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霖

安纳普尔娜峰大本营。

山难发生后，登山公司只想让你知道一，我们却想知道十。

这是发生在这个登山季的真实事件。一名登山者在死亡率排名第一的8000米雪山被报道失踪，就在所有人都不抱太大希望之时，他突然被救援队发现，被家属坚持使用直升机转运至医院紧急治疗，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他平安无事，他又突然离世。

我们和你一样，听到故事的开头便感到不可思议，随着我们的深入调查，继而质疑这个高度发达的当代文明社会中，关于信用与契约精神的存在。

从萦绕种种谜团的相关者叙述，到忌讳开口的救援人员，我们不断探底8000米以上山峰攀登伦理的同时，也一度刷新自我对登山的认知。

他独自一人，没有氧气、食物与热水，暴露在恶劣的高海拔环境里已接近40 个小时，看着直升机飞来 ，又眼睁睁再看它离去。

陈先生之死，不是一个简单的登山客户在攀登中死亡的故事，也不是“攀登者魂归挚爱雪山”此类试图宽慰人心的敷衍。嗟吁和叹惋，这些情绪一次次出现在采访过程中，他的离去带给了身边的人莫大悲痛，也促使我们拨开层层迷雾，力图澄清事故发生的原因与真相。

悲剧的结尾

时间推回到2019年4月23日，17名夏尔巴协作15名登山客共同登顶安纳普尔娜峰（Annapurna，海拔8091米，世界第十高峰）。曾经鲜少有人造访的冷门“杀手山峰”，因出色的天气周期、大量固定铺设路绳与辅助氧氣，迎来其历史上同时登顶人数最多的一天。Wui Kin Chin（下文简称陈）也是其中之一。

安纳普尔娜峰位于尼泊尔北部、喜马拉雅中段，在尼语中有“收获之神”的美好意愿。作为人类曾经登顶的第一座8000米级山峰，安纳普尔娜峰大环线（ACT）也是尼泊尔最受背包客欢迎的徒步线路之一，线路成熟、补给方便。但若从攀登难度方面来说，“杀手山峰”却臭名昭著。高达27.2%的死亡率，在14座8000米雪山中排名第一。

尽管同样是在喜马拉雅山脉攀登，不同于人满为患的珠峰南坡，依旧是小众山峰的安纳普尔娜无人敢轻视。

安纳普尔娜峰的攀登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直到“失踪”发生在下撤的过程中。

最初的新闻报道中，陈先生被错误翻译为“吴先生”。读者仅知悉这是则关于“一名登山者失踪”的消息。

直到4月25日，更多的细节方才公开。这一天是尼泊尔时间上午8点30分左右，直升机在安纳普尔娜峰海拔大约7500米处发现陈，陈在向直升机挥手求救。

他独自一人，没有氧气、食物与热水，暴露在恶劣的高海拔环境里已接近40个小时，看着直升机飞来 ，又眼睁睁再看它离去。在这么高的海拔直升机“搜索”到失联的登山者，这则新闻起初令密切关注着登山季的媒体们很兴奋，也似乎让这个故事有了一个完美的开头。

只可惜直升机无法独立完成救援任务，仍需地面人力接应。直到4月25日下午6点左右，救援队方才找到陈。所幸那时的他还神智清醒，并向救援队要热水喝，他说自己“很渴”。

此时，距陈独自在安纳普尔娜上已近43小时，加上救援时间，他在山上待了共72小时。

几经周折，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副院长的陈，被直升机转移回新加坡接受治疗。就在登山圈里还在传播着陈获救的好消息、等待陈本人讲述更多细节时，陈却因伤重不治在重症病房里离世。

在道一声惋惜的同时，山上发生的事情似乎被人们逐渐遗忘。

有人称，陈的坚持与获救是8000米山峰救援史上少有的“奇迹”，我们却想追问，是什么导致陈被孤立无援地遗弃在山上长达48小时？

我们从有限的报道中发现诸多前后矛盾、语焉不详的疑点。随着吴燕（户外ID：33，下文简称三三）亲身赶赴尼泊尔对陈的登山队友，及参与救援的夏尔巴们的访谈，我们发现这个事件遍布疑团。

在对事件真相深入探寻后，我们深感震惊：这可能是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悲剧。

山上发生了什么

关于严肃的山难，我们需要明了的是细节与真相，而不是谎言。

在最早山难消息传出时，陈的私人夏尔巴Nima Tshering Sherpa（下文简称尼玛）接受采访时表述：“我把自己最后一点辅助氧气留给陈，并离开寻求帮助。”

据尼玛回忆，陈当时独自坐在山上，该处距顶峰591米，高山靴在此处踩踏出一块较为平坦的区域。

据《安纳普尔娜峰几近死亡的山难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文，当时尼玛下撤至海拔7100米的四号营地，希望寻求到帮助。尼玛说，自己到达营地时，冻伤且有受伤，并未找到可以使用的辅助氧气。几乎所有登顶的队员都已下撤到海拔更低的营地，他只能在太阳落下时，寻求紧急救援。

陈和尼玛最早在马纳斯鲁（海拔8163米，世界第八高峰）的攀登中结识。那是2017年，由中国新疆的登山公司高山沸腾提供服务。在公司负责人麦子的记忆里，她还能想起攀登结束后，陈向她投诉自己的夏尔巴尼玛的场景——同样是在登山途中，尼玛丢下了陈，自顾自地撤回营地。

只是那一次，陈很幸运，因为三三在队伍中，彼此相互等待。陈没有落单。

2018 年，陈在攀登珠峰的路上。

2018年，陈与三三一同从南坡登顶了珠穆朗玛峰，都是跟着高山沸腾的队伍，只是在2019登山季，陈报名攀登安纳普尔娜与干城章嘉，选择跟七峰公司（Seven Summit）的队伍。

然而，尼玛并不是七峰公司长期雇佣的夏尔巴。

在喜马拉雅地区进行商业攀登，在热门的春季登山季，优秀的夏尔巴高山向导会被大型商业登山公司提前预订。特别是成熟的珠峰商业登山领域，这些夏尔巴非常抢手。而在供不应求的夏尔巴市场，登山队无法提前预订随身夏尔巴的情况下，会在大本营临时抓阄确定。至于是否能分配到一个可靠的夏尔巴，只有天知道。

关于严肃的山难，我们需要明了的是细节与真相，而不是谎言。

早在2018年12月，尼玛便主动联系过陈，表达过想做陈的私人夏尔巴的愿望，也表达了他很缺钱的困窘。

虽然在照顾客人的态度与意识方面尼玛曾受到过指责，但他具备很强的攀登能力，他登頂过世界第二高峰K2又有着多座8000米攀登经验，在夏尔巴这个不大的圈子里小有名气。在七峰公司老板明玛G的印象里，是“strong”（强壮）与“active”（主动）的代表。

相比有可能会抽到不靠谱的随身夏尔巴，陈宁可接受相对可控的尼玛·夏尔巴。

尝试过8000米攀登的人们都知道，氧气攸关性命。8000米是含氧量不足海平面五分之二的“死亡地带”。人类暴露在这样缺氧的环境中，身体各项机能与指标全面下降，无法作长时间停留。

活跃其中而又能做到无氧攀登的，只是少数。对绝大多数登山客户来说，氧气配比是能否安全下撤的关键。

在安峰这次攀登过程中，氧气的配给是客人每人三瓶氧气，夏尔巴每人一瓶氧气。一般来说，一瓶足量的氧气是190Pa至200Pa，当氧气流量开设到2时，大约可使用5个小时。

根据队友阿杰回忆，4月23日冲顶时，他和陈互相确认过彼此氧气的余量，陈是160Pa左右，阿杰是100Pa左右。

由于前方还在修路（铺设固定绳索），大家也都在等待。阿杰询问修路的夏尔巴大约还需要多少时间到顶，夏尔巴回答说冲顶大约还需五六个小时，剩余的氧气储备明显紧缺。而尼玛此时也从后面赶上来说，他也快没氧气了。于是陈和阿杰当时考虑过是否应该下撤。

阿杰回忆，约下午3点15分，路绳修好，大本营也反馈天气情况很好，包括陈在内的所有人随即继续登顶。当天下午4点30分左右，一伙儿人就都站在了安纳普尔娜的顶峰上。攀登进行到这里似乎异常顺利。

队员们登顶，拍完照片后，陆陆续续开始下撤，外国队友和中国队友龙江首先下撤，其中无氧攀登的队员何静为陈拍完照片，也随后下撤。

当时下撤的顺序是何静在前，阿杰在中间，陈留在最后。阿杰回忆，大约下撤到海拔7400米左右，天刚刚擦黑，不需要头灯还能清晰地看到下撤道路。尼玛从他的身后快速超过了他。事后，据阿杰估计，天刚擦黑的时候，尼玛已经丢下陈，独自下撤。

在下撤至海拔7300米左右的位置时，阿杰的氧气已经用完，看到路边的两瓶氧气后，他便问自己的夏尔巴，这两瓶氧气可以用吗？他的夏尔巴告诉他，这是急救用的氧气，他不可以用。

但假使如《安纳普尔娜几近死亡的山难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文记述，“当时尼玛下撤至海拔7000米的四号营地（C4），希望寻求到帮助”，那么为何当他下撤到7300米左右，没有去取路边那两瓶急救氧气？

在后续与七峰公司负责飞机调度的Pasang Sherpa交流中，他们始终对这两瓶急救氧气语焉不详。

 “救不了了”

尼玛对媒体说过，自己下撤至C4寻求帮助时，所有队友都下撤到了更低的营地，只有加拿大人Don Bowie在，且没有找到可供使用的氧气。

实际上，陈的中国队友们却纷纷表示，当天C4营地住满了人。

队友阿杰回忆，当天冲顶后又立即下撤，大家都很疲惫，就住在C4营地，并没有下撤到更低的营地。而加拿大的Don Bowie当天则没有在C4。

队友龙江说，他回到C4营地，与何静及另外两个夏尔巴在同一个帐篷里。当晚C4所有的帐篷都住满了人，他所在的帐篷里就有4瓶氧气，其中一瓶是满满的。当晚他一夜未眠，却未听到任何有人急需救援的消息，也没任何人来他的帐篷询问是否还有氧气的事。

队友何静也表示，当晚C4营地住满了人，她回到帐篷后很疲惫，迅速入睡，不知道有人需要救援的事。

晚上约10点至10点半（实际时间不明，受访者当时没有看具体时间），下撤中受伤的阿杰回到7100米的C4营地，他听到陈的帐篷里有动静，以为陈已回到营地。他于是拍陈帐篷喊对方的名字，无人应答。

或许登山就是这样，任你再刻苦训练，有时也逃脱不了宿命的安排。

此时他看到尼玛站在陈的帐篷前，并对他说：“那个新加坡人可能已经死在上面了，救不了了。”

安纳普尔娜下撤途中。

陈在马纳斯鲁峰攀登途中。

陈在安纳普尔娜顶峰升起中国国旗。

陈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