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淑焕 （商丘学院应用科技学院 476000）

李洱是一位在文坛上极具个人色彩的作家，他的很多作品反映了对于知识分子的关注，而《石榴树上结樱桃》则是李洱向乡村题材转型的成功之作。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无不透露出生长于中原农村的李洱对于乡土世界的稔熟，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乡村风土面貌的了然于心，更体现在他深入地观察到随着乡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在变革、转型中的各种矛盾的激烈交织，反思了传统与现代的纠葛交叉、碰撞摩擦。那么，在《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作品中，在作者着力刻画的官庄村，传统与现代化到底发生了怎样的矛盾交织呢？

一、乡村生存方式的转变

新世纪以来，自现代化发轫，乡村发展进入了重新建构的历程。在当下中国乡村社会急速变革的语境下，传承了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在与工业文明的大碰撞中，李洱试图通过对当下农民生存状态的真实描摹，来展现“恢复了乡土中国的喧哗、混杂，恢复了它难以界定的、包孕无穷可能性的真实境遇”1的乡村。

在李洱笔下，不再有贾平凹《秦腔》中的传统式乡村，也不完全是当下流行的打工文学的表征，而是反映了随着现代工业化、全球化的历史大趋势，中国乡村所代表的农耕文明正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向现代化文明转变，但这种转变又是不彻底的，继而出现了官庄村里传统与现代鲜明碰撞的场面。如小说中讲到一个乡村的傍晚，在村民放养的家禽都回村时，一辆高级轿车迎头开过来，双方占据道路两不相让之际，一场激烈的“车鹅大战”迅速拉开了序幕。这一场景正是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正面交锋，现代化以强硬的姿态进驻乡村，当家禽与轿车发生冲突时，家禽的主人匆忙而逃，似乎也暗喻了在新时代的车轮驱赶而来时，人们无力抵抗的心理特征。

“车鹅大战”仅是传统与现代碰撞的一角，乡村发生的重大变革主要体现在生存方式的转变上。《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作品中，“农民以农业为本，农业以土地为本”的观念不再是以往作家们书写乡村题材时反复张扬的主题，种地已经很难达到农民致富的需求，因此农民纷纷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在官庄村，除了传统的种地养殖之外，还有选择外出打工赚钱养家的，如村支书孔繁花的丈夫张殿军，而丈夫打工养家则是孔繁花证明自己工作清廉的主要依据；也有选择做生意谋生的，如孔祥生就在县城卖凉皮，还带着村里的好几个村妇一起扩张生意；还有另辟蹊径办教堂的孔祥民，靠着香火钱来赚钱；半截人二毛凭借自身的表演天赋在香港、澳门来回飞，甚至客串起了电影。在中原官庄村这个小小的地方，村这头是李皓拿着鞭子放羊，村那头是偌大的造纸厂，即便是养殖，村民庆林也不走寻常路，养的不是一般家禽而是狼，靠狼与狗配种生出狼狗赚钱，“狼和狗交配生出来的第一代狼狗最值钱，一只能卖七百块钱，都抵得上两头猪了。”2官庄村里人人都使尽招数谋求发财之路，农民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乡土所承载的诗意想象正在被逐渐消解，乡村原有的生存秩序在这传统与现代的撕扯中摇摇欲坠，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农民对于现代化的迫切需求。

二、思想文化方面的冲突

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认为，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尤其强调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新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的思想文化也逐渐被现代化所灌输，而在还未完全被现代化的乡村，传统与现代思想上的冲突尤为显著。随着西方文化理念同西方政治、经济一同进入中国乡村，这就使得原有的传统思想文化观念受到挑战。

小说中，一方面，农民的意识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守旧意识，村妇姚雪娥为了生个儿子抛夫弃女躲避计划生育，孔繁花的母亲听说多吃土豆可以生男孩，便特意煮土豆让女婿张殿军来吃；再比如巩庄村的村长巩卫红为了吸引外资把投资人母亲的坟墓迁到巩庄，便装神弄鬼的找算卦人的说辞来恐吓繁花，以鬼神之说来实现自己的计谋。另一方面跟随潮流的思想也无处不在，无论是县长、乡长还是普通农民，常常将美国选举、台湾问题等政治形式挂在嘴边，并且为了吸引外资，自上而下的都学习起《英语会话300句》，而且不少农民信奉基督教，在村里都修有教堂。李洱笔下的乡村叙事，不再有诗意的文化想象，也不再是精神寄托的故乡，而是在发生深刻的美学裂变之后的鲜明对立，传统守旧与现代革新的思想于世俗化的欲望中叮当碰撞，祖祖辈辈生活于乡村的人们一再地试图吸纳前卫的思想元素，同时这种被经济发展潮流裹挟而来的前卫思想文化也冲击和消解着传统乡村意识，但这种冲击和消解又是不彻底的，因此出现了传统与现代化思想鱼龙混杂的局面，出现了重男轻女的意识与总统选举的思想并列的一幕，也出现了信奉鬼神与信奉基督共存的现象，所有这一切在中国的乡村纠缠、扭合在一起。

李洱写出了乡村文化意识最真实的状态，现代文明不仅仅为城市文化所独具，它也渐渐成为乡村文化的一部分，并开始逐渐蚕食乡村原有的传统观念。正如评论家梁鸿所言：“乡村与现代文明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或被侵入与入侵的关系，它也以自己独特的地理性、容纳性杂糅这些外来话语，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3李洱为这部小说取名为“石榴树上结樱桃”，这种颠倒话也恰恰反映出两种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相互之间的渗透和结合，两种文化意识的共存亦成为当下乡村普遍存在的现象。

三、外来语与方言的交汇

李洱出生于河南济源的一个乡村，他对于乡村的方方面面甚为熟悉，尤其是语言上，李洱在《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作品中灌注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话语体系。

随着乡村与外界的广泛接触，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决定了语言的发展变化，李洱笔下，人物之间的交流既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也时不时地彰显着时代色彩，夹杂着各种各样的时尚术语，整体上呈现出杂糅相济的特征。比如“死样子”“他娘的”“烧包”“白搭”等都是村人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再如“屎到肛门了才去挖茅坑”“嗑瓜子嗑出个臭虫，什么仁（人）都有啊”“上吊不解绳，喝药不夺瓶”等，都是极富乡土意味的口头俗语，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是最真实地体现原生话语体系的所在。同时，在原生态话语体系的主流之外，还汇入了现代化、国际化话语的支流，就像小说开篇张殿军给妻子孔繁花打电话，由鸡毛蒜皮的家常提到台湾问题时，都讲起广东话和普通话了，说是自己在外忙得回不了家，是为祖国统一大业添砖加瓦，言辞中流露出话语明显被异化的影子。又如麻县长在跟下面的人训话时就讲到：“计划生育可不仅仅是裤裆里的事，关系到国际民生，也关系到资源枯竭、可持续发展战略、臭氧层，以及地球变暖，等等一系列问题。”4由一个计划生育的问题延伸到国际化的种种问题，言谈之中常常涉及一些跟随国际趋势、时代趋势的话语。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普通农民，他们都不再单纯地讲地地道道的本土语言，而是在方言与外来词汇中来回切换，折射出乡村本土与现代化的双重语境。

四、结语

随着时代的变迁，乡村正以迅猛的速度想要融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这融入的过程中，从生存方式到思想文化甚至是语言交流上，都出现了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融合，这是当下我国乡村最真实的一种状态，也是乡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交叉进程中，怎样避免优秀传统乡村文化的遗失，怎样抵制拜金主义和传统道德下滑是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而引导乡村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转变，引导农民现代化价值观的转变，也是亟待建构的时代课题。

注释：

1.李洱.改写乡土文学成规.《新京报》，2005年3月8日.

2.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0页.

3.梁鸿.《“灵光”消失后的乡村叙事——从〈石榴树上结樱桃〉看当代文学的美学裂变》，《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5期.

4.李洱.《石榴树上结樱桃》，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