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娟

摘 要：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事件是晚清教案史上发生的一大重要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爆发的原因也是极其复杂的。且不论中西方文化差异，西方列强在华传教方式的改变也是造成这一事件爆发的重要原因。此外，诱发这一事件的直接原因和導火索还包括关于法国天主教会的一系列传闻，以及这一事件背后中法官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本文将就文化冲突、法国教会的传教方式、政策以及导致这一事件的直接原因三个方面入手，阐释天津教案事件发生的原因。

关键词：天津教案；文化冲突；传教方式；传教政策；直接原因

一、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

（一）中西方价值观及信仰方面的冲突

提及价值观及信仰问题，中西方之间的确有很多差异。虽然这一点可能不是导致天津教案必然发生的原因，但文化冲突的确是教案发生背后的一大重要因素。对西方人来讲，他们信仰上帝，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他们信奉的是男女平等的原则。他们信奉的神往往是单一的。针对基督教来讲，上帝享有独尊地位。对于华夏子孙而言，儒家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因此，中国人所信奉的“三纲五常”在外国人看来是保守的象征，正是因为这一思想，中国人重视伦理，注重与人相处之道，注重男女有别之理。此外，中国农村对于神灵的信仰并不局限于一个特定的“神”，他们往往信仰众多的神，比如我们熟知的玉皇大帝、关公、王母娘娘、财神爷等等。这也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有神必信，多多益善，心诚则灵”。因此，中西方价值观念及信仰有诸多差异，这也为中华民众的排外心理埋下了伏笔[1]。

（二）中西方社会风俗方面的冲突

俗话说“入乡随俗”，由此可见，不同的地域拥有不同的文化习俗。有时文化习俗也可以和当地人们的行为方式挂钩。从很大程度上讲，人们的行为方式正是当地文化习俗的外在体现。第一，就中西方对于个人隐私的态度而言，中国的老百姓之间几乎毫无隐私可言，街坊邻居之间，放眼望去，家家户户大门都是敞开的。而对当时位于天津的法国天主教堂而言，大门敞开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作为一个从法国来的传教机构，注重私人空间，注重自己的隐私，拥有一系列严格的保密制度，而这也是西方人一贯的传统。第二，就异性相处方式来讲，中国人比较含蓄、内敛，异性之间更是不会无缘无故私下会面。而天主教堂呢？男女平等地去参加礼拜，定时集会，传教士与修女更是同处一个屋檐下，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有伤大雅。虽然我们现在提倡“求同存异”，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这些差异没有直接引起民愤，但也难免不会引起中国人民的猜测和疑虑。“教会到底是干什么勾当的”可能是他们最想问的一个问题了。

因此，这些文化差异可能会引发中国民众对法国教会的猜测和疑虑，同时也为天津教案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二、法国的传教方式及政策

（一）法国的传教方式

传教方式是决定一个宗教能否被当地民众所接受的重要因素。如果传教方式恰当，并且能够很好地和当地民风民俗结合起来，那么这一宗教在当地才能够很好地传播与发展；相反，倘若传教方式不当，则可能引发与当地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不可预估的后果。我比较欣赏明朝时期利玛窦对华的传教方式，他通过“着儒服、行儒礼、钻儒经”等活动取得了当地人民的认同，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好感，同时，他也将基督教教义进行了儒化，使基督教变得更易被中国民众接受，当时吸纳了一大批中国人入教[2]。这一时期，基督教的传播可谓是蒸蒸日上。然而到了近代，传教方式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占据中国传统祭神的庙宇，并且力图干涉民众思想，他们甚至毁坏了中国的神像，比如发生在山东的玉皇庙被毁事件。这种传教方式不但导致基督教不易被民众接受，甚至会激起民愤，导致民众的反击心理。针对这一报复心理，严复也曾写过“彼既毁我圣象，我何不毁彼教堂？”

明、清时期，我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朝时期，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传教是建立在一种平等基础之上的。然而近代以来，西方列强觊觎中国的物产、地产，都渴望通过瓜分中国来改变自己在列强中的地位，再加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本身就是建立在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之上的。因此，教会的一些过激做法也会导致中国民众的不满和厌恶。由此看来，法国教会和天津人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在进一步升级了。

（二）法国的传教政策

传教方式的改变，可能只是引起民愤的一小步，而近似严苛的传教政策的改变，才真正地拉开了矛盾的序幕。追溯到17世纪晚期，罗马教皇内部的斗争促使罗马教皇在1704年对中国传教区做出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禁止中国教民参与任何与祭祖有关的活动。这里有例为证[3]：

“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亦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理。”

这些政策完全不符合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道德观念，祭祖本就是儒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中国人眼中的祭祖等民俗礼仪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观念，是一种社会习俗，与天主教等教会是完全不同的。然而近代以来的西方传教者忽略了这一点，他们通过近似严苛的规定限制中国教民，即使是没有入教的普通百姓也都对他们产生了厌恶和抵触情绪。因此，法国传教政策的改变也是引起民族情绪的主要原因。

三、直接原因

（一）传闻的散播

众所周知，传闻、流言是导致天津教案发生的直接原因，晚清名臣曾国藩也因接手这件事的调查而落得晚节不保、骂名一片的下场，最终郁郁而终[4]。那么事情的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经查阅资料，笔者从当时天津城内外百姓上诉的内容中总结出三点：一是指传教士奸淫女性；二是指传教士和修女拐卖婴孩，取其器官，制造药品；三是指传教士用迷药诱拐百姓。但其实，针对“折割”的传闻，曾国藩是调查过一番的[5]。当时法国建立的育婴堂、任慈堂等机构规定，父母将孩子交予机构管理后，则不能前去看望他们，也不能把他们带回家，但父母可以获得一笔钱。这样做的弊端有两点，第一，会导致很多本地的人贩子为了得到这笔钱而诱拐婴孩；第二，由于大多数送来的婴儿处于濒死状态，接受洗礼后死亡的不在少数。并且这些制度都是保密的，在外人看来，这些现象的确很诡异，令人匪夷所思。

其次，传言是从哪里流传出来的呢？众所周知，当时的士绅，即考取了功名但尚未做官之人不在少数，他们精通文字、图画，而流言的散布方式正是通过文字、赤裸裸的图画向民众展示出来的。因此，这些士绅、官绅就是反教会流言的主导者以及散布者[6]。此外，当时发生教会惨案时，其中的煽动者、怂恿者中也不乏社会底层的不法分子、无业游民。因此，这些人的策划和煽动也加剧了事件的矛盾升级。

（二）中、法官员之间的冲突

案件发生当天，已有上千民众包围了教堂，于是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要求天津官员崇厚派兵镇压该活动，崇厚本身也具有强烈的反教情绪，于是并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自然也没有满足丰大业的要求。丰大业火冒三丈，随即赶往教堂，然而其间他与知县刘杰发生争执，一怒之下竟开枪打死了刘杰的随从。于是战火一触即发，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均被民众打死，之后教堂的修女、传教士等被杀死的不在少数，望海楼天主堂、任慈堂、法国领事馆也被焚毁，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因此，中、法官员之间的冲突变成了教案发生的导火索。

我认为，当时清政府的官员不懂得安抚民众情绪，不懂得消除传言，他们在处理这些事情时甚至自己本身带有一定的负面情绪和民族偏见，不能客观地看问题。因此，惨案的发生和他们有很大的关系。此外，丰大业在当时的环境下采取的过激举动实属不该，在本身就暂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他不但没有静下心来安抚民众，反而被怒火冲昏了头脑。对于这件事来讲，中国民众看似发泄了民族情绪，但最后付出代价的仍然是中国人。中、法官员之间的矛盾冲突也的确成为了天津教案发生的导火索。

四、结语

一件事情的发生总是有原因的，这些原因也往往是復杂多变的，尤其是处于近代中国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不仅局限于事件发生的当天，中、法官员之间的正面冲突，也是长期以来各种文化差异不断涌现，民众与教会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的结果。如何处理传闻、谣言，如何采取必要措施安抚民众情绪，避免惨剧，对于当今社会来说，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廖一中，李运华.论近代教案[J].贵州社会科学，1993（1）：105-109.

[2]涂鸣皋.对中国近代教案研究中几种观点的商榷[J].湖南社会科学，1993（1）：72-74.

[3]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和意义[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李文钊.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J].文史天地，2010（9）：37-39.

[5]董丛林.“迷拐”、“折割”传闻与天津教案[J].近代史研究，2003（2）：204-226.

[6]郭亚全.清末天津教案发动者探析[J].历史档案，2009（2）：7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