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鹏

历来关于《资治通鉴》为何不载屈原的意见，不外乎两种：或讥司马光疏漏，或强调《资治通鉴》有不录文人的原则。笔者认为，如果能从《资治通鉴》史料来源，及其去取原则入手，重新考察这一问题，或许能找到新的可能性答案，并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资治通鉴》打开一扇窗。

对《资治通鉴》不载屈原的质疑

《资治通鉴》不载屈原事迹的质疑，在这部经典著作问世后不久就出现了，而且是来自与该书颇有渊源的刘羲仲。刘羲仲字壮舆，是司马光编集《资治通鉴》三助手之一刘恕的儿子。他曾编过一部《通鉴问疑》，记录了司马光和刘恕之间讨论 《资治通鉴》编纂若干事项的对话，是后世学者了解、研究《资治通鉴》的重要参证资料。《通鉴问疑》还有一部分是刘羲仲读《资治通鉴》产生的疑问，共八题，其第一题即讨论屈原：汉之薛包、茅容等，旧史止附别传，《通鉴》具载事迹，不可不谓广记。而淮南王、太史公皆称屈原《离骚》与日月争光，《通鉴》乃削去屈原投汨罗、撰《离骚》等事。历代儒林、文苑、隐逸传，直十削去七八。《春秋》褒秋毫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此羲仲所疑一事也。

刘羲仲把这些疑问汇编之后，向当时硕果仅存的 《资治通鉴》编修元老范祖禹请教。很可惜，在现存文献中，没有留下范祖禹的正面回答。这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争辩空间。

刘羲仲这句“《通鉴》掩日月之光”，被后世很多讥议司马光的学者引用过。如清代学者蒋骥在《楚辞余论》卷下中说：“呜呼！沅湘沉流，温国乃削而不书，《春秋》褒毫发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宜为刘壮舆所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