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超琼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321000）

一、相似的遭遇

（一）身体上的压迫

在《黄色墙纸》中，主人公遭到了居住环境的压迫。“我”疗养的房子有篱笆、隔墙和上锁的围墙门。“我“被丈夫强迫住在顶楼封闭而又狭小的婴儿室里。里面的摆设令人压抑：钉上栅栏的窗户、满墙的运动器械、粗笨的床架和令人反感的黄色墙纸。不论是房屋的外部结构还是屋内的陈设，这幢房子都像监狱。它将“我”与外界隔绝。囚禁于这压抑空间的“我”，过着囚徒般的生活。

《简﹒爱》中，伯莎的居住环境则更加恶劣。简对伯莎的住所是这样描述的：“这阁楼便犹如墓穴一般黑了……，又窄、又低、又暗，仅在远远的尽头有一扇小窗，两排黑色的小门全都关着”。那里“十年来已被她弄成了野兽的巢穴—妖怪的密室”。这个阁楼是一座地狱，它囚禁了伯莎，折磨着她。

（二）精神上的摧残

除了身体上的压迫，《黄色墙纸》中的“我”也失去了心灵的自由。“我”的丈夫医生约翰诊断“我”得了间隙性精神抑郁症后，就将“我”安置在偏僻的老房子中“疗养”。“我”的一切活动都在他的密切监视之下，要按时服药、吃饭和散步。在严密监视下，“我”陷入了不安与恐惧，精神濒临崩溃。除了遭到严密监视，“我”也被剥夺了女性话语权。“我”的医生丈夫为我开出“呼吸新鲜空气、参加锻炼，外出旅行，而且在我身体恢复前绝对不许工作”的“疗养”处方。福柯认为“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约翰利用医生的权威，剥夺了“我”的女性话语权。不仅如此，“我”还失去了写作的权利。“我”爱写作。但是，丈夫禁止“我”从事写作，剥夺了“我”唯一的进行情感宣泄的方式。“我”的病原先只是轻微的抑郁症，在丈夫约翰的“疗养”下却恶化成了精神奔溃。在这个过程当中，丈夫约翰对“我”的精神自由的摧残是主要原因。我被丈夫医生判定为精神有问题，自然周围的人不会把“我”当作正常人一样对待。慢慢地，没人愿意倾听“我”，“我”也无处诉说。在这种环境下，“我”的病情逐渐加重，最后走向了疯狂。

而伯莎所遭受的身心摧残几乎是毁灭性的。婚后罗切斯特以伯莎有遗传疯病为由，将她囚禁在桑菲尔德的顶楼中，还派了一个专门的看护时刻严密监视，不许她出逃。《黄色墙纸》里对女性的压迫是有所掩盖的，而《简﹒爱》里则是对女性明目张胆的“谋杀”。“它好象四肢着地趴着，又是抓又是叫，活象某种奇异的野生动物，只不过有衣服蔽体罢了”。从伯莎的样子，我们能够推断出伯莎所遭受的可怕的身心摧残。伯莎的陪嫁能使没有财产继承权的罗切斯特生存下去，所以罗切斯特才娶她。尽管伯莎有遗传疯病的基因，但是在发病初期的病情应是不严重的，因为她和罗切斯特住在一起四年后，医生才宣布她得了疯病。在这四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对此，我们只听到了罗切斯特的一面之词：伯莎一直折磨着他。可是伯莎是不在场的失语者，她无法为自己辩解。他厌恶她的“趣味和平庸、低下、狭隘的气质”。如果罗切斯特在婚后能给予伯莎一些爱，也许伯莎不会这么早地进入发病期。正是罗切斯特对伯莎的身心摧残才使“她的性格成熟了，并可怕地急剧发展……”。

二、不同的抗争方式

（一）主人公“我”的正面抗争

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是没有话语权的。比如，在《黄色墙纸》里，对于约翰的疗养方法，“我”多次试图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但都以失败告终。“我”终日被困在狭小的婴儿房里，久而久之，“我”沉浸于对四壁黄色墙纸的想象中，精神变得病态。一开始，“我”认为墙纸的颜色和图案令人作呕，后来“我”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墙纸，甚至一度沉迷于对它背后秘密的幻想：在月光下它变成了“一条条的栅栏”，其背后隐藏着许多爬行着的女人。其中“有一个女人，她爬得最快，她的爬行使整个图案摇动起来”。这个女人就像另一个“我”。当看到众多女人爬出墙纸时，“我”也像她们一样沿着房间的四周慢慢地爬。我和墙纸里的女人的命运被紧紧联系在一起，解救她们也是解救自己。最后，当约翰惊恐地发现“我”在墙纸堆里爬行时，“我”已癫狂了。“我”用彻底的癫狂对父权制的压迫做出了反抗。总之，《黄色墙纸》中的女主人公真实地站在读者眼前，她的斗争和反抗都是正面的，是觉醒中的新女性。

（二）伯莎的侧面抗争

在《简﹒爱》中，虽然伯莎﹒梅森出现的场面不多，但是她的每一次现身，都让世人知道了她的存在。她多次出逃，报复造成她不幸命运的男人们。第一次报复出现在罗切斯特和简敞开心扉的那天晚上。那晚，她点燃了罗切斯特的床幔，企图烧死他。她拿匕首刺伤了她弟弟，大喊要“吸了他的血，要把他的心吸干”。这是她的第二次报复。她怨恨她的家人把她卖给了罗切斯特。在简和罗切斯特即将举行婚礼前，伯莎进入了简的房间，把结婚面纱撕成了两半，还吓昏了简。因为简夺走了她的丈夫，所以她要破坏她丈夫的幸福。这是她的第三次报复。第四次报复是伯莎的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她点燃了这个困住她的桑菲尔德城堡，使之化为灰烬。“那天晚上，她先是放火点燃了隔壁房间的帷幔……那位家庭女教师的房间……给她的床放了把火……她大叫一声，纵身跳了下去”。伯莎用一场大火和自己的生命发起了对父权制最激烈的反抗。总体上，夏洛蒂﹒勃朗特对伯莎的正面描写很少。伯莎只是一个被困在阁楼上的女性，从未光明正大地站在读者眼前，所以她的一系列报复性行为都只是侧面斗争。

三、抗争的结果——不完全胜利

在《黄色墙纸》的最后，“我”用彻底的疯癫取得了抗争的胜利，“我”叫约翰去取被扔在前门的钥匙，约翰照做了。一方面，作为女性的“我”，第一次在代表父权制的约翰面前拥有了话语权。在此之前，我始终处于失语的状态。面对拥有话语权的丈夫医生，我只能保持沉默。另一方面，“我”最后的疯癫也使代表男性的约翰发生了积极的改变，约翰听“我”的命令做了一件事。在此之前，约翰从不听“我”的意见或正当要求。约翰不同意“我”住在朝阳的、窗台上摆满玫瑰花的房间，因为如果在那个房间放两张床，就没有他活动的地方了。但是，“我”最后是用最温柔的声音发出的指令，这与“我”本身癫狂的状况相悖，说明“我”的内心深处仍害怕父权制的权威。约翰只是一时惊恐，他迟早会清醒，到时“我”还是将待在父权制的囚笼里，所以这次的胜利是暂时的、是不完全的。

在《简﹒爱》中，伯莎最后选择和桑菲尔德城堡一起化为灰烬，象征着伯莎对抗父权制的短暂胜利。罗切斯特的思想发生了一些积极改变。他开始忏悔，“我做错了，我会玷污清白的花朵……我倔强地对抗，险些咒骂这些处置方式……，而是全不放在眼里”。他承认他在有妻子的情况下想娶简为妻是自私的行为，所以他现在的一切遭遇都是罪有应得的[7]。但是，简最后回到罗切斯特身边的结局，象征父权制的桑菲尔德城堡被燃毁了，可父权制并没有消失。因此，这显然也是一次抗争父权制的不完全胜利。

四、结语

面对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精神的摧残和压迫，虽然《黄色墙纸》中的“我”和《简﹒爱》中的伯莎﹒梅森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抗争。虽然都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但是她们都实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使男性的思想发生了某些积极的改变。相隔半个世纪的两个疯女人的相似遭遇和不同结局启示我们，若要真正实现男女平等，只有女性敢于抗争是不够的，还需要男性付出努力，尊重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