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文化偏见

2019-07-09赵秉权

中国民族博览 2019年8期

【摘要】弗雷泽先生的《金枝》是人类学的经典名著，但因弗氏本人的“进化论思想”、材料来源和时代局限，本书表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①。对于“东方”“美洲”“非洲”和“澳洲”的居民，甚至对欧洲的现代农民也怀有偏见。《金枝》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有三重境界，这源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思想。这也同样引起我们的反思：如何既能坚守自己的立场又能超越文化的偏见，平等看待异域文化。

【关键词】《金枝》；“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偏见；“生活世界”

【中图分类号】K207.8 【文献标识码】A

《金枝》是英国古典进化论人类学家詹姆士·弗雷泽爵士的代表作，本书广泛运用各地区、各时期的风俗资料，以优美的文笔论证了曾流行于意大利内米的折取“金枝”以“弑神”的奇特风俗，对探讨“神圣国王”的“政治学”主题上有筚路蓝缕之功[1]。而他所关注的从“巫术到科学的历程”已经被证明是错的，这源于其“古典进化论思想”。受古典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他在著作中把欧洲的文化当作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而把其他民族的文化冠以原始、落后的帽子，因而不免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2]。“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也是降低本书价值的原因，阅读此书，可以看出他对“非欧洲地区”风俗文化的偏见。

一、《金枝》中“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表现

“欧洲中心主义”产生于19世纪，伴随着西欧兴起和殖民扩张，欧洲人产生了一种民族优越感，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即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组建了一个世界[3]。欧洲中心论加上进化论思想，现代欧洲人只认为自己最优越，尤其是雅利安民族，而对欧洲农民和其他地区的人存在偏见（尤其是当地原住民）。弗雷泽先生得到大量为了殖民管理而进行调查的各殖民地的风俗资料，成为《金枝》的主要材料来源。

（一）对“东方”的偏见

在谈到“巫师控制”天气时，弗雷泽先生举例“中国人擅长于影响天界的法术”，“1888年4月广东的清朝官吏祈求龙王爷停止大雨”，因为龙王爷不听他们诚心诚意的祷告，便把“它的塑像锁押起来整整五天”[4]；泰国暹罗人祈雨时，“把神像放到骄阳下，但如果需要晴天，就将庙顶掀开让雨水来浇淋这些神像。”[5]对此，弗雷泽谈到，“读者可能对远东的这种气象学感到可笑。”[6]他又举例说印度的曼尼普尔、日本的相模湾等地区的求雨风俗，但接着说，“这类风俗不限于非洲和亚洲未开化的地方……”[7]。亚洲的求雨模式被弗雷泽先生说成是未开化的、会被读者感到可笑的风俗，这便是对亚洲文化的偏见。

有关东方传入西方宗教的论说，弗雷泽先生认为希腊和罗马的社会建立在“个人服从集体、公民服从国家”的基础上，但“东方各种宗教的传入改变了这一切”，这些东方宗教“视灵魂的超度为人生为唯一目的，国家繁荣与兴亡则不足萦怀。”[8]他对此评价到，这种“自私邪恶的教义必然使其信徒越来越不顾公益”，“人们热衷于拯救自己和他人的灵魂，视物质世界为邪恶之源……”并延续了一千年，直到文艺复兴才使欧洲恢复了“健全的真人世界观”。[9]弗雷泽先生将东方传入西方的宗教内容视为邪恶的教义，毁坏了古老理想中的“忘我、无私、为国家利益而死的爱国英雄主义传统”。这显然是他站在19世纪崇尚“科学”（重视物质与无神论）、“国家主义”“进化论”“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来怀有偏见地论述东方的宗教。

除此之外，弗雷泽先生还频频使用一些带有偏见的词来形容东方文化，印度教“令人痛恶的欺祸行径”[10]“东方独裁者”[11]“头脑简单的爱斯基摩人”[12]等都可在《金枝》中看到。

（二）对非洲、美洲和澳洲原住民的偏见

弗雷泽先生经常用“未开化的人”来形容非洲、美洲和澳洲的居民。预防死亡的办法就是“先让灵魂离体”，然后“想办法保证他回来”，“未开化的人”为达到此目的，他们采取“某些形式的禁忌规戒”，他便列举澳大利亚的黑人和印第安部落来举例子[13]。他接着又提出一个观点，在“原始未开化的人”看来，把“熟睡的人挪换地方或改变面容”是危险的，靈魂会找不到“原来的躯体”，接着他又拿澳大利亚伍龙杰里部族、刚果的部族、俄勒冈的萨利什印第安人等为例[14]。同样，他认为“未开化的人们”把自己的影子或映像当成自己的灵魂，也拿上述地区的原住民举例。

弗雷泽先生认为，巫术的出现早于宗教，这已经为“澳大利亚土著民族的观察结果所证实”：在他确信准确掌握资料的“最原始的野蛮人中间”，巫术是普遍流行的。他在这里不顾澳洲原住民早已经历过的千年历史，直接将当时的澳洲土著与最原始的野蛮人等同起来，这是不科学的阐释手法，容易加剧他对澳洲原住民的偏见。

（三）对欧洲农民的偏见

进化论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理论根据[15]，弗雷泽先生对欧洲的农民也怀有偏见。弗雷泽在讨论巫术与宗教关系时，他把现代欧洲农民也经常称作“愚昧的阶层”，“底层人”。他说，“在现代欧洲愚昧的阶层中”把“巫术和宗教混在一起”，在法兰西，“大多数农民仍然相信祭祀拥有一种神秘的、不可抗拒的、驾驭自然的能力”，这显然是对农民的歧视，农民对祭祀的相信是由诸多因素产生的，如生活需求等。但弗雷泽把这归咎于“他们智力低下”和“软弱愚昧”，他直言不讳地说，“愚昧的、软弱的、无知和迷信的人们在信仰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不幸的是，正是这些人占了人类大多数”，而且“这个智力低下基层就在我们脚下[16]。”这样的偏见并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

二、《金枝》中“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成因

《金枝》中含有对非欧洲地区的偏见态度，主要源于弗雷泽的进化论思想，进化论思想成为他“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根据；其次，他的材料并非来源于本人亲自的田野考察，而大多源于当时殖民地为了维护殖民统治而调查的研究资料和各地的神话传说，资料背后不可避免地带有殖民对原住民的歧视；最后，弗雷泽的“欧洲中心主义”根源于19世纪欧洲的强大（尤其是英国），他本人所在的英国被称为是“日不落帝国”，靠着坚船利炮，欧洲各国不断欺压着殖民地，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欧洲的发展模式未必是人类发展的归宿。

（一）弗雷泽的进化论思想

弗雷泽先生是古典进化论的支持者，像其持有进化论观点的人类学家一样，他具有自身所处时期进化论者的盲目和乐观，认为维多利亚文明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最高峰。作为维多利亚晚期的知识贵族，弗雷泽先生怀带偏见去看待其他地区的文化，表现出了“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当然，欧洲底层人民也为其瞧不起。

进化论思想由达尔文、赫胥黎发扬光大，其根源于欧洲的“进步”观念。在古希腊眼里，完满的东西总是可以明确规定的，否则就是不完满的，因此完满的东西是有限的，不能确定的东西才是无限的，人们希望能够一直达到“某种最好并且永远好下去”的进步的结果。因此，现代早期西方人类学总能够发现西方以外的“田野”是落后和边缘的，随着西方知识成为支配性的话语，非西方世界成了“无历史的”地方，形成了“欧洲中心主义”。

因此，这种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只是一种欧洲的地方性知识妄图成为全球普遍性知识的行为，目前并未有一种知识体系可以解释全球的所有现象。这不仅需要欧洲更需要全球其他地区贡献自己的不同知识体系，因此，《金枝》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是我们需要批判的。

（二）《金枝》材料来源

《金枝》是弗雷泽毕生最重要的著作，本书为后人诟病的原因之一是弗雷泽先生写作材料大部分来源于各殖民地区的调查报告。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是世界上殖民地最多的国家，他通过这些调查报告完成自己的鸿篇巨著。但这些调查报告的原本目的便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殖民统治，带有强烈的政治侵略色彩。学术严谨的弗雷泽先生对其进行了分类整理，求保持中正的态度，但仍然难免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的痕迹。

国内外学者称弗雷泽为“摇椅人类学家”，基本依据在于弗雷泽先生没有从事过田野工作，未提出过明确的田野方法论，不亲自进行实际的田野调查，未亲身体会其他异域文化，自然很难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梁君健提出一种新观点，认为《金枝》一书直接利用了他的好朋友史宾塞的田野资料，这可以看作是人类学研究范式从古典通往现代的一个关键环节[17]。但史宾塞同样也是进化论的坚决拥护者，仍表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

（三）19世纪欧洲的“强大”

弗雷泽先生生活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具体是在中晚期见证了英国的由盛转衰。维多利亚时代被称为是英国工业革命的顶点时期，在此期间英国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是科学文化、道德和工业的太平盛世。《英国通史》写到，“整个19世纪，各党派的外交政策有共同的原则，即保卫英帝国，维护强大的海军力量，保持欧洲均势”，“炮舰政策”成为英国外交的主导，它凭借海军的绝对优势控制世界海洋强制推行“自由贸易”，迫使全世界为英国商品打开大门[18]。70年代，随着其他国家“工业革命”的深入，英国面临巨大的竞争，世纪末期英国殖民逐渐开始独立自治，英国走上了顶点，开始转衰。

《金枝》中明显宣扬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被当时的欧洲人看来是理所应当。汪晖先生认为，19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和殖民扩张为新的知识体系的发展建立提供了条件，在孟德斯鸠、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等欧洲作者的著作中通过“亚洲与欧洲的对比”建立起亚洲的概念，亚洲被描述为“政治专制主义、多民族帝国、游牧和农耕方式”[19]。由于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扩张被视为世界历史的高级阶段和目的，而亚洲被视为历史的低级阶段。这样，“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下的亚洲历史被欧洲人建构，亚洲本来的历史却成为欧洲人臆断的偏见。

三、《金枝》中“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三重境界”

“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共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欧洲人明显的傲慢与对非欧洲地区的偏见；在第二重，一些欧洲人想要摆脱这种不公正的态度，想持比较客观的态度来对待其他地区，但仍然怀有一定的偏见；而第三重境界是，当时的欧洲人受时代的限制，他们生活的世界是“强盛”的欧洲，无法摆脱影响到思想深处的“欧洲中心主义”。这三重境界在弗雷泽先生的《金枝》中均有体现。

（一）独上高楼，睥睨苍生万物

19世纪欧洲的随着启蒙运动和殖民扩张，欧洲人独上高峰，开始歧视其他地區，这便是“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第一重境界。而弗雷泽现实所处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难寻敌手。《金枝》中表现出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便不足为奇，弗雷泽先生频频使用“未开化的人”“野蛮人”“软弱”“愚昧”等偏见字眼便是其证明。

这样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渊源流长。弗雷泽先生在论述“西方的东方宗教”时，曾以古代波斯的神密特拉为例，人们发现阐释崇拜密特拉的“碑碣分散在整个罗马帝国”，基督教学者感到震惊，他们解释为“魔鬼捣乱”的结果，是“魔鬼用错误险恶的模仿”，想把人们的灵魂从真正的信仰中骗走[9]。当时中世纪的主要文化传播者——基督教学者已经把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在罗马的传播定义为“魔鬼捣乱”的结果。

（二）执着严谨求持中，笔下言谈显偏颇

但作为一个“理性”的知识贵族，弗雷泽先生并非完全对非欧洲地区的习俗表示偏见，在《金枝》的文末用他那瑰丽的文笔道出了他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价值中立”的态度。他强调，“我们是在被魔法封锁的境遇内行走的，要注意别把横在前进道路上或回旋在我们头顶上透过阴暗向我们叽叽喳喳的一切朦胧的形象误认为真实可靠的东西”[20]。他坦言说，“我们绝不可能做到完全符合原始人的观点，用他们的眼光看事物，我们的心也一如他们高昂的情绪而激动。”[20]但修改四版后，《金枝》还是难免显露出偏颇的态度。

以原住民的眼光看待事物，这样便会尊重原住民的风俗习惯，少些傲慢与偏见，这正是人类学阐释学派的观点。对自身认识的局限性有一定的认知，对其他地区的文化风俗尽量保持中正的价值态度，但仍会有不公正的态度，不能期望完全符合当地人的眼光，这便是“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第二重境界。

（三）时代造就真英雄，浪在潮头，顺势奔流到海未自明

人生活在他所处的时代无法超脱时代的影响，弗雷泽先生生活在强盛的“维多利亚时代”，是其难以摆脱“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根源。19世纪，欧洲表现出对其他地区的“优势”，但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何以存在巨大差异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欧洲人，尤其是被认为代表了当时最高文明程度的日不落帝国的臣民———英国人。进化论是解释此现象的契机，弗雷泽先生追随着自己的研究志趣，迫切地为解开当时文明与“野蛮”的现实问题而不断努力，相信进化论可以成为解释这一切的钥匙，认为欧洲处在世界顶点的弗氏很难意识到自己的文化偏见。这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第三重境界。

这样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文化偏见根源于胡塞尔提出的“生活世界”理论。胡塞尔认为，我们的现实世界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不言自明的前提，他的解释是，“生活世界是一个始终在先被给予的、始终在先存在着的有效世界，但这种有效不是出于某个意图、某个课题，不是根据某个普遍的目的。每个目的都以生活世界为前提，就连那种企图在科学真实性中认识生活世界的普遍目的也以生活世界为前提。”[21]因此，我们每个人总是无意识地受“生活世界”的影响，进行一些“常识性”的思考和行为。弗雷泽先生的“生活世界”具体而言便是19世纪“强盛”的欧洲，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对他的人类学研究产生“无意识”到的影响，他难以觉察到自己的“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偏见。

四、结语

弗雷泽先生的《金枝》对于民俗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其背后的“欧洲中心主义”文化偏见不可忽视。从学术上批判《金枝》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是容易的，但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同样也囵于类似“欧洲中心主义”的第三重境界里，对该思想的批判分析往往从自身的文化角度出发，“尽管个人的偏见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但文化上的偏见却很难被察觉和纠正”[22]。当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仅从各自地区出发提出貌似适合解决全球性困难的方案，实则背后必然隐含着自身“生活世界”的文化逻辑。因此，承认我们认识的局限，从地方性知识出发，在尊重不同知识的基础上，寻求各知识之间的共同对话，构筑一种可以解决全球共同问题的“普遍性知识”，是超越“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通途。

注释：

①以詹姆士·弗雷泽的《金枝》为研究对象的论著较多，角度主要集中在民俗学和人类学方面，关于金枝背后的文化逻辑的研究著述较少，请参照潘倩菲《从<金枝>所想到的——中西戏剧结局背后的文化意蕴》，原载《现代中文学刊》 2001年第3期；刘曼《“替罪羊”之文化内涵演变考释——以<金枝>为中心》，原载《世界民族》2017第4期。丁苏安的《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列传》，原载《民族论坛》2013年第二期，虽提到了《金枝》背后的文化逻辑——“欧洲中心主义”，但并未做具体论述。

参考文献：

[1]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62.

[2]丁苏安.詹姆斯·乔治·弗雷澤列传[J].民族论坛，2013（2）：10-20.

[3]郭劲松，叶秀梅.“欧洲中心主义”的终结——贡德·弗兰克对人类历史的重新思考与定位[J].理论月刊，2006（2）：143-145.

[4]弗雷泽.金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26.

[5]弗雷泽.金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7.

[6]弗雷泽.金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27.

[7]弗雷泽.金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31.

[8]弗雷泽.金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570.

[9]弗雷泽.金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571.

[10]弗雷泽.金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72.

[11]弗雷泽.金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