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芸

1 前言

池在园林中的开筑最早可追溯到周文王的“灵沼”，一池三山的模式也在此时期形成，直到唐代大明宫的太液池，依然具有一池三山的遗痕[1]。池最早以园林景观形式出现于私家园林则是习池，习池原为鱼池，因习郁和山简的飘逸行为和洒脱个性受到后人崇拜，遂成为象征文人高逸洒脱的符号，白居易的白家池也是效仿了习池。魏晋时期，池具有文人色彩，为寄情赏心的对象；唐代，池代替了自然的江湖、滩流，成为诗人体验隐逸的去处；宋代则受唐代影响，文人纷纷效仿白居易“池小境大”的池上境界，将园池作为隐逸的象征[2]。

白居易处于中唐，中唐是由“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发展转变的重要过渡时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随着时代精神由“世间”向“心境”的转变，士人的处事心态和精神旨趣也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3]。白居易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贬江州之后开创了以方寸小池为广大境界、意趣闲适悠远的“池上”境界，极富时代性和典型性意义。白居易一生共造过4处宅园，几乎每处宅园内都造有水池。他在《池上竹下作》中说“竹解虚心如我友，水能淡性即吾师”，可见竹与水的重要性，而水能成其师则更胜一筹。他的官宅新昌里邸，因宅内无水池，没有聊以寄托的慰藉，最终毫不犹豫地将它卖了。后在《玩止水》中写道“动者乐流水，静者乐止水”，全篇都流露出他对水的偏爱。白居易的诗中出现“池”这一意象的有近百首，大多数写于自家池边或者泛舟池上[4]。国内外对白居易的池上诗和池上境界的研究有很多，但都偏向于诗歌或文学史方向，与池上园林空间相相结合的研究几乎没有（图1）。

2 第一阶段的“池上”境界

第一阶段是白居易退居渭上后，最初处于一种沉痛、苦闷和惆怅的思绪中，在看到村庄农民艰苦生活后，开始转变为由关心和同情劳动人民而引起的自我反思与批判[5]。后在渭上作一首跟池相关的诗《渭上偶钓》：“渭水如镜色，中有鲤与鲂……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

2.1 “池上”空间

从池上空间上看，对园池形态的描述极简，没有提到植物或石头等配景，池上空间较为开敞，是一片相对开阔的水面。池上元素有“鲤”和“鲂”，元素色彩有红与银。

2.2 “池上”活动

由于这不是自己家的池塘，所以活动有限，有垂钓、思考和饮酒，这时候的白居易还未将注意力放在池上，纯粹是垂钓和思考人生。

1.研究框架

2.庐山草堂想象平面图（来源：文献[11]）

3.履道坊宅园（源自网络）

2.3 “池上”境界

尽管时间是秋天的傍晚时分，白居易却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离愁别绪，而是“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的洒脱，可见这个阶段的“池上”境界是平静、积极忘我、兼济天下的。早年由于受到唐宪宗的“废次拔擢”和格外礼遇，白居易焕发出了比较积极的政治热情，所以仍然对朝廷抱有一丝希望。

3 第二阶段的“池上”境界

第二个阶段是白居易的转型期，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因而触怒权贵，以“越职言事”被贬江州司马[6]。在贬官江州之后，白居易就有意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这也是他开始池边空间创作的一大契机，其在池塘造景和风格以及池上境界方面发生了质的转变。这个阶段共开凿了两处小池，分别在江州官舍和庐山草堂。

3.1 江州官舍

白居易45岁时在江州官舍内开凿了一处池塘，并写下《官舍内新凿小池》：“帘下开小池，盈盈水方积……最爱晓暝时，一片秋天碧。”

3.1.1 “池上”空间

此时池上空间相比于第一个阶段已发生了变化：“有意不在大，湛湛方丈余”，由于这是官舍，虽可由人随意加工、修饰，但毕竟不是私家宅院，池塘形态空间狭小、幽闭，方丈有余；池上要素为白沙、青石、清露 、荷叶、游鱼；色彩也更清淡，呈青、白两色，这一系列变化似乎是在营造失意后的庇护空间。

3.1.2 “池上”活动

“池上”活动依然偏向于个人活动，主要为池边消暑、垂钓、久坐。在燥热难耐的酷暑，小池具有降温的作用，同时也是诗人净化心灵的场所，所以小池也成了官舍内唯一排解心中苦闷、急躁烦闷的清静之地。

3.1.3 “池上”境界

“池上”境界发生了转变，第一年白居易依旧对秋天的小池情有独钟，最爱清晨和傍晚时分，落日余晖，秋水一片的景色，小池带给他的是视觉上的感受，“岂无大江水，波浪连天白”，池在园林中代替了自然的江湖、滩流，更是白居易心中的“壶天”世界，成为诗人内心清幽自在的所在[7]。第二年白居易在《小池二首》中不仅有视觉上“晚爱小池清”的清澈感，同时还有触觉上“近水微凉生”的清凉感。所以小池远看是美景，走近又能消暑，池上境界不在大，而在这个小空间内，让园主人疲惫的心灵得到复苏。方寸小池给他带来的是心灵的清凉感和清澄感，是一处逃避世俗的圣地。

3.2 庐山草堂

3.2.1 “池上”空间

不同于之前的官舍，庐山草堂是白居易营造的私家园林，面积稍大。46岁时写下了《庐山草堂记》：“是居也，前有平地，轮广十丈，中有平台，半平地；台南有方池，倍平台”（图2）。从池上空间来看，池塘的形态基本沿袭了江州官舍所挖掘的小池形态，为方池，环斗水为池，但相比于第一个小池，空间营造增加了自然元素，介于幽闭和开阔之间，有山竹野卉环绕，增加了野趣；从《草堂前新开一池，养鱼种荷，日有幽趣》中“小萍加泛泛，初蒲正离离。红鲤二三寸，白莲八九枝”和《庐山草堂记》“环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莲、白鱼”可看出池上元素变得更为丰富，有“清泉”“清源”“清流”“清净”“清冷”“白莲”“白鱼”“山竹”“野卉”，对色彩的把控，依旧使用“青”和“白”，这是他被贬后个人价值观和处世观的强留体现。

3.2.2 “池上”活动

这时“池上”活动不仅有养鱼种荷的个人活动，还有池边宴集等社会活动。“四月九日与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南阳张深之、东西二林寺长老凑公、朗满、晦、坚等凡二十二人，具斋施茶果以落之，因为《草堂记》”，此刻的性情更为疏朗了。

3.2.3 “池上”境界

庐山草堂是白居易流离江州时“闲居独善”“沉思熟考”“静居闲住”的一大根据地，为了避免自我崩溃和丧失身份的危机出现，他不可避免地要构筑一个“恢复性的个性场所”[8]。这一阶段的小池诗分别描写的盛夏和春天的池景，不再是秋天之景。由于清幽景物的诱发，性情也变得恬淡。白居易池上境界彻底由兼济天下变为闲适独善，心旷神怡。浩淼的大江大河就如在朝的官场生活，而斗方小池就如同自己退居后的闲适生活，虽不及外面的荣华显耀、叱咤风云，却是自己的“壶中”天地，悠然自得。相比于江州官舍时期，这一时期白居易仕途并没有再出现太大的波折，但出于对险恶宦途的切身感受和进一步深入认识，“兼济天下”的热情有所减退，越来越追求自身的“独善”和内心的舒适，因此对小池的喜爱也与日俱增。

4 第三阶段的“池上”境界

第三阶段是在购履道坊宅院后的晚年阶段，因在充满权力之争的政界感到不适而选择在洛阳担任闲职，54岁购买了履道坊宅院，终老于此。履道坊宅院内开挖池塘，后重修河南府西水庭院。

4.1 履道坊宅院内开挖池塘

4.1.1 “池上”空间

在履道坊宅院的池塘空间营造上，白居易的园林造诣更上一层楼。从白居易58岁时写的《池上篇并序》中“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池桥道间之”（图3）可以看出，池塘格局为“一池三山”，作池所出的泥土堆积成小岛，堆的是岛而非山，这与园池面积有关。岛相对于山更低矮，力图形成开阔、疏朗的主水面，将水面上升为景观核心，可见池塘在白居易造园中的重要性。池塘有意打造为“平远意向”，这代表着传统“一池三山”格局的消解，属于小园子的典范。造园的空间手法是“以小见大”，通过白莲、青竹、绿树、石桥等元素对水面稍加遮挡，增加空间层次和趣味；“结构池西廊，梳理池东树。此意人不知，欲为待月处”中由于白居易喜欢坐在池边赏月，故修建了履道坊宅院东面繁茂的树林，以便留出空间赏月，修整竹林，加强透风，营造竹涛阵阵、碧波涟漪的池景[9]。可见他深谙造园之法，将空间与活动紧密结合。而在色彩选择上依旧是以青石、青竹、青板舫、白鹤、白莲等元素的“青”“白”为主色调，香蒲、桃岛、紫菱等元素的“黄”“粉”“紫”为辅，象征清廉无争。

4.1.2 “池上”活动

从《池上篇》“十亩之宅，五亩之园……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中可知池上元素更为丰富，不仅有植物，还有舟、酒、书、歌、弦、鹤这些充满生活气息之景。这一阶段池上活动更多元，所有肉体与精神上的闲适都是在以池边为中心的场所中迅速展开的。有个人活动——饮酒、读书、睡觉，也有社会活动——泛舟、管弦，更有家庭活动——教育、家人嬉闹。白居易将长安的书籍、乐童与艺术相关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搬入了宅内，按目和用途分割成不同领域的集合体。池东储备谷物，池西摆放书库和琴亭，池边保管美酒的石樽、适合坐卧的青石，池中有散步的桥和径。从活动可以看出，主人把持的是一种“闹中取静”心理模式，“池景之美”成了诗人与所处环境相互愉悦的媒介[10]，不再以自然化景物为主体，而是呈现人与自然对话式的场景。

4.1.3 “池上”境界

园池带给他的慰藉感逐渐转向了满足感，他开始享受这种远离官场的生活，所谓“既无城市喧，渺有江湖趣”。池为诗人提供了一个闲逸的自由空间，诗人们可在此垂钓、消暑、泛舟、酌酒，展现真我，池的物理空间由此转化为诗意的情感空间。《池上篇》中“识分知足，外无求焉”，显然，白居易对这种“池上”生活状态非常满意。

4.2 重修河南府西水庭院

白居易晚年最后一次营造池景，应是重修河南府西水庭院了。空间营造顺应地势，下疏为沼，高筑作台，高低错落，丰富竖向层次。池上元素仍为竹篱、秋风、舫艇、野叟、酒卮等，池上活动有泛舟、独酌。池已成为内心隐逸的归宿，白居易最终在晚年实现“中隐”理想，享受半官半隐、知足保和的生活，是池上境界的再一次升华。

5 小结

本文通过对白居易人生三个阶段的“池上”空间、活动和境界的分析，总结了不同时期园池的共性和变迁。从文人一生变迁角度来看，白居易经历了从“朝隐”到“吏隐”到“中隐”，从面对江河湖泊的兼济天下，到以方寸小池为广大境界的独善其身，最后享受“池上”悠闲生活的变迁过程。从整个唐代变迁角度来看，白居易所追求的“小”境界，与中晚唐以来文人所普遍向往的“壶天”理想的时代思想潮流是一致的。整个唐朝也经历了盛唐的开阔飞扬、豪迈刚健到中晚唐的退隐园林、追求“壶天”理想的变迁。池上境界的变化实则是时代精神和文人心态转变的一种反映，而池上空间和活动则是池上境界的一种体现。总之，白居易通过小池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身心适宜的居所，一个心灵的栖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