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清玄

在外人的眼中，我的父亲是粗犷豪放的汉子，只有我们做子女的知道他心里极为细腻的一面。提肉羹回家只是一端，他不管到什么地方，有好的东西一定带回给我们，所以我童年时代，父亲每次出差回来，总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他对母亲也非常体贴，在记忆里，父亲总是每天清早就到市场买菜，在家用方面从不让母亲操心。几十年来我们家都是由父亲上菜场，一个受过日式教育的男人，能够这样内外兼顾是很少见的。

虽然父亲青壮年时代受过不少挫折，但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忧愁的樣子。他是一个永远向前的乐观主义者，再坏的环境也不皱一下眉头，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乐观与韧性大部分得自父亲的身教。父亲也是个理想主义者，这种理想主义表现在他对生活与生命的尽力，他常说：“事情总有成功和失败两面，但我们总是要往成功的那个方面走。”

他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使他成为一个温暖如火的人，只要有他在就没有不能解决的事，使我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他也是个风趣的人，再坏的情况下，他都喜欢说笑，他从来不把痛苦给别人，只为别人带来笑声。

小时候，父亲常带我和哥哥到田里工作，透过这些工作，启发了我们的智慧。例如我们家种竹笋，在我上学之前，父亲就曾仔细地教我怎么去挖竹笋、怎么看土地的裂痕，才能挖到没有“出青”的竹笋。二十年后，我到行山去采访笋农，曾在竹笋田里表演了一手，使得笋农大为佩服。其实我已二十年没有挖过笋，却还记得父亲教给我的方法，可见父亲的教育对我影响多么大。

也由于是农夫，从小父亲教我们农夫的本事，并且认为做什么事都应从农夫的观点出发。像我后来从事写作，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常说：“写作也像耕田一样，只要你天天下田，就没有不获得收成的。”他也常叫我不要写政治文章，他说：“不是政治型性格的人去写政治文章，就像种稻子的人去种槟榔一样，不但种不好，而且会从槟榔树上摔下来。”他常叫我多写些于人有益的文章，少批评、骂人，他说：“对人有益的文章是灌溉施肥，批评的文章是放火烧山：灌溉施肥是人可以控制的，放火烧山则常常失去控制，伤害生灵而不自知。”他叫我做创作者，不要做理论家，他说：“创作者是农夫，理论家是农会的人。农夫只管耕耘，农会的人则为了理论常会牺牲农夫的利益。”

父亲的话中含有至理，但他生平并没有写过一篇文章。他用农夫的观点来看文章，每次都是一语中的，意味深长。

有一回我面临了创作上的瓶颈，回乡去休息，并且把我的苦恼说给父亲听。他笑着说：“你的苦恼也是我的苦恼，今年香蕉收成很差，我正在想明年还要不要种香蕉，你看，我是种好呢还是不种好？”我说：“你种了四十多年的香蕉，当然还要继续种啊！”

他说：“你写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继续呢？年景不会永远坏的。假如每个人写文章写不出来就不写了，那么，天下还有大作家吗？”

我白以为比别的作家用功一些，主要是因为我生长在世代务农的家庭。我常想：世上没有不辛劳的农人，我是在农家长大的，为什么不能像农人那么辛劳？最好当然是像父亲一样，能终日辛劳，还能利他无我，这是我写了十几年文章时常反躬自问的。

母亲常说父亲是劳碌命，平日总闲不下来，一直到身体差了还常往外跑，不肯待在家里好好地休息。父亲最热心于乡里的事，每回拜拜他总是拿头旗、做炉主，现在还是家乡清云寺的主任委员。他是那种有福不肯独享、别人有难愿意同当的人。

父亲有五个孩子，这里面我和父亲相处的时间最少，原因是我离家最早，工作地最远。我十五岁就离开家乡到台南求学，后来到了台北，工作也在台北，每年回家的次数非常有限。结婚生子后，工作更加忙碌，一年更难得回家两趟，有时颇为自己不能孝养父亲感到无限愧疚。父亲很了解我的想法，有一次他说：“你在外面只要向上，做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就算是尽孝了。”

母亲和父亲一样，从来不要求我们什么，她是典型的农村妇女，一切荣耀都给丈夫，一切奉献都给子女，比起他们的伟大，我常觉得自己很渺小。

我后来写报告文学，在各地的乡下人物里，常找到父亲和母亲的影子，他们是那样平凡、那样坚强，又那样伟大。我后来的写作里时常引用村野百姓的话，很少引用博士学者的宏论，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和生活来体验智慧，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最伟大的情操，以及文章里最动人的素质。

我常说我是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是因为我童年时代有好的双亲和家庭，青少年时代有感情很好的兄弟姊妹，进人中年，有了好的妻子和好的朋友。我对自己的成长总抱着感恩之心，当然这里面最重要的基础是来自于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给了我一种乐观、善良、进取的人生观。

【导读】

读了这篇文章，你觉得作者的父亲对作者有哪些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