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蕾

（1.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250100）

自国家体系诞生以来，不论国际格局如何变迁，主权国家永远是国际舞台的主角。由于其在资源掌控性（特别是以军队为代表的高级政治资源）、合法性（有资格签署国际条约的合法身份）与行动能力上具有其他主体难以比拟的优越性，国家成为参与全球治理与应对国际事务的绝对主导性力量。随着各种全球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等），国家所面临的安全环境和治理诉求发生了重要改变。不同于传统的国内治理问题，这些新的全球性问题本身具有跨国界性、弥散性和治理复杂性等新的特点，单单依靠一个国家的治理努力已经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需要全社会各种行为体之间的通力合作，以求找寻到最优的问题解决途径。在此背景下，非国家行为体①笔者注：本文所提及的非国家行为体可分为三类：一是以城市为代表的次国家政府权威；二是以企业和企业联盟为代表的市场类行为体；三是以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社会行为体。对于全球治理的参与日益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相较历时8年时间才生效的《京都议定书》，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仅仅用不到1年的时间便生效通过。通过克服“自上而下”京都模式的僵化困境，巴黎模式开启了“自下而上”全球气候治理的新时代，最大程度上团结了国家之外的多利益攸关方力量，从而使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努力得以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