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曜曜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 223300）

周 欣 （四川大学俗文化研究所 610065）

朝鲜时代礼学主要围绕《家礼》展开，其研究打破了以札录及注释为主的初步阶段，扩展到以折中、类聚、辩证等方法论为依托的高级层面。礼学研究成果洋洋大观，而不见经传者更是无法估量。加之礼书写本和刻本存留、搜集、编纂难度较高，故造成了汉学界对朝鲜礼籍，特别是《家礼》类著述通盘整理及全面统计仍处于模棱不清的境况中。而《韩国礼学丛书》（简称《丛书》）的出版则基本囊括了朝鲜诸儒及门人的礼俗成果，全面反映了朝鲜礼学研究的盛况，这是收录集成域外礼经汉籍工作中规模最大、网罗最丰富的一次。

《丛书》由韩国庆星大学校（Kyungsung University）韩国学研究所编辑整理，釜山民族文化社于2008至2011年间陆续出版。分为正编（包括前编和续编）、补遗两部分。正编凡122册，收录礼学家125人（其中10人未详），礼书163种。补遗的编纂尚未告罄，后续还会有邦国礼、乡礼、学校礼等刊出。就目前所收目录来看，已有16册，礼学家21人（一人未详），礼书22种。《丛书》所收录的文本以木刻本和写本为主，也有少量的石本、古活字、全史字、铅活字、新活字和影印本。纂者将这批文献重新影印装订，每册前附有发刊辞、解题及新编目录。就《丛书》内容上来看，主要涵盖以下几点。

一、礼书之中独重《家礼》

《家礼》于高丽王朝末期，即元末明初由郑梦周从中国引进，经过高丽朝近百年的引进、传播、理解，逮到太祖李成桂以儒教立国，迄至最后一位君主纯宗为政的518年间，《家礼》成为李朝27位统治者革除流弊、构建王朝礼制仪轨、重整地方社会秩序、延续文化脉络的理论武器及精神依托。“家礼学”研究著述汗牛充栋，这一点在《丛书》所收录的礼书中有充分体现：

金诚一《家礼考证》，金长生《家礼辑览》，申湜《家礼谚解》，安珙《家礼附赘》，俞棨、尹宣举《家礼源流》，柳庆辉《家礼辑说》，辛梦参《家礼辑解》，李衡祥《家礼便考》，李瀷《星湖先生家礼疾书》，金钟厚《家礼集考》，李宜朝《家礼增解》，郑炜《家礼汇通》，赵镇球《家礼证补》，张福枢《家礼补疑》，张允相《家礼补阙》，金秉宗《闻韶家礼》，沈宜德《家礼酌通》，未详《家礼便览》，李恒福《四礼训蒙》，李縡《四礼便览》，李遂浩《四礼类会》，魏道僩《四礼祝辞丧变通解》，柳畴睦《全礼类辑》，李震相《四礼辑要》，都汉基《四礼节略》，宋秉珣《四礼祝式》，黄泌秀《增补四礼便览》，朴文镐《四礼集仪》，张锡英《四礼汰记》，金在洪《四礼纂笏》，柳永善《四礼提要》，洪在宽《四礼要选》，郑琦《四礼仪》，金致珏《四礼常变纂要》，尹义培《四礼撮要》，全达准《四礼常变祝辞》，具述书《四礼要览》，未详《四礼释疑》，未详《四礼仪》，李宗九《四礼要览》，宋秉珣《四礼祝式》，郑万阳、郑葵阳《疑礼通攷》，申近《疑礼类说》，朴圣源《礼疑类辑》，康逵《礼疑札记》，李应辰《礼疑续辑》，南道振《礼书札记》，李周远《安陵世典》，柳长源《变常通攷》，金禹泽《九峯瞽见》。

上述50部著作中，部分书名冠有“家礼”二字。另有一部分书名冠有“四礼”二字，实指《家礼》中的冠、婚、丧、祭四礼，其名各异，所指实同。余部从书名上无法直接看出其与《家礼》的关联，但内容均以朱子《家礼》的为纲。故而稻叶岩吉在《丽末鲜初〈家礼〉传来及其意义》一文中称：“李朝五百年之儒学，可谓宋学，则此当为南宋人之儒学，而且可称《家礼》之展开版。姑且不论攻究经说与理学之纯学术之类，实则不过一种润饰者也。”细检上揭著作，各家自有其侧重点，但总体而言，他们大都是对原本《家礼》进行注解、考证和补充。具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训释《家礼》字句。如李衡祥《家礼便考·凡例》所说：“先据韵书以解字义，杂引经传以相发明。”（2）征引古礼、中国及本朝先儒说对《家礼》进行考证。如尹光绍为尹宣举《家礼源流·序》中所说：“患礼书之广博微奥，猝难考究，遂取《家礼》一书为纲，而以《仪礼》、《礼记》诸经溯其源，汉唐以后儒先诸说沿其流。”（3）增补《家礼》中未备之节文及《家礼》所阙的“变礼”。（4）对《家礼》中存在的疑问或后世诸儒的争讼进行梳理。（5）因时代和地区的差异，对《家礼》进行局部删改，以期更易践行。

二、《家礼》之中重丧、祭二礼，尤重丧礼

儒家伦理之中，特重“慎终追远”，因而古来礼经都十分重视丧礼和祭礼。《家礼》冠、昏、丧、祭四礼中，丧、祭二礼篇幅最多，特别是丧礼，在四礼中占四分之三。这种格局在《丛书》中也有体现。申钦跋金长生（1548-1631）《丧礼备要》云：“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君子于此必诚必信，勿有悔焉耳。然而讲之不豫，则无以尽乎诚信，达其爱敬矣。”更重要的是，“平闲吉常”之时，礼用易行，面对“急遽、凶变之际”，则往往有失。因此更需讲习，以备不豫。且在高丽时代，半岛丧、祭之礼受释、道二家影响颇深，在儒家学者眼中，变革的需求最为迫切，也正因此，与“送死”有关之丧、祭二仪，四礼中“尤重且切”。有些著作，例如禹德隣《二礼演辑》《二礼祝式纂要》、李象靖《决讼场补》、绥山《广礼览》将冠、昏二礼的内容作为附录，附在书末，则冠、昏与丧、祭，孰轻孰重，自不待言。所以，《丛书》中除了对整部《家礼》进行研究外，还有一部分专门研究《家礼》中的丧、祭二礼的著作，而丧礼尤盛。这些著作有：

李彦迪《奉先杂仪》，金诚一《丧礼考证》，金长生《丧礼备要》，李象靖《决讼场补》，丁若镛《丧仪节要》，金恒穆《丧礼辑解》，朴建中《丧礼备要补》，金翊东《丧祭仪辑录》，禹德邻《二礼演辑》，禹德邻《二礼祝式纂要》，金鼎柱《丧礼便览》，姜鈗《丧祭辑要》，崔祥纯《丧礼要解》，黄泌秀《丧祭类抄》，姜夏馨《丧祭礼抄》，南宫濬《详注悬吐丧祭类抄》，未详《二礼便考》，未详《二礼通考》，白斗镛《补遗丧祭礼抄》。上述19部著作都是以《家礼》中的丧祭礼为纲，专论丧祭二礼，或专论丧礼。

三、问答体别具一格

《丛书》中，除了对《家礼》原文、朱子自注内容逐一考证而成书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问答体”值得留意。礼经难读，礼事难行，关键在于读经行礼之余总会遇到疑问处。问答体便是在弟子献疑、师长随文作答的情形下产生的。《艮斋先生礼说·凡例》：“不遑于礼有成书，然随问而答者亦无虑数十万言，而杂出文集原续别七十编中，有难临时就考，且或有未及入印者，故谨此攟聚，分类立门为五卷。”因此，问答体礼书是将散见错出于先儒文集中的论说，加上原集中未及刊印的文辞重新抄录排列、汇为一书，以便检索，不致枝蔓，从而方便读者和行礼之人参考。这些书有有一部分用“问答”为名，有一部分用“礼说”为名，但其内容体例都是问答体。《丛书》中计有19部：

李滉《退溪先生丧祭礼问答》，郑逑《寒冈先生四礼问答汇类》，金长生《疑礼问解》、《疑礼问解拾遗》，金集《疑礼问解续》，尹拯《明斋先生疑礼问答》，李衡祥《家礼或问》，丁若镛《礼疑问答》，宋来熙《礼疑问答四礼辨疑》，郑载奎《四礼疑义或问》，郭钟锡《礼疑问答类编》，不祥《沙明两先生问解》，郑逑《五先生礼说分类》，李惟樟《二先生礼说》，金直卿《南溪先生礼说》，未详《近斋礼说》，李镇玉、洪用观《梅山先生礼说》，田愚《全斋先生礼说》，权纯命《艮斋先生礼说》。

他们以《家礼》的节目为纲，但并非以其原文和注文为基础。其特点有二：其一，体例均为问答。这些书的体例大都以学生问话居前，老师或引前贤，或依己意回答列后。每个问题列以标题，并按《家礼》纲目排列，目次较为清清晰。其二，成书方式均是其门人弟子从老师的著作中裒辑，编次成书。

以上三大类书籍，都以朱子《家礼》为中心，足见《韩国礼学丛书》，可称得上是《家礼》文献的“丛编”。韩国学者对《家礼》的钻研可谓汗牛充栋，反观中国本土，对《家礼》进行注释考证的著作则远没韩国丰富。另一方面，《家礼》在韩国享有更高的权威，而在中国，元朝武林应氏作《家礼辨》、清初王懋竑作《家礼考》均对《家礼》为朱子所作提出质疑，其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赞同王氏看法，并将多部《家礼》著作径直列为存目。《家礼》在中国和韩国的地位判若云泥。

四、韩国本土化的谚解、悬吐

《丛书》中是最具特色的要属谚解、悬吐著述。虽然只有申湜《家礼谚解》、白斗镛《悬吐士小节》、南宫濬《悬吐详注丧祭类抄》和金东缙《谚文丧礼》四部，但它们的重要性不容小觑。谚解是用韩国自创的字母系统对汉字进行通俗的解释，悬吐是指用字母对文章进行断句。《悬吐士小节·序》：“字法硬涩，浅见肤识难以晓解，心斋白君斗镛慨文献之淆漓，广裒我东书籍，校讹而锓梓者几汗牛之背。而又摭此书逐处悬谚而句节之……”这类书籍的出现，一方面说明，礼学传入韩国后，开始慢慢本土化，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说明，朱子的《家礼》已经深入社会的各个阶层，除了能够熟练使用汉字的士儒大夫阶层之外，平常之家也在践行《家礼》。

五、《家礼》而外，兼及古礼

《丛书》中，虽然《家礼》系列书占据绝对的数量，但仍然有一小部分书籍不是关于《家礼》的著述，而是对《周礼》《仪礼》《礼记》等古礼进行考证，或读这些礼书的札记。如金尚宪《读礼随钞》专指《礼记》，许穆《经礼类纂》：“本之以《礼记》，参之以《周礼》，会之以注疏，辨之以众说。”赵镇球《仪礼九选》和张锡英《仪礼集传》则是专门对《仪礼》一书的注说，而朴世采《六礼疑辑》、夏时赞《八礼节要》、张锡英《九礼笏记》、宋俊弼《六礼修略》等都是在朱子《家礼》四礼的基础上再加上《仪礼》中的乡饮酒礼、士相见礼、投壶礼等而成。韩元震《仪礼经传通解补》则是对朱子《仪礼经传通解》进行续补。

六、结语

朝鲜王朝的礼学典籍以对朱子《家礼》的研究和拓展为核心，《韩国礼学丛书》中收录的礼学研究成果大多围绕冠、昏、丧、祭四礼展开，尤其特重丧、祭二礼。综览《丛书》中所收录的礼书序、跋、凡例，可知朝鲜时代的礼学家一方面将古礼的记载、注疏，以及历代中国学者的礼学论著作为研究朱子《家礼》的依托，另一方面，也不断推进礼学，尤其是家礼的民族化。无论是从内容上的孝子丧服的改订、正寝祭祀，还是从形式上的“问答体”“谚解”“悬吐”，或者具体行文中出现的“愚”“按”“俗制”“补入”等，都是《家礼》朝鲜化过程中，结合朝鲜民族传统礼俗所作的修订和完善。

总体而言，《韩国礼学丛书》网罗一国礼学典籍，嘉惠学林，其功不可没。当然其书也不可避免有一些小的瑕疵，《丛书》虽然都是印影原书，但在装订成册时有一些页次顺序颠倒。书后附有收书目录，所记书名和作者等均存在部分讹误。另外，同一人的多部著作中，有些是附于原书而行，《丛书》将其单列成书也有值得商榷之处。然瑕不掩瑜，朝鲜一国之礼学发展史尽在此《丛书》之中。李朝士人尊崇朱子《家礼》，在李滉、金长生父子等一批学者努力推动下，成为朝鲜时代备受朝野重视的典籍，形成了极具朝鲜本国特色的礼学学派，在国家政治、社会、文化层面，产生了远较中国本土深远的影响，是儒家典籍在东亚传播的一个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