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星

摘要：舍生取义与杀身成仁是牺牲自我成全仁义。本文从其出处入手，结合历史上的相关实例，从个人情怀的士为知己者死和爱国情怀的捐躯赴国难两个层面，论述其对国人精神层面的塑造和影响力。

关键词：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爱国情怀;仁义

生活在和平时代里的人很难明了爱国的真实含义，近些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人的自信心也不断提升，但去年中美之间爆发的贸易战还是在民众心里引发了很大涟漪。我们突然意识到：家国关系如此密切，国家的动荡将直接影响到每个普通民众。爱国情怀不是简单的言语表述，是需要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回望历史，每次在民族危亡的艰难时刻，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国家洒热血、抛头颅、捐身躯，谱写了无数的“舍生取义与杀身成仁”的悲壮曲。和平时代的较量虽不至于战火纷飞，但明了为国之大义而舍弃小我的利益，仍然有着积极的时代意义。

一、出处

舍生取义出自《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说，强调“仁义”的重要性，孟子继承其基础，并将之继续深化，“仁义”值得用生命去换取。杀身成仁出自《论语·卫灵公》：“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强调可贵的生命在仁义面前值得拼死护卫。《孝经·开宗明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古人为了孝顺父母，连身体发肤都不忍损伤，可是为了仁义，却可以舍弃性命，这是何等气魄。那仁义内涵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二、士为知己者死

在春秋战国时代，群雄纷争，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争斗不断。连年的血腥厮杀，百姓苦不堪言，流离失所，动荡的社会让众多的能臣义士流落于市井之中，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豫让如此，聂政如此，荆轲亦如此，他们虽有抱负之心，却无实现之力。而各诸侯国在斗争中也越发意识到贤能仁士的重要性，于是礼贤下士，把众多流落于市井民间的义士招至身旁，尽其所用。这些能士在遭受过不得志的困境后，人生境遇突逢光明，故而能掏心掏肺对其恩主，感念恩主对他们的礼遇，甚至不惜牺牲自我，以求回报知遇之恩。

豫让，最初效力范氏、中行氏，但没有得到赏识重用，后投奔智伯，受到重用。但后来三晋分智氏，赵襄子恨智伯入骨，智伯死后，赵襄子把智伯的头颅当成饮酒的器皿，以泄其愤。豫让秉持“为知己者死”之信念，决定刺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他的初衷纯粹，无扬名的私心，也非奴性的驱使，只是为了报答知己赏识之恩。于是“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欲以刺襄子”，虽被发现，行刺未果，但并未放弃。为了报仇，他自残到面目全非的地步，用生漆涂抹全身，使其溃烂长疮;吞下火炭，使嗓子嘶哑;以此非人之面在街市乞讨，连结发妻子也没法辨识。他想以此方法毁其容，改其声，便于继续他的复仇计划。这种種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他默默承受，并不希望被人理解，难怪赵襄子都赞其为“此天下之贤人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虽要刺杀赵襄子，却不采纳友人的暗杀建议，不肯屈为人臣再杀之，这份光明磊落的确堪称高义。最后，躲在桥下的豫让再次行刺失败，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他坦然无惧，却恳请赵襄子允许他刺其衣以明志，赵襄子被其感动，允许之。豫让拔剑三跃刺衣，口呼：“尔可以报知伯矣。”之后就伏剑自刎而死。豫让虽然未能成功，但其失败的悲歌却更加令人感慨，先主遇难身亡，他却不愿独活于世，忍辱负重，以身试死，这种令对手都钦佩的风骨在史书中留下灿烂的一笔。

同是“士为知己者死”，豫让虽败犹荣，聂政却得享“忠孝两全”的美名。聂政为报答严仲子的知遇之恩，在为老母服丧尽孝之后，决定刺杀国相韩傀。刺杀成功，在逃走无望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牵连家人，他“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以自残面目之法让世人无法辨识自己。韩人取聂政的尸体置于街市之上，欲以千金购其姓名，但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听闻消息的姐姐聂嫈，为了彰显弟弟聂政的侠义之名，勇敢认尸，最后也刚烈地自刎于聂政身边。

面对秦国强势进逼，燕国太子丹将所有的希望系于侠客荆轲之身，指望荆轲能成功刺杀秦王，则燕国困境的解决指日可待。于是，太子丹诚心款待荆轲，不仅尊其为上卿，还供给各种珍奇异宝，绝色美人，但求其刺杀成功。临行前，面对送行众人，荆轲留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慷慨豪气！明知此去无归路，无论刺杀行动成功与否，他的结局都注定一死。可是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还是选择从容赴死。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传记篇幅最长，其推崇之心洋溢纸间，不言自明。

豫让、聂政和荆轲，这三位侠士的悲壮之举的初衷是为恩主效忠，却陷入了权力斗争的漩涡;难能可贵的是，他们本能选择不同的人生，但还是以重义轻生的姿态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舍生取义”的恢弘篇章。因为他们珍视懂得自己、理解自己、礼遇自己的“知己”，为回报这份难能可贵的平等与相知，甘愿为之牺牲生命，这就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境界。

三、为国断头心不悔

《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记载晁错为维护中央权势，提出“削藩”建议，遭到相关利益阶层的强烈反扑，各地诸侯群起抗议，恨不能杀掉晁错而后快。晁错父亲惊闻此消息，深感不安，担心儿子此举会招来杀身之祸，吓得从颍川直接进京，试图阻止其子不自量力的言行。可是，面对老父的劝阻，晁错以国家社稷利益为重，宁愿置身危险之境，也不愿改变初衷。老父见言语劝阻无效，便以死相逼，但固执的晁错仍然不改其志。他洞察到随着诸侯各国势力的不断强大，中央的权力将被不断蚕食，终将危及国家根基，但这种见不得光的秘密被公告天下就让各诸侯无法安坐了，打着清君侧的旗号爆发了七国之乱。晁错为君王尽忠，为天下着想，自然被各诸侯国视为眼中钉。遗憾的是，汉景帝为平息各诸侯国怒气，便将晁错当成替罪羊，斩首示众。晁错被诛，七国之乱当然并不会因此而平息，中央费了大力气最后才消灭各诸侯势力。晁错之忠心，上可表天，下可示地，可悲的是，他为之付出忠心的君王，却辜负了这份忠义。这真是一份绝妙的讽刺。当然，后世的君王们还是极其希望自己的大臣都能有晁错这样的忠义，至于君王们能否配得上这份忠心就另当别论了。

晁错之举非个例，面对国土沦丧愤而跳江的屈原，精忠报国含冤而死的岳飞，他们都是为了“忠”而尽“仁义”。这份“忠心”，是对封建君主的忠诚，落脚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王朝的阶级统治。虽然有“愚忠”的成分，但这份勇气和坦荡仍值得讴歌。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以一腔忠义，永留史册。文天祥的仕途之路颇为坎坷，以进士第一高中榜首的他却因为父亲的逝世，回家丁忧未授予官职，后因得罪当朝奸相贾似道而遭到罢斥。南宋末年，元军凭借强盛武力，经常骚扰宋朝境地，文天祥组织义军，开始了与元军的长期对抗，面对妻子儿女都被敌军抓捕，义军伤亡惨重的残酷现实，他依然边退边打，一直坚持与元军对抗，直至叛徒出卖，被敌人抓捕。文天祥的忠义之名早已远播，忽必烈也有意招降，双方对峙四年后，文天祥依然不愿侍奉敌主，只求一死，最后慷慨就义，生命终止在47岁。高义之举不仅赢得敌对方的赞赏也深远影响后世。

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英雄更是层出不穷：西方列强依仗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国门，面对烧杀抢掠、巧取豪夺，爱国人士不惜以己肉身，与强敌拼搏。林则徐虎门销烟，被贬新疆;关天培奋勇杀敌，炮台捐躯;陈化成吴淞口殉节;邓世昌孤舰拒敌，以身殉国;谭嗣同血祭维新;杨靖宇吃着草根树皮抗击日寇;方志敏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荣献身;董存瑞舍身炸碉堡;黄继光用胸口堵住枪眼;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部队轉移，以身诱敌，战斗到弹尽粮绝选择跳崖自尽……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仁义就是牺牲小我，无数的小我铸成了民族战胜危难的强大力量，“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种以身许国的慷慨捐躯，重于泰山，深受后世敬仰，值得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时刻感恩和缅怀。

今天，我们在重要集会和严肃场合才播放的国歌，庄严肃穆的音乐背后，已经很少有人去认真品味歌词的意义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是在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无数先烈的真实行动。我为鱼肉，他为刀俎，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无数志士将自己置身险境，以肉身之躯铸造起抵抗之城，每一寸河山都是无数鲜血换取而来。艰苦卓绝的战斗和披肝沥胆的付出才赢取到大众得以安身立命的生存环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和平年代里的我们，仍需明了先辈们牺牲自我，换取和平的不易，以感恩之心珍惜今天的生活。新时期国家之间的较量已经不仅仅是武力的直接厮杀，贸易战的出现给了我们当头棒喝，和平时代里虽然不用再舍生取义，但为了国家民族的大义仍需舍弃小我的舒适圈，为国家的富强奉献一份奋斗的能量。

参考文献：

[1]屈永刚.从杀身成仁到舍生取义——孔孟生死观发展研究[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4月.

[2]高婷婷.<战国策>中“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悲歌[J].现代语文，2015年3月.

[3]张英.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看儒家生命价值观[J].理论探讨，20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