很大差别。如官僚贵族的住宅集中分布在未央宫的北面和东面，以凸显其身份地位，而普通百姓住宅区则位于城市东北部[16]。

3.2 西晋、十六国和北朝时期(266—580年)

西汉末年，由于朝廷政权衰败和社会矛盾加大，农民起义不断。汉长安城南郊的礼制建筑、未央宫等重要宫室建筑群在战火中被付之一炬，经历200多年的汉长安城内大部分建筑被毁。随着东汉定都洛阳，此后的汉长安城已无法再与西汉盛时相比。至隋唐前期，虽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和北周等多个政权在此建都，并对汉长安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维修和新建，但只有城市规模与部分建筑大体上得以保存[19]。这一时期城中的水系格局与之前相比并无太大变化。南北两大重要山体和城市“八水”格局也得到延续。文献记载，西汉时期所建的昆明池、揭水陂、沧池等主要水体继续起到城市供水与储水的作用。而昆明池除了调节水量、提供生活用水，还作为渔猎等娱乐活动场所，增加了风景观赏的功能(图4)[20]。

在城市建设方面，到了十六国和北朝时期，汉长安城的东北角区建设了东、西2个小城[21]。这段时期形成了3条城市发展轴线。主要轴线仍为南北向，连接东北角的东西小城和西北角的长乐宫；城市次轴线有2条，一条为南北祭祀礼仪轴线，连接主城区与南郊礼制建筑区，另一条为东西行政区轴线，连接未央宫与长乐宫(图5)。未央宫和长乐宫在经过反复修葺后，仍作为城内主要行政中心使用。不过考古发现，长乐宫内有西魏、北周时期的窑址和佛像[22]，表明西汉之后，长乐宫区域开始建有寺庙建筑。居住区仍分布在城市东北部，居住空间延续了封闭式闾里特点，四周建有围墙[23]。

图1 汉长安城遗址区村落分布状况(2011年)[1]

图2 汉长安城遗址保护规划总图[1]

图3 整体拆迁后的未央宫遗址区景观(作者摄于2014年6月)

3.3 隋唐—民国时期(581年—20世纪初)

隋唐时期的都城选址放弃了汉长安城，选择在其东南方向另建新城，城市主要发展轴线相应转移到了新城内部。到了明清时期，城市轴线在位置上有所偏移，但整体发展轴线与重心已完全脱离了汉长安城[24]。直至20世纪初的民国时期，汉长安城基本处于废弃状态，城内缺乏统一建设活动。唐代将汉长安城划为禁苑的一部分，整个汉长安城内几乎无人居住，不过多数遗迹反而因此得以保存。从城市水系演变来看，尽管昆明池、沧池以及南城墙和东城墙的护城河仍有沿用[25]，但随着都城迁移，隋唐长安城形成了新的城市供水系统。隋唐时期的漕河(皂河)和永安渠是与汉长安城联系最为密切的水系统，分别经汉长安城东、西两侧流入渭河。明清之后，汉长安城水系最重要的变化是修建了沣惠渠，对城内的农田灌溉起到了重要作用(图4)[26]。

隋唐之后，随着西安由都城向府城的地位转变，明初，西安作为西北地区的军事要地，在汉长安城内设置了约24个屯兵寨，用以驻扎士兵[27]。后来这些屯兵寨逐渐发展演变为村落。同时，由于居民迁移的原因，汉长安城内也逐渐形成了普通百姓居住的村落，如宋代就形成的民娄庄，元代开始形成的讲武殿村，明初逐渐形成的阁老门村等。由于隋唐之后汉长安城没有进一步完善其道路体系，因此，后期村落布局多沿用了原汉长安城遗留的主要道路(图6)。研究表明，明清时期形成的居住建筑多为堡寨形式，其主要特点是建筑整体较封闭，四周建有黄土砌筑的围墙，墙上设有寨门或堡门，通常内部有1～2条通往寨门或堡门的主要街道[28]。这些建筑特点随着时间推移，到了民国初期开始逐渐消失。

3.4 新中国成立之后

新中国成立初期，汉长安城内仍以村落和农田耕种为主，城市建设活动较少。随着西安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以前处于城市边远地区的遗址区逐渐纳入了城市用地范围。由于城市用地日趋紧张，使用成本不断升高，遗址区周边的建设逐渐向遗址区内部蔓延。从城市水系来看，西汉时期修建的城壕王渠经过漫长时间演变，仅剩城墙东侧与东南侧仍有部分水流。新中国成立后，依此水段修建了团结水库，其作用也由古代的军事防御转变为现代城市排污、雨洪排泄功能，水段下游则通过漕运明渠排入渭河。依托团结水库建立的汉城湖公园也成为今天西安市的重要景观场所。而唐至明清修建的漕河(皂河)继续得到沿用，水系走向几乎没有变化。民国时期修建的沣惠渠在汉长安城中仍然承担着灌溉作用。

从村落形态演变来看，明清时期形成的堡寨式村庄，一个村庄逐渐被拆分为2～3个村庄。除了明清时期的车家村已不复存在外，其他村落在规模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扩张[29]。很多村落的城墙在近代战乱和“文革”中被毁坏或拆除，不过大部分村落保留或重建了村门，用以明确划分村落边界。到了20世纪末，汉长安城内出现了工厂、住宅、办公、商业和配套设施等更加多样的用地类型。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就形成的主要道路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得到了沿用。如，新中国成立后的邓六路、石化大道、丰产路和罗高路，基本延续了西汉时期的横门大街、清明门大街、宣平门大街和洛城门大街。同时，西汉时期未央宫内道路的南北走向形态也得到继承。随着遗址区的村落布局继续沿用西汉时期的道路体系，村落布局与原汉长安城的空间形态之间建立起重要的共生关系(图6)。

图4 不同历史时期的水系信息叠加图(作者绘)

图5 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轴线叠加图(作者绘)

4 不同历史时期信息的叠加分析

4.1 城市水系信息的叠加

通过对比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水系布局，可以看出西汉时修建的潏河(今皂河)继续得到了沿用，但水量已明显减少。同时，河流已失去了往昔的漕运功能，仅作为城市供水与排水系统使用。另外，西汉时期汉长安城中用水主要依靠人工水渠，随着隋唐之后汉长安城的弃用，城内的人工水渠逐渐消失，原城壕王渠的剩余水段(城墙东侧与东南侧)作为水库得到沿用。民国时期修建的沣惠渠也由最初的农业灌溉用途逐渐转变为城市生活供水与排污功能。从图4可以看出，西汉时期的明渠、王渠、潏河枝津，以及唐代的永安渠局部都与今天的道路走向基本一致。古代城市建设以利用自然水系为主，而近现代城市发展为了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多进行填河造田，对自然水系进行了较多改造。但两者走向保持一致，表明后期村落布局对汉长安城的水系形态进行了较好继承与沿用。

4.2 城市发展轴线的叠加

城市发展轴线体现了城市主导发展方向，以指导城市建设活动。通过将不同时期城市发展轴线进行叠加分析(图5)，可以看出，隋唐以前城市主导发展方向集中在汉长安城以内，建筑类型以宫殿、商业和宗教类建筑为主。隋唐以后主要发展轴线随着都城的迁移而向东南方向偏移。新中国成立后，西安的城市发展沿用了明清时期的城市发展轴线，汉长安城继续远离城市主导发展方向。与之相对应，汉长安城区出现了许多村落布局。因此，不同时期汉长安城区所出现的建筑类型与形态，反映了当时汉长安城的历史地位与特点，也与不同时期汉长安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4.3 道路系统信息的叠加

隋唐之后，汉长安城中的村落和农田用地明显增加，城市空间从之前的皇室建筑空间逐渐向村落居住生活空间转化。原有道路体系逐渐演化为与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道路系统。将不同时期的道路系统进行叠加分析(图6)，可以看出，当前汉长安城的丰产路东段、邓六路、丰景路和罗高路北段的走向及位置，与西汉时期的道路系统几乎完全吻合，因此汉长安城的主要道路体系具有很好的历史延续性。从未央宫区的道路布局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道路与当前道路的走向基本吻合，说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未央宫区的村落建设进行了较大发展，但村落对已有道路体系仍有较好的沿用性。同时，新中国成立以来汉长安城的道路密度明显增大，支路明显增多，表明城址区的人口密度增加，道路的通达性增强了。随着2013年未央宫遗址公园的建设，复原了西汉时期的主要道路，却消除了隋唐之后、新中国成立以来那些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的城市空间与道路体系特色。

4.4 遗址区村落信息的叠加

自宋元开始，汉长安城区就逐渐出现了村落的空间形态。到了明清时期，村落发展逐渐形成规模。依靠西汉时期的主干道路与水系布局，村落与原汉长安城的固有形态之间也建立了紧密的共生关系，成为汉长安城遗址区的最大特色。通过将不同时期的村落分布图进行叠加分析(图7)，可以看出当今村落对唐宋以来的村落布局形态具有很好的继承性。宋之后不少村落在汉长安城区逐渐形成。如，宋代最早出现的民娄庄村，元代出现的讲武殿村和玉女门村，明代出现的徐家寨、刘家寨、杨善寨等村落。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西安市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汉长安城中的村落数量与规模都得到了迅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汉长安城的空间形态演变。不过，随着2013年未央宫遗址区村落的整体拆迁和遗址公园建设，造成该区域自明初就形成的村落形态发生突变，而新建成的遗址公园大片绿地也无法反映西汉时期的宫殿建筑群空间形态特征。从历史形态保护角度看，无疑是一件憾事。

5 结语

通过梳理西汉以来汉长安城中重要形态构成要素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随着城市发展重心的变迁，原汉长安城中的水系格局在后来的村落环境布局中得到了延续与再利用。不过水系主要功能从之前与宫廷建筑联系密切的礼仪休闲与军事防御，逐渐转变为与村民日常生活联系密切的农田灌溉。隋唐之后，不少村落在汉长安城闾里居住空间基础上，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展演变。随着村落的不断发展与居民人数增加，后期形成的道路系统更多服务于居民的邻里交往与耕种农作需求。而自宋元时期就形成的村落布局，在漫长历史演变中与不同时期的道路系统、地形地貌和水系格局具有明显共生布局特征。概括来讲，不同时期汉长安城的物质空间形态均反映和承载了当时的社会文化发展需求。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建议汉长安城遗址区的保护与再利用发展，应当纳入西安市的城市空间战略统筹发展格局。随着《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的实施，遗址区原有村落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遗址区的非物质文化信息出现了断层。村落形态突变无疑对遗址区历史形态的保护与传承具有很大影响。本文认为，尽管西汉时期的空间形态要素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价值，但自宋元以来，村落已是影响汉长安城物质空间形态的最主要因素。目前遗址区的其他数十个村落也经历了数百年的历史演变。从历史形态保护的整体性、科学性与完整性角度讲，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针对汉长安城的保护与再利用规划，也应审慎考虑村落形态在汉长安城历史形态保护与传承中的重要意义。

图6 不同历史时期的道路信息叠加图(作者绘)

图7 不同历史时期的村落布局叠加图(作者绘)

注释：

① 闾里，是汉代普通百姓的居住基本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