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丝路古国文明研究》（编号：11JJD770024）《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名历史与现状研究》（编号：2016MZRL010607）

【摘 要】 文章叙述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地名文化，内涵丰富、源远流长，是陆上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地区的重要历史遗产。陆上丝绸之路是多种文明交流之所，而作为文明载体的语言文字也在这里交相辉映;西南丝绸之路上的地名名称的来源体现了多种语言的复杂性;丝绸之路沿线地名丰富的语言文化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迁徙有着很大的关系。

【关键词】 地名文化;丝绸之路;历史变迁

一

陆上丝绸之路是多种文明交流之所，而作为文明载体的语言文字也在这里交相辉映，闪发出耀眼的光辉。世界上的主要语系印欧语系、闪含语系、阿尔泰语系、乌拉尔语系、高加索语系、汉藏语系等里面的众多语言通过地名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活动过的痕迹。在这些地名中，蕴含着丰富的语言文化，出现了不少双语甚至多语地名。以几个新疆的地名为例，如古代西域王国于阗就是“（üdün）-Keriya”这样的印欧—突厥双语地名，还有“新和-Toksu”这样的汉语—突厥语地名，以及“福海-Burultokay”这样的汉语—蒙古语地名，甚至出现了“乌苏-Xihu-Kürharusm”这样的汉语—突厥语—蒙古语三语地名。这种情况是丝绸之路上各民族相互交往中文化不断融合的表现。丝绸之路上的和田（新疆境内），在回语称为“黑台”，就是汉人的意思，在藏语中是“玉石城”的意思，而在印欧语中则是“栅栏”，“牲畜圈”、“碉堡”的意思。龟兹是古龟兹语Kutsi的音译，另有丘慈、丘兹、屈茨的译法。龟兹语又被称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龟兹这一地名的出现是印欧语系在东方分布最好的证明之一。

《史记·大宛列传》和《西南夷列传》称呼印度为“身毒”，而在《后汉书·西域传》中称为“天竺”，《续高僧传》中则称为“贤豆”，此外还有忻都、盈丢、胫笃、婆罗门等称呼，《大唐西域记》中认为应用“印度”二字：“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尽管玄奘对印度这个地名的转译存在一些疑问，但现在已经成为对这一地区的普遍称谓。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在古塞语中的意思是“柳树林”，在回语中的意思是“格斗”，在蒙古语中的意思则是“优美的牧场”。新疆吐鲁番因唐代的吐蕃城而得名，但其在不同的语言中却有各自的意思，如在回语中是“蓄水”的意思，到了维吾尔语中则是“富庶丰饶的地方”、“都会”的意思。新疆哈密这一地名的起源争议尤多，有人认为这是突厥语“有沙漠的地方”之意，还有人认为是古伊朗语“盆地、洼地”的意思，也有的学者根据其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突厥语解读为“西域门户”的意思，《西域同文志》则解释为回语“瞭望台”，也有人认为是蒙古人在突厥语的基础上，在读汉译音的时候，简化为哈密。关于哈密这一地名来源的争议，充分反映了丝绸之路上地名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

西南丝绸之路上的泰国名称的来源也是这种语言复杂性的体现。泰国在历史上长期被称为暹罗，这与梵语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暹罗（Siam）出自梵文（Syam）。因这里盛产黄金（Syam），故有此名。但对暹罗地名也有不同的解释：“一说Siam源于梵文sian，为‘棕色之意，指当地居民皮肤的颜色。另说Siam一字出自sham，因缅人向来称呼掸人或暹人为Tsiam，Siam可能由此演变而来。但大多认为暹罗一名是由古暹罗国和罗斛国合并改称而来。”[1]

因为丝绸之路沿线语言的复杂性，许多古代命名的地名的所属语言已经消失，这给我们开展丝绸之路地名研究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如喀什噶尔（今新疆境内）来自古塞语中表示国家、地区之意的“伽师”，在一些史料中也把它称为“迦师袛离、迦师佶离”。但在《西域同文志》中则从维吾尔语的角度对这个地名进行了解读，认为“喀什”是各色的意思，而“噶尔”则是“砖房”，所以总体意思就是“各种砖房”。这种解释有些牵强，与其地名原意似乎也有所不入。如新疆乌鲁木齐的一条叫“三甬碑”的街道，当地人读作Santungbei，在经考证后认为：今天乌鲁木齐人把“三甬碑”的“甬”字说成“tung”，显然是上古音之遗迹。[2]吐鲁番一直被认为是突厥语中“瓜果”或“绿洲”的意思，但实际上这个地名有着非常复杂的文化背景。《新疆吐鲁番厅乡土志》：“西州于晚唐为吐蕃所据，疑其时呼为吐蕃城，音转为吐鲁番耳。近人以蒙语，回语释之，非探本也。论唐书吐蕃传之蕃字，亦当读为潘。吐蕃故国汉人呼为西藏，番俗不知此号，惟自呼曰图伯特或曰条拜提、曰退摆特。欧洲人呼为替卑得。其伯字、拜字，摆字、卑字皆蕃字转音。亦即蕃当读潘之证也。又按汉地志鲁国番县应劭曰音皮，师古曰土俗各有别称不依本字。此又蕃字不必读方烦切之证也。”

甘肃永昌是汉晋南北朝时期西南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对外口岸，是当时四方货物汇集、各种民族和文化聚集之所。该地名的起源就与佤语有很大关系，魏德明认为“永昌”是“永艾昌”的省写，意为“艾昌之地（寨）”。袁娥、赵明生经考证后认为：“永”字头地名正是佤族语地名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佤语中，它的“寨子”、“村落”、“家族”等含义，再次确认了魏先生的说法;并通过对历史上“永寿”、“雍乡”、““阳温暾”地名，以及在佤族聚居的阿佤山区“永”字头地名随处可见的事实，论证了这个推断的合理性。

三

丝绸之路沿线地名丰富的语言文化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迁徙有着很大的关系，是这种历史事实真实的反映。在历史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民族长期在此繁衍生息，不断角逐，频繁更替。虽有一些民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众多的地名无疑是他们曾经存在过的最好例证。

在颜师古注的《汉书·西域传》温宿国条说：“今雍州醴泉县有山曰温宿岭，本因汉时得温宿国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为名。”而在徐松的补注中说：“《地理志》张掖郡有居延县、安定县有月氏道、上郡县有龟兹县，盖亦类此。”在甘肃河西走廊有条疏勒河，而在新疆境内则有疏勒县和疏勒镇。疏勒一词一般认为源于古国名，是粟特古族名的音译。在《沙洲伊州地志》中出现的一些地名就和粟特人的移居有很大的关系，其记载有：“贞观中，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东来居此城，胡人随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四面皆是沙碛。上元二年改为石城镇，隶沙州。”、“新城，东去石城镇二百卌里。康艳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汉为弩支城。蒲桃城，南去石城镇四里，康艳典所筑，种蒲桃此城中，因号蒲桃城。萨毗城，西北去石城镇四百八十里，康艳典所筑，其城近萨毗泽，山[路]险阻，恒有吐蕃及吐谷浑来往不绝。”。在唐朝设置的伊州三县之一的纳职县，根据相关记载，就与移民的迁居有很大关系。《沙州、伊州地志残卷》中记载： “纳职县、下、东去州一百二十里……唐初有土人都伏陀属东突厥，以征税繁重，率城人入啧奔鄯善，至并吐浑居位，历焉者又投高昌，不安而归。胡人呼鄯善为纳职， 既从鄯善而归，逐[遂]以为号耳。”

有人根据对新疆地区蒙古语地名的研究，指出：“自然地名分布的地域性反映了民族的迁徙或历史的变迁， 最为突出的是蒙古语地名‘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 反映了历史时期蒙古族的民族迁徙及活动区域。”[3]对于缅甸地名的来源，在“中国古称之掸国，唐时称骠国，宋称蒲甘，同时亦称为缅甸。因与中国相距遥远，道路阻隔，故称之为缅，即遥远之意;又因中缅边区一带称山间谷地为甸，合称缅甸，即遥远的谷地。英文名Burma，来自得楞语的Brahma，其词源可能与婆罗门或梵文有关。缅甸人自称巴玛（Bama），梵文作Myamma，意思均为强者，据说这是缅人对自己民族的赞颂。也有人认为Brahma一名是早期移民给当地居民起的名称，也是强人的意思。”[4]

陆上丝绸之路这种频繁的民族迁徙，反映在地名上，就是很多地名与这些曾经存在过的古国和古族名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以古鄯善国而得名，新疆哈密市伊吾县以古伊吾国而得名，新疆喀什地区疏勒县也是源于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古国名。再如新疆境内的轮台县以古轮台国而得名，若羌县以古婼羌国而得名，莎车县以古莎车国而得名。据考证新疆的尉犁（包括天山北麓的“于娄、“于赖”）地名源于乌古斯部族的Jyr?gir古部落。[5]而“姑师”、“车师”正是乌古斯部族（Oghuz）的不同音译。[6]新疆阿羌乡的地名也来自古羌人的部落名。

【注 释】

[1][4] 邵献图，周定国等编.外国地名语源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322.426.

[2] 参看牛汝辰，程锦等.新疆地名音转溯源研究[j].测绘科学，2014.12.

[3] 聂学顺，阎艳.新疆自然地名特征[j].干旱区地理，2010.3.310.

[5] 又称yr?gir.

[6] 李树辉.尉犁地名和柔然源流考[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51-68.

【作者简介】

孙振民，男，菏泽学院学院讲師，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和丝绸之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