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嵚

集王維、孟浩然等牛人的优点于一身，14世纪至19世纪“中国诗坛第一人”，有明一代唯一的诗人……但如果说起这位“诗坛顶梁柱”的人生，后世的仁人志士通常都要先来一声“呸”！清人修《明史》时“削其诗不登艺文志”;明朝以来的各类戏曲里，此人是标准的奸角形象;民国年间，数百前清秀才集体撰文，坚决不承认他是老乡。

如此名声恶臭的“文学牛人”，正是明末一代风流才子阮大铖。

阮大铖生在官宦世家，享受优越的教育条件，又兼天资聪颖，从经史子集到各种杂学无不涉猎。他18岁中举人，30岁中进士，还做了东林党巨头高攀龙的得意弟子，年纪轻轻就已名满天下。

在文化繁荣的晚明，满腹锦绣的阮大铖当然是给点阳光就灿烂。比如在戏曲领域，他热情高涨，创作《春灯谜》《燕子笺》等十几部剧本，才思更是“狂飙”：代表作《牟尼合》，他仅用16天就一气呵成;长达46出的《双金榜》，他也仅用20天就交稿，而且个个叫座。放在今天，阮大铖必是“大神级”作家，轻松霸占作家富豪榜。

他在文学领域贡献更大的是诗歌创作。在“诗必盛唐”风气流行的晚明，他漂亮地提出“传情…‘志时”的理念。之前一度走歪数十年的明代诗歌，就这样被拽回正路。读他的诗，能读到关于晚明的一切，江南清丽的风光、士大夫闲适的生活、北方不休的战乱……在整个明代，能有如此境界的诗人仅他一人。

然而，他的“终极情怀”却是做官——“宁可终身无子，也不可一日无官”。喷薄的文学才华是他步入仕途的“敲门砖”：写戏曲是为了刷声望、抬身价，诗歌大多是与朝中权贵的应和之作，所谓“真情实感”全是为了拉人脉。

不过，早年步入仕途的阮大铖根本不需要这么费劲。他是高攀龙的高徒，更以才学辩论闻名，魏忠贤编《东林点将录》时他也光荣上榜，俨然东林党的后起之秀。可就在魏忠贤大肆整顿东林党时，他掉头投靠了魏忠贤，以陷害昔日“战友”换来太常少卿的高位。但那时的他还比较知羞，上任没多久就受不了骂声，辞官回家了。

但这番劣迹使他在东林党里挂了号，魏忠贤倒台后，赋闲在家的阮大铖依然被东林党穷追猛打，几次出山的机会全被搅黄。可这十多年的憋屈人生，除了继续磨炼阮大铖的才华，也练出了他的厚脸皮。

崇祯上吊后，南明朝廷立国，靠着南明权臣的庇护，阮大铖一口气爬上兵部尚书的高位，之后对昔日“战友”露出獠牙，一边兴起大狱报复，一边拼命卖官鬻爵。危机重重的南明加速乌烟瘴气，阮大铖确实立了“大功”。眼见南明不行了，他拍拍屁股投了清军。随清军南下的路上，他说出了“名垂青史”的一句话，“我何病？我年虽六十，能骑生马，挽强弓，铁铮铮汉子也！”此后不久，阮大铖身患重病，一命呜呼，清军随便找个地方将他埋了，连墓碑都没立。

因这番无耻行径，阮大铖的名声彻底臭了，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