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

历来关于《资治通鉴》为何不载屈原的意见，不外乎两种：或讥司马光疏漏，或强调《资治通鉴》有不录文人的原则。笔者认为，如果能从《资治通鉴》史料来源，及其去取原则入手，重新考察这一问题，或许能找到新的可能性答案，并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资治通鉴》打开一扇窗。

对《资治通鉴》不载屈原的质疑

《资治通鉴》不载屈原事迹的质疑，在这部经典著作问世后不久就出现了，而且是来自与该书颇有渊源的刘羲仲。刘羲仲字壮舆，是司马光编集《资治通鉴》三助手之一刘恕的儿子。他曾编过一部《通鉴问疑》，记录了司马光和刘恕之间讨论 《资治通鉴》编纂若干事项的对话，是后世学者了解、研究《资治通鉴》的重要参证资料。《通鉴问疑》还有一部分是刘羲仲读《资治通鉴》产生的疑问，共八题，其第一题即讨论屈原：汉之薛包、茅容等，旧史止附别传，《通鉴》具载事迹，不可不谓广记。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称屈原《离骚》与日月争光，《通鉴》乃削去屈原投汨罗、撰《离骚》等事。历代儒林、文苑、隐逸传，直十削去七八。《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此羲仲所疑一事也。

刘羲仲把这些疑问汇编之后，向当时硕果仅存的 《资治通鉴》编修元老范祖禹请教。很可惜，在现存文献中，没有留下范祖禹的正面回答。这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争辩空间。

刘羲仲这句“《通鉴》掩日月之光”，被后世很多讥议司马光的学者引用过。如清代学者蒋骥在《楚辞余论》卷下中说：“呜呼！沅湘沉流，温国乃削而不书，《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宜为刘壮舆所讥也。”李光地也有类似议论：“《通鉴》于己所不喜者，并其人削之，如屈平是也。于己所疑者，辄删去之，如《隆中对》是也。昔人评孔子作《春秋》，录毫发之善，温公作《通鉴》，掩日月之光，指屈平也。”

为司马光辩护

以上是质疑《资治通鉴》不载屈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字。相应地，为司马光辩护的声音，也早已出现。生活在南宋前期的邵博就试图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司马文正公修《通鉴》时，谓其属范淳父曰：“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便可删去。”盖公之意，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不在空言耳。如屈原以忠废，至沉汨罗以死。所著《离骚》，汉淮南王、太史公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岂空言哉！《通鉴》并屈原事尽削去之，《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何耶？公当有深识，求于 《考异》中无之。

文中虽然也引用了刘羲仲“掩日月之光”的讥评，但整体上邵博还是相信司马光这番取舍“当有深识”，只是作为读者，他没弄明白司马光的“深识”在哪里。纠结就在于，邵博能够理解 《资治通鉴》不载空文的原则，但《离骚》明明不是空文，屈原也不是与政治绝缘的纯粹文人。

针对邵博的疑问，年辈稍后的南宋学者费衮给出了一个解释：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扬己露才，班固讥其怨刺。所著《离骚》皆幽忧愤叹之作，非一饭不忘君之谊，盖不可以训也。若所谓与日月争光者，特以褒其文词之美耳。温公之取人，必考其终始大节。屈原沈渊，盖非圣人之中道。区区絺章绘句之工，亦何足算也！

费衮并不认为屈原的行为是出于爱君之诚，不仅恚怼怨刺，且有悻悻露才之嫌。所谓可与日月争光者，仅为文辞之工整。虽然屈原不是单纯的文人，但他的爱君只是表象，所以《资治通鉴》仍然有充分的理由不予记载。通过这样的解释，费衮弥缝了令邵博感到困惑的问题。这两位南宋学者早已意识到，屈原并不是纯粹的文人，仅仅用不载文人来解释，理由不够充分。且《资治通鉴纲目》所补屈原事迹，也正是体现其忠君爱国的行为，早已跳出“文”的范畴。

一点反思

如果不拘泥于《资治通鉴》文本，从司马光的其他文字中寻找蛛丝马迹，我们会发现，简单的疏忽、脱漏的批评是值得反思的。

司马光写过一组《五哀诗》，凭吊五位遭遇谗言之祸的古人，不仅其中第一首就是凭吊屈原的，司马光甚至在诗中认同了 《楚辞》可与日月争光的说法。此外，司马光还有一首以《醉》为题的小诗，也是借屈原事迹抒发幽情的：“厚于太古暖于春，耳目无营见道真。果使屈原知醉趣，当年不作独醒人。”除人之外，司马光也论过屈原的文，对骚体的成就有很高的评价。在《答张尉来书》中，司马光说道：“窃见屈平始为骚，自贾谊以来，东方朔、严忌、王子渊、刘子政之徒踵而为之，皆蹈袭模仿，若重景迭响，讫无挺特自立于其外者。”

两首诗一封信，分别让质疑派和辩护派中两种比较极端的意见站不住脚。首先，司马光并不像李光地所说的那样，删去屈原的原因是 “于己所不喜”。另一方面，也未必如费衮所想象的那样，司马光是嫌屈原大节不足取。在这些问题上，司马光恐反不如替他辩护的人辨析得那么细、那么清。

把前文所举的几种意见作个总结，争论的核心点在于：屈原到底该不该算在《通鉴》常例摒弃的文人范围之内？不如换个思路，回到《资治通鉴》文本中去，假设屈原可以出现在《资治通鉴》中的话，会是在哪些段落？而事实上司马光又是如何处理这些段落的。从分析《资治通鉴》如何用史料入手，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新的认知。

屈原为何失去出现于 《资治通鉴》的机会

《资治通鉴》中，屈原有机会出现的地方有两处，都在第三卷。一是周赧王四年（前311年）第二条：“秦惠王使人告楚怀王，请以武关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愿易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此后有张仪再度入楚事。《通鉴》这段叙事以“楚王已得张仪而重出黔中地，乃许之”终结，即又听从了张仪的游说之辞。主要文字是根据《史记·张仪列传》改写的。

但同样是屈原劝楚怀王杀张仪，《史记》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在《楚世家》和《屈原列传》里有不同的说法。对比 《张仪列传》，《楚世家》《屈原列传》所讲述的内容差异之处有二：一是增加了屈原使齐而返的细节;二是怀王后悔，只是张仪已去，追之不及。尤其是第二点，明显与《张仪列传》中怀王坚持采纳张仪之说相悖。这个情节被《资治通鉴》删去，很有可能是《史记》自相矛盾的缘故，且删去之后并不影响之后的故事进展。故事最终是按照张仪设计的套路走的，司馬光采用了《张仪列传》作为史源，于是屈原失去了第一次出场机会。

《资治通鉴》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第三条，秦昭王诓骗楚怀王入秦，楚大臣昭雎劝怀王勿行。在此，司马光取的是《史记·楚世家》中的说法。然而《史记·屈原列传》却说：“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奈何绝秦欢。怀王卒行。”

劝怀王勿入秦的究竟是谁，《史记》本文内有两说。纪传体史书中，纪传异词是常见现象。在没有相对合理的证据、理由判定哪一说更为准确时，比较谨慎的方法是暂采本纪，这似乎是很多史学家在实践中常用的方法，《通鉴》亦有此例。

然楚国为战国之一，在《史记》中没有本纪，但我认为《楚世家》相对于《屈原列传》等楚国名人的传记而言，发挥着与本纪统摄列传相等同的功能。这样理解的话，《楚世家》的史料等级当优先于 《屈原列传》。《资治通鉴》前六卷关于战国的叙事中，是否有其他取世家而舍列传的例子？有，且仍可以《史记·楚世家》与《史记·屈原列传》的差异取舍为例。《资治通鉴》卷三赧王三年（前312年）春，“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条叙事，乃综合《史记》中的《秦本纪》《楚世家》《张仪列传》等文献而成。其下文有“韩、魏闻楚之困，南袭楚，至邓。楚人闻之，乃引兵归”，即采用《史记·楚世家》之文。此事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被表述为：“魏闻之，袭楚，至邓”，少了韩国的参与，也缺乏对楚国应对措施的交代，不为《通鉴》所取。

通过以上数例，我们看到，当世家与列传相龃龉时，司马光舍列传而取世家的案例是多见的。即便不能说是绝对原则，也应该被视为是《通鉴》弥缝纪传矛盾的常用手法。以这一标准反观屈原事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治通鉴》不载屈原事迹，并非由于司马光对屈原其人、其文有何特殊看法而刻意删削，而只是史料选择的自然结果。《史记》所载屈原两次重要的政治参与，都自相矛盾，屈原因此失去了出现在《资治通鉴》里的机会。

（摘自《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