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化意蕴的传递受到时代语境所限，本文对处于不同文化时期的郑振铎和冯唐的泰戈尔《飞鸟集》汉译本进行对比分析。郑振铎译本忠实于原文内容与风格，呈现散文体再现了原作形式;冯唐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译本内容超越和升华原作。译者应在内容上忠实于原作，传递文化因素，将诗歌的形式美及其蕴含的理念传达给读者。

◆关键词：泰戈尔《飞鸟集》;汉译本;翻译策略对比

1引言

泰戈尔的《飞鸟集》语言简练、结构简单、蕴含哲理，由325首散文诗组成。郑振铎于1956年出版的《飞鸟集》译本备受推崇，影响了冰心、徐志摩在内的诸多文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白话文运动的发展。半个多世纪后，冯唐于2015年出版的《飞鸟集》全译本语言凝练，反响极大令人震撼。鉴于郑、冯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本文在泰戈尔原文基础上比较两个译本，发现两者在形式、内容、文化传递三方面各有不同。由于两人所处历史时期不同，文学理念不同，翻译理念也截然不同，郑振铎处于国人思想蒙蔽的民国初期，认识到翻译责任的重大，主要采用直译的方法，主张文学翻译需采取谨慎的态度，忠实原文保留形式，指出原作的内容应服务于建设新文学、传播新思想;冯唐处于百花齐放的和平年代，坚持发挥译者的主体性，敢于跨越译者身份，并未完全忠实于原作的内容和风格，在翻译中加入自身主观性认识，创造性地将文学作品译出了独特的中华民族特色。

2郑、冯汉译本翻译策略对比

泰戈尔的《飞鸟集》开创性地以散文诗形式呈现，受英美意象派影响，创作重点为瞬间感悟，蕴涵着平淡的情思，自由地抒发了自身的情感，融合了审美主体与客体，建构了独特的意象，构成了独一无二的艺术魅力，为世界文学做出了伟大贡献。泰戈尔诗作没有押韵，而是关注散文诗内在的韵律。郑振铎的诗歌理念与泰戈尔一致，他坚持诗歌的声韵格律并不重要，诗歌是富有魅力的情绪文学，应引起读者情绪的共鸣，因而他在《飞鸟集》译作中，忠实地呈现了原作特色，保留和遵循了原作的散文诗形式。冯唐不同于泰戈尔，其重视诗歌形式，认为押韵乃诗歌的生命，诗歌不押韵即沦为二流诗歌，因此他在《飞鸟集》译作中，尽全力将诗歌以押韵形式呈现。

2.1译作形式不同

以泰戈尔《飞鸟集》的第43首诗为例，诗歌短小，“Some unseen fingers like an idle breeze”中生动形象地以拟声词“an idle breeze”的细腻地展示和刻画了“fingers”（手指）、“playing upon my heart the music of the ripples”手指在“heart”（心上）柔缓和轻柔触碰的画面感和音乐感，使读者尽享视觉美和听觉美。因此如何在译作中把握原诗韵律，再现原诗尾韵，是对译者的巨大考验。

郑、冯使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郑振铎通过异化和直译策略，语言表意清晰而简练，保留了泰戈尔原诗的风格，重现了原诗形式，译为“有些看不见的手指”、“如懒懒的微风似的”，将“playing”译为“奏着”，采用“潺援的”修饰“乐声”，“在我的心上，奏着潺援的乐声”表达了手指动作的轻柔，弥补了原诗内容的缺失。

冯唐则采用了归化和意译策略，从内容和风格上对诗作“创译”，即创造性翻译，“看不见的手指，无所事事的风”忽略了泰戈尔的诗歌韵律观，将无韵律的原诗翻译成四行押韵的诗歌，“敲打我的心”、“响起水波间的音”将“playing”译为“敲打”，表现了手指在“我”心上的猛烈动作，忽略了听觉意象，失去了原诗的舒缓轻柔和诗情画意的动态美。

2.2译作艺术风格不同

为泰戈尔《飞鸟集》的第43首诗为例，诗歌由两个长句组成。泰戈尔使用形式相同的三个短句“the fish in the water is silent”描绘了“fish”鱼在“water”水中、“the animal on the earth is noisy”“animal”獸在“earth”陆地上、“the bird in the air is singing”“bird”鸟在“air”空中的画面，又用“But”将“man（人）has in him the silence of the sea”与鱼、“the noise of the earth”与兽、“the music of the air”与“鸟”相互联系在一起，展现了人类的生活状态。

郑、冯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郑振铎采用了直译的方法，尊重原诗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使用相同的三个句式译作相同的短句，首先“水里的游鱼是沉默的”、其次“陆地上的兽类是喧闹的”、然后“空中的飞鸟是歌唱着的”行文流畅且不失原意，与此同时，最后“人类却兼有海里的沉默”与“鱼”，“地上的喧闹”与“兽”，“空中的音乐”与“鸟”，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冯译未详细说明鱼、兽、鸟的生存状态。冯唐采用了创译的方法，首先“鱼寂海上”，其次“兽噪地上”，然后“鸟鸣天上”，省略关联词“but"，最后“人同时拥有，海的寂静，地的肉欲，天的神曲”，使得人类与鱼、兽、鸟间的关系模糊不清;在另一方面，冯在忠实于原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体优势，“the noise of the earth”译为“地的肉欲”，自主对原诗进行了创造性翻译，展示出人类的生机与活力，敢于想象和表达，超越了原作内容和风格。

2.3译者的原文忠实度不同

以泰戈尔《飞鸟集》的第54首诗为例，诗歌由两个长句组成。第一句“like the meeting of the seagulls and the waves”和“we meet and come near”，泰戈尔将“we meet我们相遇”的情景类比为“seagulls”和“waves”的相遇，形象生动地描绘一副海鸥和海浪的动态画面。

郑、冯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郑振铎仍旧采用了直译的方法，“我们如海鸥之与波涛相遇似的”将“meeting”译作“相遇”，遵循了原文要表达的含义，将“we meet and come near”译作“遇见了，走近了”灵活完整地呈现了原诗内容。

冯唐仍旧采用了创译的方法，“我们走近，海鸥和海浪相亲”漏译了“like”，使本体“we meet”与喻体“seagulls”和“waves”的相遇缺失了原有的联系，未传达原文的思想，导致了阅读障碍;在另一方面，冯也充分发挥译者主观性，借鉴意象派诗歌，将“meeting”译作“相亲”，使译作产生了一种新颖的阅读效果。

3结语

文化意蕴的传递受到时代语境所限，郑振铎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注重遵从原文的文化，致力以翻译国外表达形式推动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发展，其译文在文化呈递和语言表达方面稍有欠缺。冯唐在当代语境下，译文更符合现代表达习惯，充分发挥主观性，将自身的特点与个性融入译文的表达和风格中，在语言表达和文化传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中国翻译学重要奠基人谢天振指出，人类翻译历史第三阶段和最终阶段为文化翻译阶段。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翻译更需注重传递文化因素，译者应深入分析两种文化的过去与现在，具备敏感的跨文化交际感，帮助读者架好沟通的桥梁，克服自身文化背景的影响，最大程度地理解和接受原语文化。

参考文献

[1]侯静，李正栓.泰戈尔《飞鸟集》汉译策略与艺术研究——以郑振铎和冯唐译本为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8，26（01）：88-93.

[2]泰戈尔，冯唐译.飞鸟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

[3]泰戈尔，郑振铎译.飞鸟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潘依婷（1990—），女，湖南衡阳人，助教，翻译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