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斌，陈月莹

(兰州大学 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佛教在中国得到全面发展是在4世纪中后期至5世纪，即东晋十六国时期，其发展的原因主要得力于“胡族”君王的大力扶持、所谓“戎”族的少数部族的信奉以及东晋权贵名士与名僧的结交。

3世纪至4世纪初，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仍以外来译经僧的活动为主，在此期间中国僧人也开始参与佛教活动，这些都表明佛教在中国持续缓慢的推进和扩展。但上层社会对于佛教的态度仍不明朗，尚未表现出像东晋十六国时期各政权积极扶持的那种状况，甚至一些僧人的遭遇了险难的状况。

在中国佛教史上，僧人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时佛教发展的历史情况，一些高僧往往得到统治者的礼遇而得以顺利弘扬他们的佛法事业，同时也有很多高僧命运多舛，甚至献身佛法。梁僧祐《高僧传》中的帛法祖兄弟、昙无谶、玄高等是最典型的例子。本文以法祖兄弟的遇害事件为例，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文献的记载

关于帛法祖的记载最早见于东晋孙绰的《道贤论》，然该著作未完整保留，散见于其他文献中。直至梁僧祐撰《高僧传》中引用了《道贤论》关于法祖匹嵇康的文句[1]。僧祐《高僧传》将帛法祖列入卷一“译经”中，这说明僧祐对帛法祖译经的肯定，彰显了其对佛经翻译方面的贡献。根据帛法祖的事迹，以下信息值得重视。1.法祖属西晋河内郡人，出身于河内郡之读书门第，原姓万氏，因出家改姓帛，自幼喜好佛理。2.法祖出家后深洞佛理，研习“方等”类经典。他从河内来到当时北方另一佛教中心长安，进行讲习活动，从者达千人，并受到晋惠帝时镇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的礼遇。3.此时正值西晋的“八王之乱”，各方势力争斗正酣，“干戈方始”。于是，法祖欲往陇右避世，正与刚被任命秦州刺史的张辅同行。然张辅赏识法祖才华，欲令其还俗，法祖坚决不从，由此与张辅不和结怨，后被张辅无情鞭笞而死。4.当时关陇地区的羌氐等少数部族已接受佛教，并将法祖“奉之若神”，闻其遇害，便兴兵欲为之复仇。后因韩稚攻秦州，天水富整忿而斩杀张辅。于是羌胡学印度故事，分得法祖尸骨，并各建塔供养。5.东晋孙绰著《道贤论》，将法祖与竹林七贤之嵇康相匹。6.法祖“通梵汉之语”，翻译佛经数部，多小部头佛经，且多不知名，并注解《首楞严经》。7.法祖有弟法祚，当时亦知名于关陇，因梁州刺史张光让其还俗不从而被杀害，年57岁。法祚注《放光般若经》并著《显宗论》等[2]327。

《开元释教录》抄袭了《高僧传》的一些记载，并加入了《高僧传》关于其翻译佛经的语焉不详的内容。卷二记其译经曰：

祖既博涉多闻，善通梵晋之语。于惠帝代译菩萨逝经等一十六部。……后少时有人姓李名通，死而更苏云：“见祖法师在阎罗王处，为王讲《首楞严经》，云讲竟应往忉利天。又见祭酒王浮及道士基公，次被杻械求祖忏悔。”昔祖平素之日与浮每争邪正，浮屡屈，既瞋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殃有所归，故死方思悔耳。又长房等录更有七经亦云祖出。今以并是别生，故删不立。[3]

可以看出唐梓州慧义寺沙门神清撰、北宋慧宝注《北山录·卷四》是对《高僧传》的简单抄袭[4]。之后又见于宋代灵操撰《释氏蒙求·卷上》[5]。

《高僧传》中关于帛法祖兄弟的记载是最早、最全的，后世多有抄袭，更为简略，各种记载有所偏重，如《历代三宝记》《开元释教录》对其译经情况较《高僧传》为详。

二、帛法祖兄弟遇害与两个刺史

(一)法祖兄弟遇害

帛法祖、法祚分别被当时的秦州刺史和梁州刺史所害，原因在于张辅和张光要求法祖、法祚兄弟还俗被拒，这是中国佛教僧人较早献身佛法的悲剧。从法祖二人遇害事件上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地方统治者并不完全推崇佛教。从此事还可以看出秦州与梁州之间的关系密切。梁州是通往川蜀地区的要道，南与川蜀相接、北达秦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直到清代的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时仍强调宋金时期秦、梁之地理交通的重要：“宋人南渡以后，以梁、益为东南上游，拮据蜀口，尝在秦、陇间……而秦州在关、陇之喉舌与？”[6]自两晋以来秦、梁二州的关系及主要交通地理位置始终未变。

张辅、张光《晋书》均有传。《晋书·张辅(卷六十)》：

张辅，字世伟，南阳西鄂人，汉河间相衡之后也。……是时长沙王乂以河间王颙专制关中，有不臣之迹，言于惠帝，密诏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讨颙。于是沈等与颙战于长安，辅遂将兵救颙，沈等败绩。颙德之，乃以辅代重为秦州刺史。……又杀天水太守封尚，欲扬威西土。召陇西太守韩稚会议，未决。稚子朴有武干，斩异议者，即收兵伐辅。辅与稚战于遮多谷口，辅军败绩，为天水故帐下督富整所杀。初，辅尝著论云：“管仲不若鲍叔，鲍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济，所奔又非济事之国，三归反坫，皆鲍不为。”又论班固、司马迁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迁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造创，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又迁为苏秦、张仪、范睢、蔡泽作传，逞辞流离，亦足以明其大才。故述辩士则辞藻华靡，叙实录则隐核名检，此所以迁称良史也。”又论魏武帝不及刘备，乐毅减于诸葛亮。词多不载。[7]

《晋书·帝纪(卷四)·惠帝》：

永兴元年(304年)春正月丙午，尚书令乐广卒。成都王颖自鄴讽于帝，乃大赦，改元为永安。帝逼于河间王颙，密诏雍州刺史刘沈、秦州刺史皇甫重以讨之。

……

二年(305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长安。夏四月，诏封乐平王绍为齐王。丙子，张方废皇后羊氏。六月甲子，侍中、司徒、安丰侯王戎薨。陇西太守韩稚攻秦州刺史张辅，杀之。[8]

《高僧传》中关于张辅被杀与《晋书》中的相关记载稍有不同。《晋书·孝惠帝》记永兴二年(305年)六月陇西太守韩稚攻秦州刺史张辅，杀之。而《晋书·张辅》所记与《高僧传》中“张辅为富整所杀”一致。根据其传的记载，张辅接任皇甫重为秦州刺史，时间应在惠帝永安元年(304年)正月之后。张光任梁州刺史当在晋怀帝时期。根据记载，永嘉二年(308年)晋室升任张光为材官将军、梁州刺史。永嘉七年(建兴元年，313年)十一月在仇池杨难当与流人杨武的内外勾结下，激愤而死，杨武攻陷梁州[9]。

304年秦州刺史皇甫重等受晋惠帝密诏参与讨伐关中的河间王颙，兵败，于是以张辅代替皇甫重任秦州刺史。而至次年六月，已为秦州刺史的张辅却被陇西太守韩稚所攻杀，其在秦州任上大概一年时间，则其杀害帛法祖的时间应在其继任皇甫重的304年。张辅到秦州上任后，先杀天水太守封尚以树立威名，又召东羌校尉、陇西太守韩稚会议，但因分歧而未有结果。韩稚儿子韩朴领兵袭击张辅，张辅于遮多谷口与韩朴大战，但被击败，最终被封尚旧将富整所杀。张辅前任皇甫重参与讨伐河间王颙，而帛远“世俗坟素，多所该贯”，颇得颙赏识，待以师友，故名重关中，自然亦为张辅所知。但张辅传记中杀害法祖之事只字未提。从其传的最后一段可知，张辅善读书，并有著述，却未存世。但从其论管仲与鲍叔、司马迁与班固、曹操与刘备等，其善读史且有一定造诣，故对“才思俊彻”“名德显著，众望所归”的法祖看重，要求还俗并为己所用。但让帛远还俗的要求却触碰了帛远的底线，遭张辅不满。说明张辅并非对佛教感兴趣之人，他敬重帛远是有目的的，故导致了帛远被鞭笞进而被杀的悲剧。其弟法祚的死更是冤屈，梁州刺史张光因有法祖在秦州遇害之前车，故便肆意杀害法祚，致使兄弟二人成为地方官吏案上鱼肉。这一事件在当时的佛教界尽人皆知，以至于信仰佛教的陇右羌胡起兵为其雪恨。法祚被害时57岁，张光任梁州刺史在308—313年11月间，则法祚应生于251—256年间。

(二)3—4世纪初中国北方佛教

信仰佛教的东晋名士孙绰著《道贤论》，以竹林七贤匹七位名僧，其中以帛法祖匹嵇康，只因法祖与嵇康遭遇相似，又皆欲游离于俗世，却因此招祸：“帛祖衅起于管蕃，中散祸作于钟会：二贤并以俊迈之气，昧其图身之虑，栖心事外，轻世招患，殆不异也。”[10]

《高僧传》专设《亡身》，为“弃舍身命”“尽寿行道”“亡身殉道”之十一位僧人立传，似“僧群心为一鸭而绝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而划腹以全命，法进割肉以啖人，昙称自喂于灾虎”等，皆仿萨埵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等诸印度本生故事，或如法羽、法光、昙弘诸人“誓志烧身”“残毁形骸”，俱施舍肉身以成佛道[11]。与法祖兄弟命运相似者，后又有姚秦时道恒，亦为姚兴所逼欲令其还俗，而纵崖死于非命[12]。姚兴本为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中积极弘道之主，敬奉鸠摩罗什在长安组织译经事业，使北方佛教得到长足发展。昙无谶本为北凉王沮渠蒙逊所敬事，然在北魏欲求昙无谶时，深知其将不为己所有，便派刺客杀之。姚兴逼迫道恒还俗、蒙逊杀害昙无谶之事，尽显帝王对于佛教的“两面人”面目，也表明佛教之于统治者而言，即是利则用之，不利则灭之的态度。尤其是3世纪至4世纪初的北方地区所发生的法祖兄弟遇害事件，更能反映当时佛教发展过程的艰辛。玄高则牺牲于政治斗争中，与法祖道恒不同。但法祖兄弟所处的晋惠帝时期，与后来的姚秦、北凉不同。张辅、张光是假惜才，姚兴、沮渠蒙逊是真惜才，姚兴之于道恒，尚委托罗什(道恒之师)说情，道恒是自己赴死。法祖兄弟不屈于张辅、张光，便被随意鞭笞甚至杀害，死于非命。可见西晋末佛教未能得到上层社会的支持。只是在外来僧侣及一些中土僧人的坚持下缓慢发展和传播，远未达到普及的程度。这与4世纪中期以后佛图澄在后赵、鸠摩罗什在后秦、昙无谶在北凉推行佛教分别得到石勒、石虎、姚兴及沮渠蒙逊的重视状况相差甚远，与拓跋鲜卑北魏诸帝扶持佛法的盛况更难以相比。正如何启民所言：“此一时期，经典之迻译，多杂胡音，理既难通，而思想亦殊异于中华所本有，虽有大师，人在法存，人亡法息，此佛教入华初期之大概形势也。迨于东晋，僧伽南来日多，既染此土学风，颇改北地故习，而庄老教行，与方等兼忘相似，谈士僧伽，亦成一气，佛教自是始盛始大，而渐为国人所接受，盖假此一因缘耳。”[13]

从佛教地理的角度看，法祖为河内(今沁阳)人，离洛阳很近，洛阳自东汉至西晋一直是北方佛教中心之一。据《洛阳伽蓝记》记载，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洛阳城内寺院共42所，《法苑珠林》(卷一百二十)记西晋时，洛阳和长安地区有佛寺180所，其足见佛教在洛阳的地位。之后，法祖前往长安，并在长安建造佛寺进行讲经活动，得到太宰河间王司马颙的敬重。因“八王之乱”，法祖离开关中前往秦州。早期秦州也有佛法传播，分布在陇右一带的羌氐等少数地区。而其弟法祚遇害于梁州，梁州是通往蜀地的要道，这表明梁州一带应已有佛教基础。时竺法护在长安译经，而法护来自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必经之地，汉代即有佛教建筑。可见，从西域经河西走廊到陇右再到关中、洛阳，也即汉代以来陆路丝绸之路北方一些中心城市，佛教已传播和流通。

三、法祖兄弟译经与著述

(一)帛法祖师承与佛经翻译

帛远师承不明，其“本姓万”，显系“帛”乃改姓。道安提倡以释为姓，之前中土僧人多以师承为姓。汤用彤先生认为，“而白法祖法祚昆季，为一时名僧，原姓万，河内人，则显系受业于龟兹人，而从师改姓者”[14]。这种师承关系在早期佛教僧人间为习见，如竺法护原为月氏人，八岁时即依其师天竺之竺高座出家，故从姓竺[2]326。帛远通梵语，应从其来自于龟兹僧人之师学，故能从事佛经翻译。但宋代灵操所撰《释氏蒙求》言“西竺七僧”颇令人费解。《道贤论》所选择七位名僧中，竺法护为月氏人，弟子竺法乘籍贯不详，从师姓竺。竺潜为琅琊王氏，“事中州刘元真为师”，刘元真为融通佛学与玄理的大师，但竺潜出家后以竺为姓，其佛学或当亦师法于天竺僧人。于法兰高阳(今河北高阳)人，于道邃敦煌人，原姓不详，师从于法兰。支遁“本姓关氏，陈留(今河南开封陈留)人”，其取支姓可能其师承为月氏僧人。帛远为河内人。以上七人除竺法护一人为月氏人，于道邃为敦煌人外，其他五人皆为中国内地人。故《释氏蒙求》所言“西竺七僧”实属虚妄之言。

帛远博学多闻，通梵汉语，《于方》等经深有研究。时在长安建造佛寺，从事讲习。据《历代三宝记》《开元释教录》记载，帛远翻译了不少佛经。帛远传记中“通蕃汉语”颇值玩味，其即为河内人，当属西晋政治中心洛阳文化圈内，而洛阳从东汉以来即成为北方佛教中心，外来传法译经僧人多居洛阳。又帛远出家后以帛为姓，其师承于龟兹来中土传法之人，故学得梵语属情理之中。帛远其父以儒雅知名，帛远应受其父影响，“博学多闻”。故其传特强调他通蕃汉语，意在说明其具有翻译佛经的能力。《历代三宝记》记载帛远翻译的佛经有23部25卷[15]。《开元释教录》卷二记法祖译经一十六部一十八卷[3]0498C(见表1)。

表1 《高僧传》、费长房与智升所记帛远译经的对比

·表1(续)·

从表1中可以看出，《开元释教录》的统计有误，实为15部16卷，其未记录者比《历代三宝记》少八部经典。智升言七部(实为八部)不可信，故未录。《高僧传》记载法祖译经数量有“弟子本五部僧等三部经”，加上别译“数部小经”难以确知。费长房说法祖“《高僧传》止云祖出一经”故不准确。但长房搜罗各种记载统计法祖译经有23部25卷，在早期中国佛教僧人中翻译佛经的数量亦属较多。但其翻译的佛经绝大部分是仅有一卷的小经，存世的仅有五部，分别是《誓童子经》一卷(第二出或第三出)、《长者修行经》一卷(属三译)、《泥洹经》二卷、《大爱道般泥洹经》一卷、《贤者五福经》一卷。其中两部属“阿含部类”的异译(分别出自《长阿含》《增一阿含》)，两部属“经集部类”，一部属“宝集部类”。其中《贤者五福经》应为其首译，仅有400多字，短小精悍，简单讲佛说法的五种福德，即长寿、大富饶财多宝、端正无比、名誉远闻、聪明大智。现存五部经典属于大乘或小乘类经典。

帛法祖“研味方等，妙入幽微”，可见其对于大乘类经典用功颇深。法祖略前，翻译大乘类经典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是竺法护。法护在长安等地译经的时间为西晋武帝、惠帝及怀帝永嘉初年，即约266年至308年间。法祖出家后主要活动于长安，并在长安建立寺院讲经说法，正与竺法护在长安译经相交集。而竺法护所译经典多大乘类经典，如“法华”“般若”类等。《高僧传·竺昙摩罗剎》云：“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16]释道安为法护所译《渐备一切智德经》所作的《渐备经叙》曰：“护公……夫诸《方等》无生诸三昧经类多此公所出，真众生之冥梯。”汤用彤先生对竺法护的译经倍加赞赏，谓其所翻译多《方等》深经，鸠摩罗什以前僧人所研求之大乘经典，类出其手[17]。既然法祖在长安时与法护所译经典有所交集，二人皆名重当时，法护又重视“方等”类经典的翻译，法祖“研味方等”肯定应与法护译经有关。

(二)法祖注《首楞严经》

帛法祖除了翻译佛经外，还注解一些经典(见于记载的是注《首楞严经》)。该经盛行于印度，并流行于于阗，在和田策勒县老达玛沟哈达里克佛寺遗址中曾发现该经的梵文断片(见图1)[注]A.F.Rudolf Hoernle，“Inventory List of Manuscripts in Sanskrit，Khotanese，and Kuchean”，M.A.Stein，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21，Vol.III，pp.1432-1459.广中智之：《于阗梵文佛典的流行和于阗语的翻译》，收录于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页。斯坦因所获三种梵文《首楞严经》断片现藏大英博物馆。。《首楞严经》自东汉以来，颇受中国佛教界重视，屡被翻译成多种译本。据《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计有东汉的支谶、三国吴的支谦、曹魏的白延、西晋的竺法护和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及译者不详的《蜀首楞严经》七部[18]。另有西晋支敏度将支谶、支谦、竺法护及竺叔兰等四人所译本合为《首楞严经》八卷。《法经录》卷一及《历代三宝纪》卷八也载录了《后出首楞严经》二卷(译者不详)。现仅存鸠摩罗什之译本。法祖之时，该经已有多种译本，然各人翻译均有不同，于是法祖为之注解，但难以确知法祖所注为哪位译者的本子，推测很有可能是法护的译本。之后，东晋支遁、南齐弘充等人都曾注解该经。

图1 于阗出梵文《首楞严经》残片(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刘文锁教授提供)

399年，法显从长安出发游历印度，到了耆阇崛山，此山亦佛说《首楞严经》之处，法显慨生不值佛，乃于此颂《首楞严经》[19]。

(三)法祚注《放光般若经》

法祖之弟法祚曾注《放光般若经》。大品般若有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十卷残本(太康七年，286年)、西晋无罗叉译《放光般若经》(元康元年，291年)、罗什所译《摩诃般若经》(403—404年间)以及玄奘所译《大般若经》第二回等四种译本。法祚选择无罗叉翻译《放光般若经》本进行注释。

《放光般若经》共20卷，该经梵本为三国曹魏汉族沙门朱士行西行至于阗得之。西晋时由无叉罗(或作无罗叉)、竺叔兰等于陈留(今河南开封一带)界内的仓垣水南寺译出。该经译出后很快风行于京师，被一些研习者奉为圭臬，借此经弘扬般若学说，成为般若类重要经典，对当时义学影响很大。

四、陇右羌胡的佛教信仰

汉魏至两晋时期，羌氐逐渐内徙中原区域，异族错居。佛教初传中土，多天竺等外域僧人来华传教，最易被信仰多神的戎狄所接受。王谧《答桓玄难》云：“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是诸胡，且王者不与之接。”[20]这里的“诸胡”应指西域或印度僧人。《高僧传·竺佛图澄》(卷九)记载佛图澄于永嘉四年(310年)到洛阳，“时石勒屯兵葛陂，专以杀戮为威，沙门遇害者甚众”[21]0383。也就是说，至少在4世纪初叶之前，佛教还未得到上层社会的完全认可，石勒可以任意杀戮沙门徒众。然佛图澄达邺后，这一状况发生了变化。“澄道化既行，民多奉佛，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21]0383石虎下诏令中书科简，详议真伪。中书令著作郎王度奏略曰：“夫王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载在祀典，礼有常飨。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诸华所应祀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就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22]0383虎下书曰：“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朕生自边壤忝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22]0383可以说，石虎是佛教在中国成为帝王佛教的第一位统治者。

帛法祖兄弟二人在关中、陇右地区活动的时间应该在3世纪末至4世纪初的西晋惠帝时期，这表明西晋之世，关陇地区佛教早已开始传播。关陇佛法自成一体，这在后秦时期的鸠摩罗什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包括天水在内的陇右诸羌胡部族已接受并信奉佛教，他们奉法祖为神，因为法祖被害，聚兵为之复仇。他们“共分祖尸，各起塔庙”，说明当时秦州地区已经有了佛教塔、寺庙等建筑，而且这些羌胡部族熟悉印度佛教八王分舍利等故事。关中渭河以北直至陇山左右，自汉代以来，氐、羌等少数民族杂居，部族甚多，陇西诸地被称之为西羌，关中以北的北地上郡一带的羌族被称之为东羌。天水及其以南的陇南山地则多为氐族所据。十六国时发展起来的苻氐、姚羌先后在关中建立了前秦、后秦政权，苻、姚氏都是在秦州发展起来的，故在关中建立政权后对秦州的经营非常重视，秦州成为关中地区的门户。大约在西晋或更早之时，他们已经接触并信奉佛教，这为后来他们在关中地区大力弘扬佛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先秦时期戎族曾广泛地活动于天水地区，秦州治所上邽本为邽戎居。西汉在天水一带设置有管理归顺少数民族的“属国”[23]。魏晋南北朝时期，天水先后属于匈奴、羯、氐、羌、鲜卑、大夏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赫连夏等政权控制范围内。

内迁羌人最重要的是后来建立后秦政权的姚氏，其最初的活动地主要是在秦州范围内的古冀县(即甘谷)、陇西一带。姚羌原为烧当羌，汉代时迁到南安郡赤亭(今甘肃陇西县东)，之后至姚弋仲逐渐强大，至姚苌遂以陇东、秦州等为根据地，在关中建立了后秦政权。历三主姚苌、姚兴、姚泓，共33年，最后被东晋所灭。后秦姚氏政权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颇大，迎请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组织译场译经，其时后秦境内事佛者十室而九，而且对北朝的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麦积山石窟的创建正是在后秦统治秦州期间。麦积山西魏第160窟残存供养壁画，其中供养人中包括姜氏，其可能出自羌族(见图2)[24]。

图2 麦积山第160窟右壁下排壁画供养人

氐族也是活跃于天水一带的古代少数民族。据《北史·氐传》《晋书·苻洪载记》记载，秦汉之际氐族即活动于陇南、秦州一带[25-26]。十六国时，略阳氐(今甘肃秦安东北)、苻氏和吕氏先后建立了两个氐族政权，即前秦和后凉，分别都于长安和姑臧(今甘肃武威)。苻氏后在长安建立了前秦政权。其中秦州略阳以及秦州南面的仇池一带是氐族最为集中的聚居区[27]。而活动于秦州南面的杨氏氐则建立了仇池国，先后延续三百年。

前秦、后秦、后凉、仇池等均与秦州关系密切，北魏时仇池镇的杨、王两姓还参与了麦积山石窟的营建。秦州一带出土了一些北朝时期的石雕佛教造像，其中有些有功德主为吕、王姓等应该是活动于这一地区的氐族[注]关于古代秦州出土的佛教造像，参考张维：《陇右金石录》，民国三十二年(1942年)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校印；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4页；吴怡如：《北周王令猥造像碑》，《文物》1988年第2期；程晓钟、丁广学：《庄浪县出土北魏石造像塔》，《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李举纲、樊波：《甘肃秦安出土〈宇文建崇造像碑〉》，收录于甘肃省博物馆编《甘肃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218页；张宝玺：《甘肃佛教石刻造像》，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张铭、魏文斌：《甘肃秦安“诸邑子石铭”考析》，《敦煌研究》2016年第5期；李宁民、王来全主编：《甘肃散见佛教石刻造像调查与研究·天水卷》，文物出版社2018年版。。

麦积山石窟第78窟开凿于北魏时期，为三面高坛基略成穹窿顶的洞窟，窟内造像为等高的三世佛。其坛基表面壁画供养人行列(见图3)，各有墨书题名，其中杨姓和王姓供养人显示其来在于“仇池镇”，应为仇池地方的氐族供养人。据研究，其绘制的年代约在文成帝复法后至太和改制前，即452—486年间[28]。

图3 麦积山第78窟坛基绘鲜卑装仇池供养人

塔基西面供养人行列上、下两排，共绘16身供养人像，均头戴鲜卑帽，上身着左衽窄袖短袍，下穿束口裤。腰束带，足穿尖头靴，双手前伸持莲花或捧香炉，均侧身面向正壁主尊佛而立，应该与塔基东面对称。每身供养人像前都有一方榜书框。经张宝玺先生辨认，识别出的榜题有“仇池镇……经生王……供养十方诸佛时”“仇池镇杨……见养方……”等[29]。

“经生”其意大略有三：一为汉代掌经学传授者，谓“博士”。《后汉书·儒林传论》，“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30]和李贤注，“经生谓博士也”[30]等均以说明此观点。二为泛指研治经学的书生。其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二书》，“而天下之经生学士讲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31]，张居正《乞恢圣度宥愚蒙以全国体疏》，“经生之见，每坚守其故常”[32]等。三指古代专门抄写经书者，包括抄写佛经者，敦煌遗书中常出现，大约唐以来较为多见，或称“抄经手”等。麦积山第78窟供养人中的王姓经生，大概应指后两意，准确地说应属于第二种。一般而言，抄写佛经的经手(经生)地位较低，不可能出现在仇池王姓贵族行列中，因此其身份应该是仇池王姓贵族中一位较有学问的读书人。

麦积山第76窟为营建于北魏宣武帝时期的小窟(见图4)，该窟壁面下部粘贴影塑男女供养人像数身，其中一身女供养人装束十分特别，与天水一带的特殊装饰十分相似。头发向上高高盘起，上身穿宽大的覆肩衣，并于胸前结带，宽大的衣袖遮盖双手臂(见图5)。对此郑炳林先生认为，该窟的开凿与天水南面的仇池有关，可能由仇池氐族营建[33]。

图4 麦积山第76窟 图5 麦积山第76窟右壁影塑女供养人

麦积山北魏第110窟残存供养人题记中，有“仵玄宝亡父供养佛时”及“玄宝妻……”[34]。“仵”姓在天水一带北朝造像供养人中常出现，如北周保定三年(563年)权道奴造像碑、北周保定四年(564年)王文超造像碑、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宇文建崇造像碑及北周未知年代的秦安“诸邑子石铭”等(见图6-9)，并与权、王、吕等氐族等大姓联姻[35]。这些北朝造像大多出于秦州一带的羌氐少数部族，他们所造像是对佛教的最好供养。

图6 权旱郎造像碑(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图7 王文超造像碑阴(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图8 王令猥造像碑背面(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图9 建崇寺造像碑正面(现藏西安碑林)

图10 水帘洞石窟群之拉梢寺造像

图11 水帘洞石窟群之千佛洞大都督姚庆子供养壁画

少数部族的佛教供养行为又见于武山水帘洞石窟群。该窟现存的拉梢寺由北周秦州总管尉迟迥创建，千佛洞、水帘洞等单元保存有权、姚、莫折等羌族少数部族的壁画及其供养像，其表明水帘洞石窟群的开凿与供养，主要由该地区的羌等少数民族完成(见图10-12)[36]。

图12 水帘洞石窟群之水帘洞莫折氏供养像上方说法图

以上对帛法祖兄弟的事迹，从4个方面进行了考证。帛法祖兄弟遇害事件在当时的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从此事件中可以看出3世纪后期至4世纪初中国上层社会对于佛教的态度。当时佛经传译在竺法护的努力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大乘“般若”“方等”类经典不断被翻译，出现了一些像法祖、法祚注解重要经典的著述活动。陇右地区羌胡等少数部族信奉佛教，促进了陇右地区佛教的发展，并在北朝时期出现了一批佛教供养造像与石窟寺的开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