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云祥

陈洪绶绘画作品

十七世纪的古代中国，正处于明末清初的风云激荡的时期（公元1600年—公元1700年），这一时期，中华大地上的方方面面都在或主动或被迫地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变故和革新。经济上，传统的小农经济在官僚地主阶级日益加剧的剥削和明清小冰河期的双重影响下受创严重，天灾不断使得全国多地粮食减产，许多耕地原本就贫瘠的地区更是颗粒无收。明代后期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虽然已经在江南等富庶地区初步显现，但其继续发展的前景在衰退的经济形势和动荡的社会环境中依然渺茫。经济的严重下行加剧了政治环境的动荡不安，中国最后的一个汉民族政权——朱明王朝已经逐步走向统治的颓势，内部党争倾轧，腐败蛀蚀，内耗严重；而这又导致中央政府对于边远和受灾地区的控制和救灾能力下降，边民及灾民人心浮动，对政府的不满加剧，尤以西北、西南地方农民武装起义为盛，接连不断、声势浩大，已经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统治稳定；同时，对外又要抵御女真后金少数民族政权的频繁南下袭扰侵掠。但是，在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的发展陷于迟滞、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却也激发了少部分官僚、士族、文人群体的反思，颠覆理学、经世致用、工商皆本、限制君权的理念和人本主义等先进思想被提出，思想启蒙的征兆在一些思想家的著述中初露端倪。古代中国封建中央集权政府统治力的衰弱必将使得思想、文艺领域因为摆脱了官方的限制甚至是钳制而走向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动荡离乱却又充满开放不羁思想的社会环境中，孕育出了明清之际中国画坛上的一颗耀眼璀璨的明珠——陈洪绶。

陈洪绶绘画作品

陈洪绶（1599—1652），字章侯，幼时名莲子，一名胥岸，号老莲，晚号老迟、悔迟。汉族，浙江绍兴府诸暨人。从他的生卒年份来看，他的一生，都紧紧地与明末清初百年的风云际会联系在一起。陈洪绶善书画、能诗文。祖父曾任陕西及广东等地布政使，父亲长于书法，与徐渭交好，深厚的家学为陈洪绶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成长环境。而他自己也在绘画方面有着天资聪颖、悟性过人的表现。相传，早在四岁孩提之时，陈洪绶随父亲来到未来岳父来斯行家中做客，在主宾谈欢之际，陈洪绶便以桌椅为脚手架，在一面刚刚粉刷过的白墙上描绘出一幅八九尺多高的武圣关公立像。主人见状，以为神迹，望像礼拜，恭敬供奉。更有甚者，陈洪绶的老师，也是明代的著名画家蓝瑛在看过陈洪绶的作品之后“……自以不逮莲，终其身不写生”，并有所慨叹：“此天授也！”。

“陈洪绶画，渊雅静穆，混有太古之风。葛洪移家图、白蝶长卷、寿者仙人大帧、夏景人物立轴，皆其名作，而夏景人物尤工妙：绢本青绿，高树轮囷，枝干皆殊形异状，以淡青绿点叶，渲染三层，然后加以浓墨，深浅分明，沉郁苍古，阅之动魄惊心；工笔写人，衣冠岸伟，胎息六朝，石山荷花插瓶，瓷罂注酒，展书引满，诸人眉宇间，亦觉醺醺。”精湛的绘画技艺和高古的艺术修养境界使得陈洪绶受到崇祯皇帝的青睐，得到了任职内厅供奉宫廷画家的机会，但是陈洪绶在京城早已目睹官场斗争的残酷和政权的腐败，自知明廷已经天命不久远矣，加之自觉身怀才高八斗，却只能以绘事娱乐帝王，不能在国家大事上施展才能，所以对宫廷画家的职位坚辞不愿接受。虽不愿入宫供奉，但是天才的陈洪绶的善画之名早已誉满京华，与当时同为画坛天才的崔子忠齐名，时人谓之曰：“南陈北崔”。

人物画是传统中国画的重要的一部分。唐宋时期，人物画最为成熟和盛行，歌颂明君直臣、贤妻烈女的宣教画、以写实手法描绘人物的肖像画、展现宗教故事及信仰偶像的经变画以及记录重要事件和场面的历史画是中国绘画的主要题材。宋元以降，文人画随着文兴武抑的政治格局以及士人阶层在社会中的地位上升而逐步兴起，同时文人士大夫掌控着文艺领域的话语权，对职业画家及其绘画艺术产生了进一步的排挤。从技法上，文人无法对人物进行深入的描绘和形象上的再现。而从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上，理学的兴起和封建统治的不断加强使得当时的中国人不断钳制自我意识，对人本主义的唱衰使得中国人更少地去认识和挖掘自我，反而将情感寄寓于山水花鸟，借自然植物抒情感怀。所以，题材上的山水画、花鸟画以及表现形式上的大写意画在南宋时期成为显学。人物绘画在这种思潮下只能变成思想上没有深度、技巧上陈陈相因的匠人绘画。在追求意境和品味的大语境下，需要扎实功力和写实技巧的人物画自然被边缘化，而擅长此道者也无法在历史上留下更多的足迹。到了明代，虽然涤尽了元代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不利影响，对唐宋宫廷画风和职业画家的地位有所恢复，但依然免不了传承断代的伤痕。明代晚期，工商业的兴起开始了对已经成为画坛主流的文人画的影响和冲击。失意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中有善画者开始走向市场来鬻画以自给，而以市场为生存来源的职业画家也会迎合主流的意识形态，努力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素质。中国画在初生的市场经济中有了新的面貌，既传达出高雅的精神意趣又能够符合更广大欣赏群体的审美趣味。陈洪绶的绘画风格就是在这种多种因素交织的环境中成长并成熟起来的。

陈洪绶以画见长，尤工人物画。所画人物皆骨骼清奇，面庞表情生动，似可与人言。早年人物画中的描绘对象面部多丰满浑圆，无论是颦心蹙眉的芊芊仕女，还是诗书满腹的隐人文士，亦或是仪态隆重万方的神佛、名臣、名士，面部给观者的感觉皆天圆地方，肉厚饱满，发际线向后延伸且轮廓清晰，须发飘逸，眉心宽阔，眉形明确，大眼高鼻，目光或炯炯有神，或低眉婉转，唇形圆满若含珠；面部轮廓与五官用笔虽然都是细如发丝，但清晰肯定，笔力劲挺；渲染细腻微妙，能够衬托线条，使整个面部浑如卵形，五岳朝天，皆是富贵妍媸瑰丽之象，光是面部形象，自是能赢得当时观画者的喜爱和追捧。人物衣纹线条清细、圆润，善用高古游丝描来描绘衣物，借以衬托出或柔弱妩媚、或丰满健硕的人物躯体，其整体造型以更多的圆转之形过度，更显人物身躯的饱满和柔美。陈洪绶早期偏唯美圆满风格的造型与他年纪轻轻即在画坛崭露头角，虽身处官宦优渥之家，但鬻画之资便可使其无衣食之虞的生活环境有非常大的关系。试想，一位极具天才的画家，又生活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他在作品中所传达的一定是美好、平静、优雅的气息。无论从用笔还是敷色，陈洪绶这一时期的绘画所展现的皆是这样的一种心境。

陈洪绶绘画作品

陈洪绶绘画作品

然而，当明王朝覆灭，清军横扫江南，国破家亡人散的陈洪绶与很多明朝没落贵族和遗民一样选择削发入僧门避祸，自云“酣生五十年，今日始见哭”。一年后虽又还俗，但仍然学佛参禅，在绍兴、杭州等地鬻画为业。巨大的身份落差产生的失落无奈以及生活的蹉跎使得陈洪绶后期创作的人物画日益显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对线条和色彩的提炼越发简洁古雅，人物情态在处理上更加概括、夸张和不羁，更善于将绘画对象的外部形态和内在性格进行提炼，构图多样且有张力，表现出充沛的艺术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在表现手法上，新的用线和行笔风格突破了陈陈相因的传统造型构成程式，摒弃圆润柔滑的高古游丝描，改用方折用笔的折芦描，抑扬顿挫之间尽显画家深厚的书法功底。造型方面，陈洪绶凭借方折线条出色的表现力并结合对人物内心的深刻理解将人物表情进一步概括和夸张。往往是寥寥数笔便可以让绘画对象的喜怒哀乐跃然于纸上。在对人物动态造型的处理上，陈洪绶大胆地将人体与衣物在人体运动中所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微妙关系概括成为简约的几何形体，方折与圆润的线条走势穿插其中，用笔的抑扬顿挫点缀其间。简约的形体构造让人物形象能够清晰、有力、深刻的映入观画者的视野，而精心安排的微妙的方圆、提按用笔变化丰富了几何形体的形象表现力，增添了引人入胜的造型细节，让造型变得更加有意味、更加简约而不简单，使其所描绘的对象远观则奕奕生动、过目不可忘，近看则刻画入微、叹画家苦心经营之笔墨。

陈洪绶绘画作品

而陈洪绶的作品中最能体现这种绘画风格的当属他为版画所作的稿本。明代至清代是中国传统文学小说发展的重要时期，而为小说的出版发行锦上添花的则是文学出版物中的插图绘本，这样的潮流也就顺势造就了中国版画的黄金时期。

陈洪绶的主要版画作品（包括为书籍绘制插图和制作纸牌——叶子）著名的有《九歌图》《屈子行吟图》十二幅、《张深之正北西厢》六幅、《鸳鸯冢娇红记》四幅、《水浒叶子》四十幅，以及他逝世前一年所作的《博古叶子》四十八幅等。

陈洪绶绘画作品

《水浒叶子》的创作历经四个月，陈洪绶用变化多端的笔触和栩栩如生的造型描绘了水泊梁山一百单八位好汉。这批作品中，陈洪绶灵活地运用各种形态的描法和笔触来表现性格各异的绿林好汉。呼保义宋江虽为刀笔小吏，但描绘的身材魁梧，虎背熊腰，衣衫方折用笔，并排安置衣纹线条，如山岗立石般挺立，更显得人物形象有着坚韧不拔、嫉恶好义的风骨。九纹龙史进，给人最大的印象便是其夸张的习武造型，好似刚刚从高空如饿虎扑食般落下，一脚尖点地，一脚向后抬起以保持平衡，动势感极强。柔韧的浑圆线条概括的勾勒出史进身上的块垒肌肉，又用极细的游丝线条细细描绘人物背后九条飞舞腾云的纹身龙，同样以方折线描绘衣裤，与身躯发达饱满的肌肉轮廓形成鲜明对比，更有一番别样的艺术趣味。

陈洪绶于明末清初之际、中国画审美趣味孕育大变革之时，开宗立派，以独特的视角感知、观照自然，又能对传统融会贯通，灵活的化为我用，可谓“其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英）、唐（寅）之上，盖明三百年无此笔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