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彭春雨

主持：王 玉

撰稿：金焕民

美国挑起中美贸易战的目的是阻止中国经济继续崛起和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如意算盘是一方面继续从中国赚到更多的钱，另一方面又阻止中国变得更加强大。

在过去四十年，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一直将中国视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个可以产生巨大利润的机遇。这是中国能够获得西方大量投资和企业转移的根本原因。

让美国始料未及的是，在中国市场成为超级“肥羊”的同时，中国经济也成为一只雄狮。中国参与之下的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更加公平，更加接近利益共同体。

预见中美贸易摩擦走势，有两个基本观察点：一个是典型的中国企业，一个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典型的中国企业有出路，中国经济就有出路；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继续成立，中国就会继续崛起。

营销的使命是逐步在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国家层面和世界层面建立竞争优势。这也是企业进步的基本轨迹。

由中国营销的三个典型代表谈起

把中美贸易逆差作为向中国发起贸易战的理由，仅仅是美国政客的借口。中美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大众消费品上，对此美国无心也无力解决本土生产问题。美国真正关心的是对高科技的垄断地位问题。

整体上，中国营销是追随型营销。这是现状和历史所决定的。追随意味着学习、模仿，有没有出路就看能否最终建立创新能力。有了创新能力，才有可能实现赶超，否则，就会陷入“追随陷阱”，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研究中国企业的前途，最典型的研究对象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如果它们有出路，那么大众消费品企业解决创新能力就更简单。而高科技企业有三个典型：华为、联想和中兴。

中兴是典型的集成模式。就是依托全球产业链，通过性价比建立竞争优势。从某种意义上，中兴是成功的，它成为全球5G 四大供应商之一（华为、中兴、爱立信、诺基亚）。而在这个领域，没有一家美国企业。

无论是手机终端还是AI 研发，中兴存在对美国产业链上游的高依赖度，美国对中兴实施制裁，别说七年禁令，就是一年禁令，中兴也扛不住。所以，在美国的压力下，为了生存，中兴不得不接受饱含屈辱的“和解协议”。根据“和解协议”，中兴于2017年3月向美国政府支付了8.9 亿美元罚金，并且还面临3 亿美元的附加处罚。而作为认罪条件，中兴同意开除4 名高级管理人员，并对其他35 人进行处罚。

中兴是美国市场的选择，但并非美国政府的选择。想生存必须看美国政府的脸色。虽然受美国市场的欢迎，但美国政府仅凭控制上游电子技术和通信元件，就能够置中兴于死地。看来，即便中兴愿意为产业链上游的美国公司打工，只要影响力足够大，美国政府宁愿“自伤八百”，也是不允许的。中兴模式本质上是所谓的品牌战略模式（许多中国企业所认为的）：不管利润高低和竞争优势在谁手里，只要保住产能、保住市场，将来总能打造出品牌和品牌溢价。也许生产牛仔裤、运动衣的公司能够等到那一天，但从事高科技产业的中兴估计很难等到那一天。除非产业上游的美国公司愿意退出或者不得不退出，除非美国政府愿意按自由贸易原则接受中国企业。

联想是背靠中科院的高科技企业。因为走“贸工技”更现实更稳妥，成功概率更高，联想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事实上迄今为止也被证明“更稳妥”。可能由于联想兼并了IBM 的PC 业务，具有某种美国基因，美国政府迄今并未对联想痛下杀手。联想的处境和前景也许会比中兴好一些，但如果未来仍然不能在技术创新上走到世界前列，不能把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它的辉煌也只属于过去。别说美国政府出手，如果哪一天华为也想在联想核心业务上一试身手，估计联想就会压力山大。

华为是在联想、中兴模式基础上，直奔自主创新去的。因此，从战略上，华为模式本质上是赶超模式。用任正非的话说，建立不受制于人的竞争优势是其目的，赚钱是次要目的，因此，为了打造战略优势，华为不赚快钱，不赚容易钱。也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真正成为产业和国家竞争优势的中流砥柱。其实，如果我们认真归纳一下，今天具有这样特质的中国企业——从追随、追赶者到领先者，并不在少数。这些企业不仅自己有底气，它们也构成了中国的底气。

它们做的才是真正的营销，或者最高层面的营销——在企业层面、产业层面、国家层面和世界层面建立竞争优势。其他层面的营销主要集中在市场竞争层面，即争夺市场份额，而不是立足于打造最终决定企业长期发展趋势的竞争优势。

中兴事件后，当所有人都为华为捏把汗的时候，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也如期而至了。而且下手更狠，不惜拘押华为掌门人的女儿，不惜绕过贸易壁垒直接动用国家力量。

随后，最戏剧化的场景出现了。一向低调的任正非持续出现在国内、国际媒体上，声称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华为以一家公司之力，丝毫不畏惧世界上经济、科技最强大的国家，而且目前美国进退失据（莫名其妙地自己提出来给予90 天的缓冲期）的事实，也让我们只能选择相信华为真的在5G 领域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和领先且是最好的供应商，没有任何公司通过断供卡住华为的脖子，而且如果不接受华为，那么，要么推迟5G 的普及速度，要么只能接受品质更差、成本更高的产品供应（华为系列声明）。

中国制造业产值在2010年以微弱差距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但从2010年至今不到十年内，已经相当于美、日、德三国的总和。特立独行的特朗普上台之后，让中美两国分别确认了两个事实：一个是让美国政客们看到，中美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到美国无法接受的程度；一个是让中国企业看到只要持之以恒，一家民营科技企业也可以达到我们曾经认为的不可能的高度。

那么，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力，将超越双方表面上的关税博弈，最终在中国国内决出是继续走中兴模式，还是走华为模式；在国际上将最终决出是中国还是美国更值得信赖。经过美国的不懈努力，中美贸易战已经最终上升为中美两国的道路之争和国运之争。中国人想过美好生活，经济体量必须达到一定高度（否则人均财富上不去），科技创新能力必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否则产生能力和产出水平上不来）。而这，正是美国向来不允许发生的事情。

美国神话破灭了，美国权威失灵了，美国的国家战略破产了。

尴尬的美国

美国及其跨国公司全球配置产业链

由美国引领的，由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推动的，在世界范围内在众多不同行业之间组织生产，把全球都纳入一个盘根错节、分工明确的生产体系之中。这项全球化努力，不仅让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更加稳固地占据了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不仅让跨国公司生产成本更低，更有效率，同时它们的利润率大为提高，而且有效地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影响所及，甚至包括那些不为人知的小村镇。这个分工体系，在之前是存在于公司内部的，是在一个公司内部进行的生产流程，现在则是通过分解在不同的、相互依存的商业组织和地域之间，分散并统筹进行的，并由此形成全球产业供应链。

小到一个玩具，一件运动衣，先进到智能手机、5G 设备，都纳入这么一个生产体系之中。正因为如此，美国发动一个国家对一家民营企业——华为公司的全面战争，就可以让全世界看看，深入参与其中的中美，到底是中国IT 等产业全线瘫痪，还是美国那些芯片公司纷纷倒闭。

由这个体系推动的全球工业化，由于技术、装备、工艺、人力资源更有保障（发达国家转移、转让、培训），从产生之日起就是高标准、高水平进行的。比如，在20 世纪80、90年代，由这个体系支撑的“出口转内销”，在中国是质量的象征，具有品牌价值。

这场发轫于20 世纪80年代、基于全球化并把发展中国家纳入考虑的重建跨国公司生产体系的努力，与成就英国，成就美国，成就西欧，成就日本，成就亚洲四小龙，成就最终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及能量都不相同，是真正的、高水平的“世界级”行动。

第一，从意愿上，由于是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发起的，因此代表了世界先进水平。这与之前被动“照顾”发展中国家的抑制性国际经济合作是具有本质区别的。

第二，从起因上，这是“77 国集团”“南南合作”长期斗争的结果，是世贸组织发挥作用的结果。也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发挥巨大作用的结果。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次绝对充满正能量的经济合作。

第三，从范围上，它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向而行的结果，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最大规模的经济合作，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自然是广泛的、深刻的、史无前例的。

第四，从表现上，贸易走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原先发达国家“两头在外”（原料和半成品来自发展中国家，产成品输入发展中国家），现在是发展中国家“两头在外”（核心部件来自发达国家，产成品输往全球各地），贸易更加平衡，甚至部分国家之间发生了逆转，比如中美之间。

第五，一个更加明显的变化是，国际贸易更多地转变为国际市场营销。生产和销售更加统一，对需求的满足更精准，更有效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

始料未及的深远影响

全球配置产业链让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获得了战后最快、最好的发展机会，获益最大。从获利情况来看，美国企业的表现最好。十年前美国的“全球净利润份额”（在全球净利润中的比例）占25%，到2018年大幅提高到39%。今天支撑美国增长的产业，通过“腾笼换鸟”，已从制造业和零售业等实体产业，转换成知识密集型产业。2018年代表技术实力的专利及代表品牌影响力的商标权等无形资产美国已经达到4.4 万亿美元，是十年前的两倍以上。

但由此产生的相关变化和深远影响却是美国及跨国公司始料未及的，甚至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

1.美国虽然创造了硅谷奇迹、华尔街奇迹，但也遭遇了科技创新瓶颈和金融危机。在西欧、日本、亚洲四小龙和发展中国家渐进式创新追随之下，美国的科技创新并没有保持住曾经的遥遥领先，而是在很多领域失守，在更多的领域失去绝对的领先优势。使得美国陷入包括其他发达国家和技术创新能力得以释放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包围之中，这是美国百年未遇之挑战。

2.美国成功做到了产业的“腾笼换鸟”，同时也面临着制造业的空壳化。尽管能够满世界“薅羊毛”，但金融危机也让美国认识到制造业对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尽管仍然处于全球产业链的顶端，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遭遇了瓶颈，美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不再高枕无忧。

3.过去的70年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创立了一系列组织和规则，并且曾经是美国控制世界的有效工具，但美国发现领导这个世界不再得心应手：盟友们不再一呼百应，国际组织不再唯马首是瞻，新兴经济体更是要求获得应有的权力。

4.国际市场营销和竞争空前激烈，不仅超出了美国控制范围，也超出了曾经游刃有余的美国跨国公司的驾驭能力，而且美国及其跨国公司感觉越来越难以适应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呈现出“英雄迟暮”的疲惫之态。

5.要么是在国际市场竞争中铩羽而归，要么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尝到了甜头，曾经是美国国家营销“特种部队”的跨国公司，越来越不听“使唤”，更像卖国贼而不是国家利益的维护者。

6.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通过自身艰苦卓绝的努力，在工业化、科技创新和全球贸易中获得较大提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得到较大提升。

“美式”自由贸易，从来都是“自由地”到别国贸易，在美国眼里，只有美国第一和美国优先，没有什么自由贸易，没有什么市场机制，甚至把本国市场都作为干涉别国政治和干预别国经济的工具。

虽然拥有强大、超越所有国家的科技实力、金融实力和强大的跨国公司，美国仍然感觉不够安全。如果哪个国家有赶超势头，即便是盟友，也铁腕抑制；如果胆敢动摇美元地位，哪怕是盟友也决不姑息，并由此保证美国经济的绝对安全和美元的霸权地位。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大面积的崛起，让美国惴惴不安，并被美国归罪于“最烂的WTO 协议”。“（中国）本来表现平平，但加入WTO之后经济发展变成了火箭”，推翻WTO，撕毁WTO 协议，甚至成为本届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

想让世界更安全，必须树立整体安全观；想让世界经济更好，也必须树立整体发展观。美国那种想到别国挣钱，又不希望别国发展的国家营销观念，已经没有了生存土壤。

美国的尴尬在于，一个以美国优先的“全球经济顶层设计”，虽然让美国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崛起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发展，美国在全球的垄断地位，无论是从政治上，或者是从经济、科技和金融上，都受到了“威胁”。民主、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从美国控制世界的得力工具，演变为美国霸权的桎梏。

在将近150年间，美国都在凭借军事、科技、金融和贸易优势，面向全球推行自己的国家战略。冷战结束后，为了维护单一霸权，美国打着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旗号，以“救世主”姿态希望完成从霸主到共主转变。但由于所有这一切的核心目的是维护美国霸权，不仅承诺给其他国家的利益口惠而实不至，相反，四处煽风点火挑动颜色革命，却带不来和平、民主和富强，动辄诉诸武力却只是把别国炸成一片废墟，踢开WTO，怼遍各国，都是为了美国的一己之私。美国神话破灭了，美国权威失灵了，美国的国家战略破产了。

中国特色的国家营销，既是中国营销的本质特征，也是白手起家的中国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创造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

普惠天下的中国国家营销

高瞻远瞩，开放市场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被普遍接受的观念。在这种观念指引下，有关的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的原料来自国外，产品销往国外。由于税收、使用土地的优惠政策，其实，中国只是挣到一些加工收入和人工工资。即便如此，从经济特区到全国范围，从东部沿海到内陆地区，直到今天，中国仍然热情拥抱外资。从政府到民间，中国从未发生过排斥外资的现象，相反，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外商、外资是作为贵宾和贵人对待的。

尽管苏州企业贴牌生产的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是10 美元，但在中国的离岸价格却只有2 美元，中国企业最终所得只有区区0.35 美元；尽管在中国的外国投资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了70%的利润，哪怕是OEM这种“贴牌生产”，外国人拿走了92%的利润，中国只能得到8%；尽管由于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当于“国际民工”，只是跨国公司的打工者，赚一点点辛苦钱，但中国政府和人民依然不忘初心，问题自己解决，压力自己承担，虽有疑虑和争议，但仍然坦诚地对外商、外资、外国敞开国门。

龙永图，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首席谈判代表。在中国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之后，非但没有得到鲜花和赞誉，还一度被人们误解。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承担了多大压力。但中国仍然以博大的胸怀、非凡的远见和胆识，参与了这次史无前例的国际分工，将面向全球的新的生产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地承接下来，最终把中国变成分工各异、成龙配套、门类齐全的“世界的生产车间”。

卧薪尝胆，谋求发展

这个机会不是专门为中国准备的，但中国以最大的诚意、最优越的条件和最大的变革，抓住了这个战略机会。为了走到今天，中国准备了三十年，努力了四十年。

中美都是以战略见长的国家。但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因为中美持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营销观念，最终走向了两条根本不同的国家营销战略。

四十年来，面对美国的一超独霸，中国政治上韬光养晦，经济上合作共赢。中国不仅分享了全球化的机遇，同时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让世界分享到中国机遇。

1.中国构建了与全球分工紧密联系的全产业链生产体系，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成为能够对世界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充满活力的新兴经济体。

2.中国在高中端制造业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中低端制造业建立了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中国制造成为美国市场上同类产品的最佳选择：一骑绝尘“妃子”笑，知是“中国制造”来。

3.中国在特定区域建立了特定领域的产业集群，形成了大中小不同的相互关联的公司、供应商，形成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公司集群。中国正在规划建设的粤港澳大湾区，是这种成果的最集中反映。

4.中国让西方重新认识政府与公司的新角色。

中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从战略上引领（不是干预）企业的战略方向；努力创造一个支持生产率提高的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是用贸易壁垒、定价因素干预市场。中国的国家营销战略对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的每一个关键要素都或多或少地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是理解政府与竞争之间关系的最佳方式。

一家公司的许多竞争优势不再仅仅是公司内部决定的，而是来源于公司所在地域和产业集群，尤其是追随型公司。除了垄断型国有公司，中国企业能够在全球产生影响力，主要得益于产业和公司集群。中国的产业集群也正在深刻地影响着欧美日等发达国家或经济体。

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978年的1500 多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38 万亿元，既为中国企业也为外国企业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中国制造的高质量、低成本，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己之所欲，施之于人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惠及更多发展中国家，也希望在全球范围内创造新的战略机遇并与其他国家分享发展机遇。

中国熟知为什么要吸引外商投资，也熟知外商对营商环境的要求；中国既需要借助国际市场发展自己，也知道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才能受到欢迎。中国倡导并得到广泛响应的“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正是这种基于中国经验和中国的国家营销观念。这也是中国向世界贡献的、独一无二的“中国创造”。

对世界进步和经济发展没有做出巨大贡献或者这种贡献不能持续，就成为不了世界第一，即便成为世界第一，也不会长久。而且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纯依靠军事优势、穷兵黩武成为或维持世界第一。

以经济实力、科技优势和用跨国公司征战全球，谋取超额利益，再加上军事威慑、强权政治，共同确保美国优先、美国第一，这是美国的国家营销观念。

和平共处，优势互补，共同创造和分享发展机遇，共创人类命运共同体，大国应该对世界经济和弱小国家发展提供更多帮助，承担更多责任，这是中国的国家营销观念。

美国的错误在于，仍然一厢情愿地认为：世界是可以由一国控制的，一个国家是可以通过控制世界谋取更多财富和保证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

香港亚洲时报网站5月14日发表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戈德曼的文章《华盛顿玩大富翁，北京下围棋》称，近期美股下跌反映出美国的脆弱性，最大输家是美国芯片设计公司。中国应对贸易战将指向在关键科技领域争取领先地位。他指出特朗普希望再现美国主宰世界制造业的旧日时光，他的谈判策略让人想起大富翁游戏——玩家试图在游戏中赚取租金。中国则在玩古老的战略游戏——围棋，其目标是获得技术领先。意欲向全世界收取“租金”，这正是美国一切行动的目的，也是其战略被动的根源。

跨越国别市场的国际市场营销首先是国家营销，然后才是企业营销。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缘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体系，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则缘于引领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和最强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缘于引领现代企业制度创新，以及由此孕育出的，为数众多、征战全球、卓越的跨国公司。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工业总产值和出口世界第一），则是基于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与全球分享中国机遇，基于全方位的、整体上的渐进式创新。

中国营销首先是国家营销，然后才是企业营销。中国特色的国家营销，既是中国营销的本质特征，也是白手起家的中国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创造经济奇迹的根本原因。它使得国家营销观念，极有可能超越“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成为第五种营销观念，即生产观念、产品观念、市场营销观念和国家营销观念。“社会市场营销观念”之所以理论上成立，实践上却行不通，原因是单个企业根本无力实践这种理念，只有国家才具备这个实力。

从市场营销观念到国家营销观念的演变，意味着一个国家不仅要谋取自身的战略发展机遇，而且必须将国家战略发展机遇转变为企业的战略性市场营销机会；意味着面对全球化，一个国家不仅仅关注国际市场，在国际经济合作中必须追求双赢和多赢。

跨国公司整体上正式进入了惯例式营销的轨道，营销和企业的平庸化几乎成为美国公司的通病。

美国公司走下神坛还是创造经典？

寄希望于美国走出霸权思维，与中国相向而行，是不切实际的。如果说美国抱着“零和”思维全方位围堵中国，抑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可以理解，都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它公然反对全球化、自由贸易，公然蔑视国际组织，公然恣意凌霸主权国家的行为，已经是与全世界为敌。

事实上，特朗普并非是美国基本国策的异类，抑制中国崛起是美国各种政治势力的最大公约数。特朗普特别之处仅仅在于他是美国政治精英的一个异类。因此，面对中美贸易战，更具风向标价值的是美国公司的选择和走向，而不是美国政府如何抉择。

这并不是说将中美走出贸易战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公司，而是通过观察美国公司的选择和走向，判断美国这个经济、科技最发达的国家，全球营销最先进的国家，是否会加速没落。

如果美国公司，尤其是与中国市场关系密切的公司对美国政府唯命是从，那么，即将破灭的将不仅仅是美国神话，也包括美国公司的神话。

美国发起贸易战，一方面是逼迫美国公司把生产基地从国外回迁，另一方面是抑制中国科技进步。其手段之恶劣不仅包括动用国家力量针对一家中国民营科技公司，甚至包括拘押中国民营科技公司的女性高管。连美国经济学家戴维·戈德曼都认为，华为显然是5G 领域的领头羊，美国一直试图哄骗和威胁其盟友将华为拒之门外。欧洲大陆都无视了美国的要求，这是自越南战争结束以来美国外交遭受的最大羞辱。

在进入中国市场的过程中，美国企业基于市场经济原则和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自主进行了技术转让及产业转移。一方面，它们是为自身新技术研发应用腾出空间和要素资源；另一方面，也间接分担了自身的研发成本，延长了依靠旧技术获取利润的时间。更具吸引力的是，它们通过技术转让和产业转移，在世界最大、最具价值、最具发展潜力、产业配套最完善、基础设施最好的市场布局生产体系，与投资其他国家市场相比，本身就挣到了超额和高额利润，这是市场规律使然，是双赢多赢之必然。这也充分反映了美国公司灵敏的营销嗅觉、深刻的市场洞察和战略远见。诸如微软、英特尔、高通、宝洁、通用电气、朗讯这样的公司通过技术转让与许可获得可观回报，是技术合作与营销中国市场的最大受益者。

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总投资大约在3000 亿美元，中美贸易争端之下，四分之三的在华美企受到了高关税带来的消极影响。它们将如何渡过这次危机？是对自己的政府唯命是从，还是能够再次拿出令我们敬佩的经典营销案例？

与美国经济在全球化和新兴经济体考验下暴露出致命缺陷一样，美国跨国公司的营销也暴露出严重问题。

首先，在西欧和日韩企业竞争下，已经丢失了一个又一个优势产业。让美国制造业受到战略挤压的并非中国，以至于与中国打贸易战的美国，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农业国。既然美国企业愿意做汉堡，愿意炸鸡翅、鸡腿，愿意做运动衣、运动鞋、运动帽，这说明只要有利可图，美国企业也是什么都愿意做的。所以被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其他国家拿走了许多产业，以至于美国制造业一定程度上呈现空壳化，那么，就说明面对水平大致相当的竞争者，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是存在问题的。从国外配套，到主体外迁或者纯粹贴牌，美国制造业的空壳化难以逆转。通过关税逼迫出口到美国建厂，也有违比较优势、竞争优势的基本逻辑。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高质量、低成本是关键，美国不具备这个条件。另外，出口美国都影响美国安全，到美国办企业达到一定规模（整体规模和单个规模）岂不更影响美国安全。

其次，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是美国公司征战全球的“杀手锏”，但除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美国在传统产业领域里的持续创新，也是存在问题的，须知创新有极限，高处不胜寒。否则，一个华为公司何以让美国如此兴师动众？美国嘴里喊着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实际上，真正让它坐卧不安、寝食难安的却是中国渐进式形成的全方位、整体上的创新能力。在应用科技创新领域，美国正在丧失优势，恐怕这也很难逆转。

美国公司对市场（顾客）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掐尖”营销，即只服务于高端顾客。这也是跨国公司的通病，在全球范围内把高端顾客揽入囊中，无视本国顾客和全球绝大多数顾客的消费已经理性、已经更倾向平价消费。中国大妈到美国买买买，并非冲着高端商品去的，反而是因为美国更便宜。这让美国公司的营销模式、赢利模式都面临考验。

营销力自然是征战全球市场的杀手锏，但销售力则是同样重要的短兵相接的“战力”。“让销售成为多余”，在美国公司和其他跨国公司那里，更多地表现为“让销售人员成为多余”。这种情形，在跨国公司与新兴经济体全球竞争中，恐怕会继续吃亏。

对中国影响至深的，排在首位的并非经典营销理论、管理理论和跨国公司经验，而是那些大师级的企业家。美国的是卡耐基、艾柯卡、韦尔奇、小沃森、乔布斯、盖茨等，日本的是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等。惯例式营销和决策，也许能够保证企业更有效率，但难以保证企业卓越，只有企业家式营销和决策，才是最好的保证。而跨国公司整体上正式进入了惯例式营销的轨道，营销和企业的平庸化几乎成为美国公司的通病。美国独一无二的世界地位，长达数十年居高临下的竞争优势和经营风格，事实上掩盖了美国公司潜在的问题。

据报道，波音公司4月份的订单为零。波音公司的“失误”是在空客的竞争压力下发生的，这是个偶然现象还是一个必然现象？在与西欧和日本的全球竞争中，美国已经丢掉了汽车工业，是否会继续丢掉民用航空工业？

营销是一个复杂的、战略性的系统工程，哪怕是重要到无以复加程度的技术创新和领先，也难以保证一个公司的绝对优秀。技术创新能力低于美国的德国和日本，就是通过优质工艺、工匠精神和高品质，赢得了超越美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傲慢与偏见也许是政客的谋生之道，但绝不是企业和企业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

“伟大的”美国政府已经荒腔走板、首鼠两端，且看伟大的美国公司如何表现。它们是促使美国政府迷途知返的最后屏障。

最后，由于美国发动贸易战最根本的目的是抑制中国科技进步、经济超越和国际影响力，中美之间从贸易摩擦发展到贸易战是不可避免的，在最终决出胜负之前，边谈边打会成为常态。决定贸易战胜负的，不是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多少关税，不是中国对美出口降低多少，而是国际社会的人心向背。

美国有能力组织起来阵容足够强大的同盟吗？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努力能够顺利推进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