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炯

一、被构建的新史学前史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开篇即说：“浙东之学，虽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陆氏”，将朱、陆二大家看作是浙东学术的源头，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浙东学术概念似乎并不相同。一般所认为的浙东学术当指以南宋吕祖谦、陈亮、叶适等人为源头的，以史学传统和事功观点为特征的学术。那么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中隐去吕东莱一脉而言朱陆，似乎与其写作此篇的目的有相当大的关联。

今人常谓北宋儒学在朱子之后被构建成一朱子学前史，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脉络似乎亦是如此。先不论吕祖谦对陆九渊的分歧，仅就其将阳明学作为浙东学术之一大枢纽，便与传统意义上之浙东学术颇远矣，更遑论陈龙川、叶水心之事功倾向的“永康”“永嘉”二派。虽然他梳理的浙东学术脉络模糊不清，但是这一切的不合理与武断都有其内在的必然性。章学诚作《浙东学术》与《朱陆》目的并不是一种学术史或者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而是为自己的学术证明。这些实际上只是“前学术”工作，可以看作是一种战斗檄文式的存在。

若上溯传统浙东学术不足以对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做到正本清源，章氏所谓的浙东学术根源当从何处探寻呢？朱陆异同似乎仍是问题的关键。实斋多次论及朱陆异同，事实上这也是南宋以来历代学人都争论不休的问题。从章的讨论看来，其所论多集中于“尊德性”与“道问学”此二种治学方法孰为先后的问题，而非是哲学层面的心性、气质、无极太极之辩的分歧，事实上这抓住了朱、陆分歧的关键，也反映了章氏在学术方面的具体关切：聚焦于朱、陆异同的议论事实上是为了引出章氏自身与其时主流学术的争论。章学诚虽然提出调和朱陆异同是徒劳的，并将朱陆异同看作“干戈门户，千古桎梏之府，亦千古荆棘之林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24页)。章学诚所作的其实是一种会通工作，他的会通不止于朱陆，亦不止于理学、史学、事功实学。其实际目的是欲开创一种以史学为根基的会通文学、哲学的新史学，这种新史学的特点就在于“通”。所以他的《文史通义》，他对通史的褒扬，他对方志孜孜不倦的追求，都是对“通”的学术观念的发扬。而《浙东学术》正是为这一新史学树立的“前史”。

很多学者将章氏看作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正是为了确立这种打破狭隘界限、开拓视野、强调会通的新史学的正当合理性，章氏构建了其浙东学术的“道统”。章氏梳理的传承谱系略显驳杂不清，这一点并不值得奇怪。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学、哲学的主流莫不属于广义上的儒家文化。特别是两宋时期新儒学兴起之后，儒家思想的风格已经牢牢占据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统治地位。章学诚不在乎史学材料的来源是否因袭，只要做到“卓识名理，独见别裁”(《文史通义校注》第376页)，专注于“创例发凡，卓见绝识”(《文史通义校注》第464页)，便为良史。史识或者说是柯林伍德所谓的历史的思想(thought)才是章学诚新史学思想中的核心，这已经超越了传统史学的境界。

章学诚的新史学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属于儒学范畴之内，他既是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亦是中国古典史学的传承者。所以，并不需要牵强地为他的《浙东学术》正名，因为他以浙东学术为名所构建的新史学前史正是为他那包罗万象之新史学的正名。从某种意义上说，章学诚眼中的历代文史学者，莫不是他的学术来源。

二、陋儒日齧章句训诂何足询

章学诚虽然没有在《浙东学术》一章中胪列浙东史学家们、事功派们的学术传承，但是在学术观点上，章学诚对浙东史学吸收仍然很多，甚至多过朱、陆理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浙东派的学术观点似乎更接近于朱子。何炳松先生曾指出：“南宋以后程颐一派的学术流入浙东演化而成为所谓前期的浙东史学。”(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长沙：岳麓书社 2011 年，第 50 页)从小程子的学术风格来看，浙东派与强调“道问学”的朱子显然更有共鸣。事实上，在鹅湖之会中，吕祖谦也更多地支持了朱熹的学术观点。所以章学诚在思想上实质偏向朱子学，这是可以被理解的，他的《浙东学术》一方面是为了伸张自己的新史学，另一方面也可视为在力挽朱子学发展到末流的弊端。

章学诚对浙东学术的讨论并没有集中于以吕祖谦等为代表的传统意义上的浙东学术派人物，但是传统浙东学术仍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从史学、人事两大学术传统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特点。其所谓“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文史通义校注》，第523页)等论断均体现了史学、人事传统的“实学”倾向。

传统浙东史学的诞生与宋金对峙、领土减少、赋税加重等一系列现实社会矛盾有着很大关联。为了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浙东诸先生从史学研究入手寻求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法，这就奠定了浙东学术在史学、人事关切上的两大突出特点。而章学诚的时代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盛世”，其所关切的史学、人事特征更多是针对当时的学术氛围提出的。

传统浙东学术对章学诚的影响应该从两方面来看。其一是其吸收了传统浙东学术的史学、事功特点，用以反对朱子学末流的纯考据倾向。而另一方面，传统史学本身也在其新史学的批判范围之内。章氏专注的史学既不同于考据，亦不同于阐发义理的议论，他欲将历史学上升至一种历史哲学的高度。余英时先生认为，“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等论断是“章实斋为史学争独立自主的具体的思想背景”(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79页)。

在这一篇章中，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浙西之学，是作为浙东学术的对立面提出的。章学诚针对的不是顾炎武，甚至也不是戴震，而是整个主流学术界，所以他所找到对立对象是作为“开国儒宗”的顾炎武。正如开新儒学风气的韩昌黎、石徂徕一样，他们孜孜以求一种“道统”的重建，正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学术权威性。章学诚构建起一个浙东学术传统，正是为自己争取一种学术话语权。只有这样，他才能名正言顺地为自己的新史学正名，才能担当起挑战主流学术的重任。

从清初的学术来看，黄宗羲偏重于宋明学术的传承，其编撰《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最后书写的一位学问家就是自己的老师刘宗周，这似乎也可以视作其对自己学术“道统”的一次梳理。黄宗羲、孙奇逢、李颙并称“海内三大鸿儒”，而顾炎武、胡渭、梅文鼎、阎若璩、惠栋、戴震并称“六儒”。从这样的并称分类其实不难看出时人将顾、黄二人视作两种学术系统，而所谓“明末三大家”的称号当在清末才确立(夏晓虹：《“明末三大家”之由来》，载《瞭望》1992年第35期)。前者偏重义理之学的传承，后者则开清代主流的考据学之先。于是，章学诚欲开创一种不同于考据之学的新史学，则有必要到可与之匹敌的另一种学术系统里寻找帮助，哪怕是其自身可能并不完全属于这一系统。

余英时先生说：“实斋初写《朱、陆》篇时，已隐然自许为当世的陆象山，因为只有象山才能与朱子旗鼓相当。……为了说明东原和他的关系确与朱、陆的关系相应，实斋最后不能不乞灵于历史。这样，他就找到了近在眼前的浙东学派”(《论戴震与章学诚》第70-71页)。此段章学诚自许当世陆象山之论断极精妙。鹅湖之会后，朱、陆二人对相互之间的最大分歧，即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两种治学方法关系方面的分歧上有了很多反思。总体来看，朱子学是较可以折衷陆学的，朱子甚至提出修心、讲学“两进乃佳”。陆九渊事实上已经看到了自己学说的缺陷，但是却没有作出显著的改进，虽然不反对读书，但是仍将“尊德性”单独放在第一要义。这一方面与其性格特点有一定程度的关联，但另一方面来说，这也是陆学发展的一种必然。陆学是作为朱子学的反动而产生的，是一次挑战主流学术的尝试。陆学极其精准地抓住了朱子学最大的弊端，但是却不能给予自身一种学术修正的机会。因为一种反对主流的学术如果接受了折衷，则其业已意味着它将被主流学术所吞没。所以从陆九渊逝世之后朱子所继续阐发的有关朱、陆异同的文字来看，朱子学似乎可以包容陆学，但具有悲剧意义的是，陆学不能包容朱子学。

章氏欲挑战明显承继朱子学的作为其时主流学术的浙西考据之学，必须寻求一个足以与之抗衡的浙东之学。章氏从三袁开始梳理，即所谓：“通经服古，绝不空言德性，故不悖于朱子之教。至阳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复与朱子牴牾。蕺山刘氏，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与朱子不合，亦不相诋也”(《文史通义校注》，第523页)，莫不以诸儒的思想与朱子标准对比。后论黄宗羲之后的万氏兄弟、毛奇龄，最后落脚便在自身。这样一来，通过《浙东学术》来构建自己新史学的“前史”，树立朱、陆、阳明、蕺山，到黄宗羲、万氏兄弟等一脉“道统”，都具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构建属于自己的“道统”是儒者在提出自己新学术时惯用的手段。

三、为新史学辩护

章学诚新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将历史实在与历史解释两层次相结合。“历史是再现的尝试还是分析的尝试”？马克·布洛克在《评判还是理解？》一篇的开头便针对兰克史学提出了这一问题(马克·布洛克著，黄艳红译：《历史学家的技艺》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年鉴学派作为西方新史学的开创者，其面临的挑战与章学诚似乎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章学诚在《浙东学术》篇末尾以注释形式指出：“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这一论断充分体现了他史学与义理相结合的主张。

何兆武先生认为：“历史学本身就包含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第二个层次(历史学Ⅱ)是对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的理解或诠释……历史学Ⅱ也包含两个部分，即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二者的综合就成为历史理性。”(何兆武：《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7页)章学诚《浙东学术》中特别注重的便是性命与人事的结合，批判“舍人事而言性天”，甚至说“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文史通义校注》第524页)，这也是强调历史学Ⅱ内部的两个层面的结合。《浙东学术》认为历史学Ⅰ的工作，具有明显的浙西学术的特征，在文中并未多做论述，这并不表明章氏未注意到史料考据的重要性，而是此学已为当时学术主流，无需再做表彰。章学诚要树立的新史学正是历史学Ⅰ与历史学Ⅱ的结合。余英时先生说：“中国的史学，自孔子修《春秋》以降，即注重思想。”(《论戴震与章学诚》第254页)可见章氏所表彰的历史学Ⅱ并不是他新史学的全部内容——历史学Ⅰ与历史学Ⅱ的结合才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章氏新史学已与西方近现代史学有相通之处。

章学诚的《浙东学术》虽然已经注意到了需要将史料考据与理性思维和体验能力相结合，但是怎样结合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自章学诚之后，中国的史学经历了很长一段论证、尝试会通这两种史学层次的探索。章氏提出新史学的方向，启发后人追寻这一新的史学目标。《浙东学术》作为一篇新史学的学术宣言，其意义正在于此。

既然章氏新史学的特点是会通，那么对门户之见的批判就成了为新史学辩护的另一个重点。“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文史通义校注》第523页)，这句话早已成为经典，被当今学者奉为圭臬。其本身所蕴含的就是近现代学术所提倡的“价值中立”精神。

德国学者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指出：“学术若是有意识地以宗教为基础，它会变成神学，而神学则自足于一种‘对宗教上的神圣事物在理知上的合理化’这样的学术仅有心志价值，但没有成果价值。”(施路赫特：《价值中立与责任伦理——韦伯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见马克斯·韦伯著，钱永祥等译：《学术与政治》，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6-117页)章氏所批判的对象虽然没有西方救赎宗教的思想背景，但是理学的争论，特别是借朱陆异同来党同伐异的学者们就是章氏眼中无“成果价值”的对象。对那些“问其何为不学问，则曰支离也。诘其何为守专陋，则曰性命也”(《文史通义校注》，第262页)的“伪朱”、“伪陆王”学者，章学诚提出了严厉的批判。章学诚认为“儒者欲尊德性，而空言义理以为功”(《文史通义校注》，第523页)是宋学之大弊。此所谓空言义理正与施氏所谓宗教的学术相类似。

但是章学诚并未完全脱离理学性命的形而上理论，而是将其与人事相结合，提出新史学的“专家”主张。此处且不论“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文史通义校注》，第523页)的概括是否客观准确，就章氏构建的浙东学术道统突出专家二字，便足见其倾向性。专家二字的意图在于将新史学“纯化”，唯有此法才能脱离章氏所谓的传统学术的门户争论。其另一意图又在于树立新史学家作为“专家”的职业性，这一思想倾向又与近现代学术相衔接。韦伯认为，“在所有目前关于教育制度之基本问题的讨论背后，潜藏着存在于以往‘文化人’类型与‘专家’类型之间一个关键性的斗争”(马克斯·韦伯著，康乐、简惠美译：《支配社会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5页)，此论恰与章学诚的博雅、专家之辩有异曲同工之妙。而章氏的新史学追求似较韦伯所论范畴更广，他所欲求的是一种横跨二者之上的超越性的“新专家”(或亦可说是“新博雅”)。

新史学的纯化工作深刻表现了章学诚在史学方面的志向和追求。正如布洛克在面对儿子提出“历史究竟有什么用”这一问题时的思考那样，章学诚对历史学意义的思考也贯穿了他的整个学术生命。布洛克的答案之一便是学者“发现这种乐趣并为此而献身，这就是人们所称的天职(vocation)”。而章学诚所谓的“天人性命之学，不可以空言讲也”(《文史通义校注》，第523页)，一方面是说不可空言心性，另一方面也可视作宋明理学氛围下，儒者追求天理的天职式尝试——从古今之变上求天人之际。章氏作为儒者选择了史学作为自己的天职，具有一定近现代“职业人”的特点。系统客观的史学训练由此成为一个新史家必不可少的训练，仅凭心性义理的议论已经不足以成为新史学的研究者了。

章氏将新史学看作是包罗文、史、哲的会通学问，故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校注》，第1页)这一论断事实上大大拓宽了历史证据的来源渠道。六经皆为史，则何书非史也。不仅经典可以作为史料，形而下的人事、形而上的性命都在历史研究的范畴之内。正如布洛克所说，“历史证据几乎具有无限的多样性。人的一切言论和著作、一切制作、一切接触过的事物，都可以也能够揭示他的状况。”(《历史学家的技艺》第二版，第75页)

所以，就章学诚构建的新史学前史及其内在合理性，以及他极具前瞻性的新史学提倡而言，不难看出：《浙东学术》并不是一篇规范的学术史回顾，而是一篇伟大的为新史学正名的学术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