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延波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550025）

历来对《诗经》的解释不外分为两类：一是从经学方面加以阐释，这种解释方式多为政治比附，以美刺为主旨；二是从文学方面给出解释，脱离其教化主旨，而多从“诗缘情”说，此种解释古已有之，自五四后始大盛。而朱熹的诗学思想则较为复杂，一方面朱熹作为经学家，要从教化方面对诗作出解释，然而他却注意到了《诗经》中的文学性的因素，从而表现出对《诗序》的质疑与背离，从而继承前人的“淫诗说”。自朱熹始此说遂大为风行。《郑风》共二十一篇，被朱熹明确标为“淫诗”的就有十四篇，占了《郑风》的三分之二强。其中较为明显地表现这一特点的就是《郑风·将仲子》一篇。

《毛诗序》谓：“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这便是一种政治比附，以诗中主人公指庄公，“仲子”指祭仲，则似较为牵强，然亦有龃龉不通之处。《郑笺》释云：“祭仲骤谏，庄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请，固距之。‘无逾我里’，喻言无干我亲戚也。‘无折我树祀’，喻言无伤害我兄弟也。仲初谏曰：‘君将与之，臣请事之。君若不与，臣请除之。’”然而这句话却并非祭仲所言，提出替庄公除去共叔段的是公子吕。《左传·隐公元年》：“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孔颖达也注意到了这处矛盾，便加以婉释：“《左传》此言乃是公子吕辞，今笺以为祭仲谏者，诗陈请祭仲，不请公子吕，然则祭仲之谏多于公子吕矣。而公子吕请除大叔，为谏之切，莫切于此。祭仲正可数谏耳，其辞亦不是过。仲当亦有此言，故引之以为祭仲谏。”这里则全是推测，又如何能使人相信？再者，溺爱其弟者为庄公之母武姜，何以庄公会畏惧其父之言？孔颖达解释为“于时其父虽亡，遗言尚存，与母连言之也”，也较为牵强。清代学者方玉润便一针见血的指明其原因：“特以诗中有父母、兄弟、仲子等字耳。”这种望文生义的解读自然会引起后人的质疑。

朱熹便是《诗序》的反对者，他从诗中看到了文学性的因素，因而采纳郑樵的说法，认为：“此淫奔者之辞。”在《诗序辨说》中也引郑樵的观点：“此实淫奔之诗，无与于庄公、叔段之事。《序》盖失之。而说者又从而巧为之说以实其事，误亦甚矣。”否认诗序的政治比附说，进而从男女关系方面入手进行解读。朱熹谓：“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认为此诗乃是女子自述之辞。这首诗是否应该被定性为“淫诗”暂且不论，就这种解读方式来看已经是从文学角度进行切入了。正如《宋代诗经学研究》所述：“‘淫诗’说本身所显示的意义却不仅仅停留在理学层面上，其中还有深刻的文学内涵。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诗歌发生视角看，“淫诗”的产生是十分正常的，完全符合文学创作规律……其二，‘淫诗’说充分感悟到了诗篇强烈的男女情感。”

然而，朱熹作为理学家，解释《诗经》却不能仅仅停留在文学解读上，而一定要有一定的社会功用，起到惩劝的效果。因此在文学解读上又加了一层理学的面纱：“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则彼之自状其丑者乃所以为吾警俱惩创之资耶?”这便是将所谓的“淫诗”当作反面教材以警示世人了。但问题是，《将仲子》这首诗是否真如朱熹所言是“淫奔之诗”呢？

朱熹的“淫诗”说是上承孔子“郑声淫”的。但是，孔子仅仅是就“郑”而言的，而到了朱熹这里则把包括《郑风》在内的许多篇目，比如《卫风》的许多诗篇和其它一些篇章都作为“淫诗”来看了。这里虽有朱熹自己发挥的成分在，但是孔子所言“郑声淫”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至今仍未有一致的见解。一种说法认为“郑声”非“郑诗”，这一观点从郑樵就开始了，今人学者也多赞成此说，如钱锺书之《管锥编》等。第二种说法认为，音乐与诗不可分，音乐可以反映诗的内容。如杨名时《诗经札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有源有流，不相假易，安有诗言正而声律淫者乎？此全不知声音律吕之理者也……决无欲抒写好贤、乐善、劝徳、规过之心而用庄雅之词填入淫靡之调者，可见诗不淫而声淫无是理也。”从诗与音乐的关系而论，第二种说法显然更为合理。然而，孔子所谓的“淫”却与朱熹相异。《论语·阳货》谓：“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可见这里“郑声”的“淫”是与“雅”相对而言的，指不合法度的靡靡之音。朱熹在这里进一步延伸到“淫奔”的程度，恐怕也是不符合孔子原意的。

自朱熹而后，遂形成了两派，一派沿着朱熹“淫诗说”的思路往下走，另一派则质疑朱熹，仍然按照《诗序》解诗。方玉润《诗经原始自序》：“于是说《诗》门户纷然争起，以为《传》固常获咎风人也，不如反而遵《序》，故前之宗朱以攻《序》者，今尽背朱而从《序》。”两派之间争论不休，而诗之真意遂隐而不彰。以致清代姚际恒《诗经通论》尚在二者之间权衡：“予谓就诗论诗，以意逆志，无论其为郑事也，淫诗也，其合者吾从之而已。”

“淫诗说”的影响甚至直接波及近现代的一些学者。虽然他们已经不再使用“淫”的字眼对诗进行定性，但是在诗的主旨方面的揭示却与之无别。如金性尧在《闲坐说诗经》中说：“（《将仲子》）从首两句看，她是拒绝他跳墙，从第三句看，似乎又默许他跳墙，只是一再叮嘱，不要将树木折坏，折坏了，给她家里人看见，就会识破，遭到责骂，不但爷娘如此，还有兄长和邻居。三章中都有一个畏字，一个怀字。父母给予她的是畏，仲子给予她的是怀，可见并不是以礼自守。她怎么会想到仲子跳墙？”这一观点反对“以礼自守”说，而是认为诗中的女子大胆地暗示男子逾墙相从，其本质与朱熹所认为的“淫诗”并没有什么区别，无非只是将理学的外衣剥除了而已。

到清代，崔述、方玉润等对朱熹既有肯定又有批判。他们都赞同朱熹反对《诗序》之附会，但却反对朱熹“淫诗说”。《读风偶识》：“以此为淫奔之诗则犹未得诗人之本意也。果奔女与其肯拒其所欢而不使来，其肯以父母诸兄人言自防闲乎？且既以拒之矣，而犹谓之淫奔，彼奔焉者又谓之何？”《诗经原始》：“《左传》子展如晋赋此诗，而卫侯得归。使其为本国淫诗，岂尚举以自赋，而复见许与他国欤？此非淫词，断可知已。”这些观点都是很有见地的，不惟破除了“淫诗论”，而且有利于对诗旨的进一步探讨。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对诗篇的具体解释。

方玉润称该诗是“讽世以礼自持也”，进而解释说：“夫使人心无所畏，则富贵功名孰非可怀而可爱？惟能以理制其心，斯能以礼慎其守。故或非义之当前，心虽不能无所动，而惕以人言可畏，即父母兄弟有所不敢欺，则欲念顿消，而天理自在，是善于守身法也。”这种说法虽然否定了“淫诗说”，进而将本诗作为正面的案例来颂扬，但是在具体的解释上还是免不了加上一层性理的外衣。

崔述则设想了一个故事发生的背景：“此必有恃势，彼之怒亦不以相强者，故托为此言以拒绝之。既不干失我之正……所谓仲可怀者，犹所谓‘感君缠绵意’也；所谓岂敢爱之，畏我父母诸兄云者，犹所谓‘君知妾有夫’，‘还君明珠双泪垂’也。此岂果爱其人哉！特不得不如是立言耳。”这一观点遂摆脱了“教化说”而根据诗歌具体的创作背景去进行理解。这种看法影响很大，现代学者的解释虽各有不同，但是大致还是按照“拒绝说”的路子来解的。

尽管对《将仲子》这一篇的解读多种多样，但总体上脱离不了政治比附和文学解读这两个层面。尽管《毛诗序》的解读受到不少的批判和质疑，但是受传统经学影响，《诗经》的政治性在文人心中根深蒂固。自朱熹以文学解读《诗经》以来，“淫诗”这一概念便深入人心。虽然后人对这一说法有质疑亦有修正，但其关注“情”的一面却被继承和发扬，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