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丹丹，龙海军

(吉首大学 商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同时也是社会企业、社会组织、商业机构共同的责任。在我国，中小企业是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稳定社会的重要力量，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在稳增长、惠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高帆等[1]认为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资源相对缺乏，为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往往有着较高的内在避税动机。那么企业主要通过何种方式进行避税，已有研究发现慈善捐赠可以作为企业合理避税的一种方式。

慈善捐赠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平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GAUTIER等[2]通过研究发现企业实施慈善捐赠主要具有以下3种动机：①“利他主义”，慈善捐赠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②“利己主义”，慈善捐赠是企业获取自身价值最大化的工具[3]；③“混合动机”，慈善捐赠兼具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色彩，是两者综合作用的结果[4]。国内学者魏春燕[5]发现我国企业进行慈善捐赠主要是为了实现以下两个目标：①利用慈善捐赠来提升企业的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②利用慈善捐赠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以获得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和融资优惠。李增福等[6]认为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民营企业可以依托政治关联与地方政府(官员)的合谋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来避税，从而构建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寻租-避税”的行为逻辑。但是随着金税工程和我国国地税合并的推行，我国税收征收越来越从严从紧，中小微企业“慈善捐赠-寻租-避税”的行为逻辑将被打破。这是否意味着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在被动增加其依法纳税的同时，会减少其慈善捐赠的规模，为弄清楚这一问题，笔者选择中小板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了中小企业慈善捐赠的内在动机。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中小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避税

中小企业是我国数量最大、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群体，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慈善捐赠也为国内慈善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近年来，随着税制改革的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对慈善捐赠扣除额进行了调整，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将慈善捐赠与企业税收联系起来。现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慈善捐赠与税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一方面，税收激励有利于企业实施慈善捐赠；另一方面，慈善捐赠作为一种重要的寻租手段又反作用于税收[7]。特别是对广大民营企业而言，慈善捐赠与税收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高帆等[8]认为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适用所得税税率与实际税率存在一定的差异，适用所得税税率往往高于企业的实际税率；同时民营企业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更易面临融资难、市场竞争激烈、行业限制多等问题，这些均说明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有较高的避税动机。通过梳理前人研究发现，企业可用慈善捐赠这一合法的寻租手段来避税，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方式：①利用慈善捐赠税收优惠形式的多样性。在我国，慈善捐赠的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形式多样，有税前扣除、递延扣除和其他扣除3种形式，形式多样意味着税收优惠的可操纵性大，灵活性高，这为企业合理避税提供了空间。②利用慈善捐赠与政府构建良好政商关系实施避税。在我国，地方政府拥有较大的税收自由裁量权，因此避税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征管机构的征税能力和征税意愿[9]。中小企业想获得政府的“税收征管优惠”，就必须替政府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任务。而慈善捐赠便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替政府“分忧”的体现。慈善捐赠能够帮助企业提高消费者的认知度、社会和政府的认可度，也能使民营中小企业家获得相应的政治身份，进而获取相对宽松和有利的税收政策。总之，通过慈善捐赠与地方政府合谋的方式来避税相对而言成本最低、风险最小。基于以上理论分析和学者们的研究，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中小企业慈善捐赠有助于该企业避税。

1.2 管理者政治关系的调节作用

避税行为是一种“灰色现象”，游离于合法与非法之间，是企业利用税法漏洞减少纳税金额，获取税收收益的行为。企业避税行为能否得到认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即政治关联。政治关联是企业借助慈善捐赠与地方政府合谋来避税的前提，而中小企业管理者政治关系恰恰是中小企业政治关联的重要体现。民营企业对于建立政治关系具有极大的热情，故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民营企业顺应我国经济形势做出的重要战略选择。魏兰[10]认为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良好的政商关系充当了民营企业的“保护伞”，为企业带来诸多便利。例如：①在创新绩效方面，政治关联可以减少法制环境薄弱地区企业获取信息的不对称性，降低企业创新创业的风险，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11]；②在融资方面，政治关系可提高企业声誉，从而提高民营企业从证券机构获得融资的概率，解决企业经济发展中资金短缺等问题[12]；③在财政补贴方面，当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面临亏损时，政府会伸出扶持之手，给予企业一定的财政补助和税收减免[13]；④在纳税方面，政治关联可以降低税务机关对民营企业税收的监管力度和核查频率，为企业获取避税合法性创造条件[14]。总之，政治关联在帮助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同时也能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优惠、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

企业实施慈善捐赠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主动行为”。林丁健[15]认为慈善捐赠具有明显的政企纽带效应，可加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及议价能力；文献[6]通过研究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会实施更多的慈善捐赠，有更强的避税动机。企业通过“捐赠”为政府“分忧”，政府通过“税收征管优惠”给企业好处。这种政企之间的互惠行为没有明确的交易规则进行保证，服从于隐形契约。这种互惠行为的实现，需要交易主体之间对相互需求和意愿有所了解，对相互行为有明确预期。简言之，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不但有助于产权保护，而且有助于获得政府的照拂。虽然现有研究多以民营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探索慈善捐赠、政治关联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但自20世纪我国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以来，现存国有企业基本上已为大型企业，中小企业才是民营企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有理由认为前人研究假设同理适用于中小企业。即有政治关联的中小企业，更易于获得政府的关照，其慈善捐赠亦具有显著的避税效应。因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中小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中小企业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更为显著。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笔者以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的中小企业2009—2016年的财务数据作为初选样本。借鉴文献[8]，按以下标准筛选样本：①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 的样本；②剔除税前利润为负及所得税费用为负的样本；③剔除ST样本；④剔除慈善捐赠数据缺失和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1 424个样本观测值。相关数据来源情况如下：慈善捐赠、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财务数据、管理者政治关系的数据均来自巨潮资讯网内财务报表。慈善捐赠的数据来源于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营业外支出-捐赠支出”一栏，高管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政治关系均来自财务报表高管的个人简历部分，所有的数据均通过手工整理获得。

2.2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2.2.1 实证模型

首先检验假设1，即中小企业慈善捐赠与企业避税的关系，设定计量模型，如式(1)所示。

ETRit=β0+β1Donationit+β2Controlsit+

Yeari+Industryit+εit

(1)

式中：ETR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公司i在第t个会计年度的避税程度；Donationit为解释变量,表示慈善捐赠；Controlsit表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总资产净利率，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率等；Yeari为年度控制变量；Industryit为行业控制变量；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检验管理者政治关系对中小企业慈善捐赠和避税效应的调节作用，引入了政治关联与慈善捐赠的交互项，构建以下模型：

ETRit=β0+β1Donationit+β2PCit+β3PCit×

Donationit+β4Controlsit+Yeari+Industryit+εit

(2)

PC表示管理者的政治关系。各变量测度方法如下：①避税效应参照文献[5]和文献[16]，用实际税率ETR来测量。②慈善捐赠(Donation)参考文献[14]用慈善捐赠规模表示，数值等于lg(捐赠金额与营业收入的比值×100+1)。③管理者政治关系(PC)参考文献[8]和文献[14]，将高管是否具有政治背景作为判断企业是否为政治关联企业的标准。若样本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是党员且在政府部门任职，则将其定义为政治关联企业，记为1，否则记为0。④控制变量参考文献[6]和文献[14]，将企业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企业规模、总资产净利率、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率作为控制变量。

2.2.2 变量说明

模型中涉及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2可看出样本企业实际税率(ETR)、捐赠支出(Donation)的均值分别为0.175 3和0.017 3，意味着样本企业的平均实际税率为17.53%，平均捐赠规模为1.73%。样本企业政治关联(PC)的均值为0.674 1，标准差为0.468 7，说明大部分中小企业存在政治关系且不同企业之间差异较大。控制变量方面，样本企业规模Size的均值为21.748 8，平均总资产净利率(ROA)为6.83%，平均资产负债率(Leverage)为38.85%，平均固定资产比率(PPE)为21.90%，企业家平均年龄为53岁，平均受教育程度在本科以上且多为男性。从标准差来看，主要变量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企业的避税行为可能会受到这种差异的影响。

3.2 单位根检验

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各观测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来看，没有全部通过检验，其中变量Sex、Education在LLC、IPS、ADF、PP的检验基本上没有通过，ETR、Donation、Age、ROA、Leverage、PPE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全部通过了LLC、IPS、ADF、PP的检验。综上所述，实际税率、捐赠支出、企业家年龄、总资产净利率、资产负债率和固定资产比率是平稳序列，其余变量均不是平稳序列。鉴于此，为进一步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笔者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单位根检验。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3 各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各变量的一阶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在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LLC、IPS、ADF、PP的检验，为平稳序列。总之，从不同面板单位根检验可以得到基本一致的结论：各变量经过一阶差分后都是平稳的，即各变量为一阶单整。

表4 各变量的一阶单位根检验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3.3 回归分析

笔者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来研究中小企业慈善捐赠的动机，首先构建了慈善捐赠与企业避税的回归模型，其次引入调节变量，构建慈善捐赠、管理者政治关系与企业避税的回归模型，最后进行回归检验。为保证实证结论的严谨性，性别和教育程度使用一阶差分回归后的结果。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由回归结果可知：①捐赠支出与企业实际税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了企业捐赠力度的大小对其避税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假设1未得到验证。②从政治关联与企业避税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可以看出，在中小企业慈善捐赠的避税效应研究中，管理者政治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明显。中小企业避税动机不强，企业进行慈善捐赠可能是其践行共享发展理念，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

表5 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结果，按高管是否具有政治关系将中小企业分为有政治关联组和无政治关联组，并分别对其进行分组回归。具体回归结果见表5，可以看出无论是有政治关联组还是无政治关联组，慈善捐赠与企业避税都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相对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而言，有政治关联企业的慈善捐赠仍然没有发挥避税效应，假设2未得到验证。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慈善捐赠并未发挥避税效应，使企业获得税收收益；管理者的政治关系亦没有强化慈善捐赠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①笔者以2009—2016年的中小企业板上市的中小企业作为初选样本，经过筛选后有178家样本企业符合要求，但有72%的企业来自沿海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市场化程度高，法治环境好，社会透明度高，媒体监督力度大，企业很难通过慈善捐赠这种寻租手段与政府合谋获取税收优惠。②自从2008年我国正式实施税制改革后，政治关联企业与非政治关联企业避税的机会成本更加接近，企业很难通过自身的政治背景获取额外收益。③2012年12月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国家对反腐工作、党员修养的重视，使得党员和政府部门任职人员备受人们关注，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治关联企业，从而导致避税失败[17]。④当前在我国税收政策和税务机构改革的背景下，虽然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条目增加，但是随着金税工程和国地税合并的推行，税收征收越来越从严从紧，中小企业可能无法通过与政府建立良好的政商关系来获得税收保障机制。

4 结论

笔者基于前人研究，综合当前我国税收政策和税收机构改革的背景，以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企业2009—2016年的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中小企业慈善捐赠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效果以及管理者政治关系在两者间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

(1)我国中小企业慈善捐赠的避税动机不强，即中小企业实施慈善捐赠不是出于自利动机(避税)，而是其践行共享发展理念、扶贫济困、回报社会的体现。

(2)管理者政治关系对中小企业慈善捐赠和避税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随着金税工程和国地税机构合并的推行，中小企业避税空间被压缩，依托政治关联构建“慈善-捐赠-寻租”的机制被打破，难以通过与地方政府合谋的方式获得税收保障机制。

因此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发展，需要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笔者的研究证实了虽然我国广大中小企业慈善捐赠有一定的避税动机，但因为影响不显著所以避税不是中小企业慈善捐赠的主要动机，从而支持了我国税收政策和税收机构改革对中小企业慈善捐赠不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结论，充实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