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佩伟 张景玲

摘要：爱默生是美国19世纪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诗人。《问题》是他于1840年发表的反映宗教问题的诗歌，在该诗中，爱默生表达了他对当时教会形式主义的不满，揭示了教会的种种弊端。同时，他提出了通过大自然、通过心灵直觉感受神灵存在的神性原则，并倡导一种内在化的宗教或称作灵魂的宗教。

关键词：爱默生   《问题》   形式主义   神性原则   内在化宗教

爱默生的《问题》一诗写于1839年11月，翌年7月发表在《日晷》第一期上。该诗处处流露出爱默生对美国基督教神学与教会问题的不满。爱默生与教会的矛盾由来已久，1829年3月他担任波斯顿第二教堂牧师职务，三年之后，1832年他便辞去这一职务，之后就断绝了与教会的一切来往，而且从此以后，爱默生再也没有担任过牧师。他辞职的主要原因就是反对教会的形式主义、偶像崇拜、虚伪的神学说教和基督教圣餐仪式等，所有这一切与教会产生了极大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爱默生发现惟一神论者过于崇尚和重视神性的存在，而且对《圣经》经文做了过多地理性解读和理性说教，保留了太多的传统宗教仪式，与现实生活严重脱钩，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呆板的没有活力的宗教，以至于让人觉得惟一神教的教义变得冷冰冰，失去了应有的热情，用爱默生的话说就是该教变成了“布莱特街和哈佛学院的如僵尸般冰冷的惟一神教”[1]。在写作《问题》一诗的前一年，他曾经接受邀请为哈佛神学院毕业生做演讲，演讲的目的主要是揭露批判当时神学和教会的丑恶。演说完之后，爱默生有种预感，觉得他的演说学校肯定不会接受，也绝不会得到教会的包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爱默生创作出《问题》一诗，在《问题》中，爱默生很直白地道出了教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这正是他脱离教会的根本原因，也是《问题》一诗抨击的焦点问题。

一、爱默生对宗教形式主义的否定

在布道演说的语言形式上，爱默生不愿意循规蹈矩，不喜欢照搬《圣经》上的语句，他汲取《圣经》语言，但不照本宣科，他坚持用一种非神学理论的方式布道，他会灵活地运用现实生活中的实例去阐释一些晦涩难懂的宗教原理。根据爱默生的观点，《圣经》所传递出的声音是最接近上帝的声音，牧师的天职就是向教众传递上帝之音，若要当好这个“传声筒”，牧师首先应吃透经文的要义，然后再深入浅出地传递出其中的意蕴。当时，很多牧师还是用《圣经》里陈腐的語言进行布道，对此，爱默生是持反对意见的。从《问题》一诗的最后部分可以看出这一点：“我知道智慧的长老们所言，/《圣经》一书就摊在我眼前，/还有古代黄金口才及奥古斯丁最好著作，/他将二者融合写入他的诗行，/这位青年的黄金口才或称之金矿，/泰勒，这位牧师中的莎士比亚。/他的话在我听来犹如音乐，/我看见他穿着僧衣的可爱的画像，/然而，无论他有什么样的信仰，/我也绝不做那好主教的行当”[2]。

爱默生向来反对教会搞形式主义，正如卡伯特所说：“爱默生所希望摧毁的只是教会的形式主义，反对那些代表早已停滞的精神生命的信仰，让人们能够从过往的宗教启示中摆脱出来，不再盲目于过去的宗教信条”[3]。在《问题》的首节，爱默生开宗明义，表明他对宗教形式主义的反感：“我喜欢教堂，我喜欢僧衣;/我爱灵魂的先知;/在我心里寺院的过道/像美妙的乐曲，或沉思的微笑;/然而尽管一切如他的信仰所见/但让我做那穿僧衣的教士我还是心有不甘”[2]。从这里可以看出，爱默生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在他看来，“教堂”，“僧衣”，“先知”，“寺院的过道”都是客观实在，尽管都给人以信仰的联想，但是它们都是宗教信仰的外在形式，是信仰的外在象征物。看一个教士有没有信仰，不能只看他是不是穿着僧衣，去不去寺院，进不进教堂，而要看他内在的真正表现，内心是不是真正皈依宗教。

爱默生一直对教会举行的圣餐仪式耿耿于怀，他反对将耶稣基督神圣化的做法。他作为惟一神教牧师布道的时候，公然声称耶稣基督就是一个人，只是通过他传递上帝的神性启示，如果把赞美上帝的话语放在耶稣基督身上，那是一种信仰的缺失。“在爱默生眼里，耶稣根本不是救世主，而是言说者（sayer），其言语渗透着神的普遍性和神与人的同一性”[4]。在爱默生看来，宗教信仰的真正含义不是仅仅将耶稣基督作为偶像崇拜的对象，而应该将宗教信念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这种摆脱了权威干预由内及外的宗教信仰才有意义。对那些大搞宗教形式主义的伪君子，爱默生在1829年12月写的一篇日记中，表达了他的愤懑之情：“我讨厌那些伪君子，我讨厌那些道貌岸然站在讲台上发表演说的伪君子。那些过分强调善意与美好的人其实就是自打嘴巴。伪善的行为让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很糟糕，我们应该像躲避罪恶一样躲避这样的人”[3]。

二、爱默生的神性原则

爱默生的神性原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反对将上帝人格化，他认为将上帝人格化是一种亵渎的行为，“我之所以否定上帝的人格化，只是因为这实在是对上帝的过度贬低，而不是过分赞美。生命，个人的生命，相比于上帝所具有的能量，是微不足道且冷漠的”[3]。爱默生认为上帝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实体，是超然物我的超灵，是原始真理，也是不可企及的终极真理。上帝就是生命，是人类存在的本质，“他是万物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和万物的生命都从他的创造力中源源不断地涌流而出，一浪接一浪，如同太阳一刻不停地放射光芒”[5]。爱默生强调上帝神性的无限性，但他反对将上帝描绘成一个具有人形的高高在上统管整个宇宙的绝对权威，爱默生给出了接近并感受到神性存在的途径，他认为人们通过自己健全的心智和大自然就能真切地感受到神性的存在，因为，爱默生相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个上帝，必须独自去面对。他坚持认为感受上帝神性的存在不需要任何中间媒介，包括牧师、教会、先知、耶稣、甚至《圣经》。在他看来，人类的心灵之光应该能像人类的眼神一样以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假如人们像关闭百叶窗那样关闭心灵之窗，那么人类就无法感受到神性的存在。爱默生曾说道：“怎样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惟有聆听人类心灵深处的召唤……我们全部的力量和幸福都在于接受灵魂的启示”[4]。

爱默生认为人类自身的存在正是神性力量在每个瞬间的展现，而教堂在展现神性力量方面却做得非常糟糕。教堂所传播的思想具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与一般教众对神性的认知有些脱钩，不能入心，也不务实，更不能使人发自内心地理解和崇拜神力。在《问题》的第一个诗节，爱默生写道：“那灵巧的手弄圆了圣彼得堡大教堂的圆顶，/弄穹了罗马基督教各教堂的弧棱，/它们显示出一种阴郁的虔诚气息;/他也无法摆脱上帝的控制;/他造得这样好自己也不知道;/那灵性的石头变得如此美妙”[2]。在接下来的诗行中，爱默生多次提到带有神性的教堂庙宇和由艺术家雕刻的神像神谕，如菲底亚斯雕刻的宙斯像、特尔斐神谕、圣彼得堡教堂、罗马教堂、巴特农神殿、英国寺院等。这在爱默生看来，一所教堂的建立与建造一处酒店一样，都是一件世俗的事情。教堂的建立源自人们对礼拜仪式的热爱之情，但要实现他们想要追求的天堂世界，要达到更高的境界，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正如爱默生于1840年1月在一次演讲时所说：“当最后一张护墙板安装好了之后，你们的教堂其实并没有建好。只有当你们每个人的意识与最高灵魂的世界联合起来，那么你们的教堂才能是真正意义上建好了”[3]。

三、爱默生内在化的宗教思想

爱默生对当时的惟一神教教会冰冷的教义和宗教上的形式主义一直持批判的态度，有鉴于此，他向教众倡导一种内在化的宗教，即心灵的宗教或叫做灵魂的宗教。他曾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人类的灵魂与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用更恰当的话来说，就是人类灵魂与人类已知的一切事物都存在着联系。因此，我们不应该去研究那些虚无缥缈的原则，而应该努力去了解自己内心的法则”[3]。爱默生多次提到的内在法则，实际上指的是人们内在的信念。爱默生提出内在化宗教，其用意就是反对僵化的宗教传统和苍白无力的教条，让宗教重新焕发出应有的活力和生气，让真正的宗教精神将人们内在的本性释放出来，使人们从内心深处感受到来自上天的精神法则。爱默生认为一个人要想得到拯救，就必须要通过自身内在信念的力量完成，在他看来，对于一位真正的有信仰的人，一个认为自己内在的信仰代表着意识的人，他们绝不会因为别人没有看到他所信奉的一切而感到愧疚与不安。

爱默生的这种由内及外的宗教观从《问题》一诗的第一个诗节可见一斑：“并非出于一种虚荣或肤浅的思想/年轻的菲底亚斯雕出望而生畏的丘比特神像;/震颤人心的特尔斐谕言;/并非那奸滑之人所编;/古代《圣经》中列出的責任/全都产自大自然之心;/各国的连祷语言，/都似那火山的烈焰，/从燃烧的地心里涌出，/爱与悲的赞美诗句”[2]。在这里，爱默生想要表达的无非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歌才是最真挚的歌，产自心灵深处的信仰才是最虔诚的信仰，由内及外的而不是由外及内的强加于人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灵魂的宗教。在接下来的第二个诗节中，爱默生接连提出了三个问题：“你知道由树叶和胸脯上的羽毛筑起的鸟巢/林鸟用什么东西将它垒造？/你知道鱼儿怎样增建她的外表，/在晨曦中装扮每个年生的细胞？/你知道那圣洁的松树/怎样使松针增生无数？”[2]。在爱默生看来，林鸟、鱼儿和松树都是自然界中被赋予了神性的客观实物，他们的存在与生长离不开上帝的眷顾，但是光依赖上帝的庇佑是远远不够的，它们在上帝之光的照耀下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凭着发自内心深处的坚定信念，去发展自己，完善自己，自己的问题，只有自己去解决。

四、结语

《问题》是一首探讨宗教问题的诗歌，它是在爱默生辞去波斯顿第二教堂惟一神教牧师职务之后创作的，创作该诗的初衷主要是揭露当时教会的种种弊端。爱默生对教会形式主义的做法极为不满，特别是对教会搞的圣餐仪式更是反感。在爱默生时代，在圣餐仪式上，教士们要喝葡萄酒，象征耶稣基督的血，而俗人们只能吃未发酵的面包，象征耶稣基督的肉。但是爱默生在详细查阅了各类福音书中对最后的晚餐的描述之后，发现耶稣基督事先并没有准备让这次圣餐仪式成为对后世永久的纪念。爱默生对当时的一些牧师在向教众布道时照本宣科的做法持反对的态度，觉得他们是在死背教条，满口俗套，根本没有触及到人们的灵魂。他认为“宗教本质应当是充满活力与生气的，有着流动的灵感与深远的启示”[6]。在《问题》的最后一个诗节他写道：“上帝之言打开了先知的心扉/被刻入完好无损的石碑;/在金色的庙堂或橡树林下，/预言家抑或女先知所讲的话，/依然在晨风中飘过，/依然向愿听之人低声诉说。/神灵的每一个语句/粗心的世人从没有失去”[2]。在这里，爱默生在向人们暗示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经由牧师或者先知所传播的上帝之言，即便是再优美再动听，如果不触及到那些漫不经心的世俗之人的灵魂，仍然是无济于事的。在爱默生看来，没有灵魂的宗教，只不过是形式和躯壳而已。

参考文献：

[1]Bryan F.LeBeau.Religion in America to 1865[M].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0.

[2]Joel Porte， Saundra Morris.Emersons Prose and Poetry[M]. W.W.Norton &Company.New York.London，2001.

[3][美]詹姆斯.埃利奥特.卡伯特著.爱默生传：生为自由[M].佘卓桓译.黑龙江：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

[4]张云岗，陈志新.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思想研究[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5][美]爱默生著.爱默生文集—不朽的声音[M].张世飞，蒋旭东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6]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8.

[7]彭予.美国诗歌的渊源和传统[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作者简介：[1]郑佩伟，硕士，山东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与文化。[2]张景玲，硕士，山东理工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美国历史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