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全伟

周恩来在长期的工作生活中，始终践行严于律己的行为规范。他清廉当头，公私分明，从不搞特权。他虽身居高位数十年，然而丝毫不影响他近乎严苛的自律自省。

坚持公私分明

周恩来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坐公车办私事要自交车费。”如果司机忘了记账交费就会受到严厉批评。有一次，周恩来要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从西花厅乘车，先到北京饭店刮脸。他再三提醒司机要记账交费：“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北京饭店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了。”周恩来凡是看戏、到公园散步、到饭店理发、到医院看病以及私人访友时用车，都坚持自费。他经常提醒司机：“这段路交费了没有？”到了一定时间。周恩来还要一笔一笔地核查。每月发工资的时候，周恩来必定要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看到确实扣除了才放心。

周恩来有时在家里请一些知名人士、演员、运动员或老战友吃饭，从不让公家报销。他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讲，要严格遵守国家制度和各项规定，不要因为我是总理，就不认真执行。每月自家的房租、水电费交了没有，拿回家的自费药交钱没有，他都要过问。

在西花厅园子里，有一个水池。这个水池年久失修，—直不能蓄水。园子里的花工是个勤快人，便利用这块地方种上了菜，并把地边、墙角边都合理地利用上，种上了老玉米、豆角等。有一天。卫士摘来了花工种的豆角。周恩来发现后，马上问：“给钱了没有？”卫士听到周恩来的问话很纳闷：这菜都是自己人种的，还要给钱？往哪儿交钱呢？于是，卫士想也没想便回答说：“没给钱，都是自己人。”周恩来摇了摇头，说：“这样不对，用公家的地、公家的水种的东西，就得按数量付钱，一部分给机关，一部分给花工。”西花厅的园子里有一棵梨樹，年年梨子成熟后，周恩来都要工作人员一个不少地交给公家。周恩来坚持公私分明，真是一点都不含糊。

1963年2月，在无锡视察期间，周恩来到蠡园参观。他问陪同的市委负责同志：“买过门票没有？”那位负责人根本没有在意此事，也没有买票。周恩来却十分认真，马上让同去参观的人停下，郑重其事地——查点人数，当场购票。

不论是接待外宾还是送给外宾的礼品，凡是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宴请或赠送的，他都坚持自己付钱。

1964年初秋，正是南方蜜橘收获的季节，外交部礼宾司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说要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橘。礼宾司建议以周恩来个人的名义签字赠送，这样更亲切些。周恩来说：“这个主意好，就这么办。既然以我个人名义送，一切费用由我本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礼宾司的同志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们认为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还是以周恩来个人名义向外宾送东西，都应由公家报销，因此没有考虑费用问题。蜜橘并不贵，但航运费比较贵。周恩来的秘书说：“总理的银行存折上目前只有400元，尽量省着些用吧！”后来，礼宾司的同志想办法，把蜜橘托人顺便带到了柬埔寨。对于此事，礼宾司的同志心里很不平静，他们说：“我们出的这个主意给总理添麻烦了。周总理真是世界上少有的清廉总理，公与私的界限是那样分明！”

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周恩来等作陪。送走外宾后，考虑到几天来随行人员十分辛苦，周恩来就吩咐秘书说：“今天中午，我请大家到楼外楼去吃便饭。”饭后，周恩来叫秘书去结账。省里同志出来阻拦说：“不必总理付了，由我们地方报销吧！”周恩来听了后说：“今天我请大家，当然由我付钱！”楼外楼经理知道周恩来的脾气，若不收钱他会生气的，就收了10元钱。谁知周恩来不同意，说：“这么多菜，10元钱怎么够呢？一定要按牌价收足。”经理和厨师商量了一下，又收了5元钱。不料，周恩来还是不答应，认真地说：“不够的，谁请客吃饭谁付钱。总理请客吃饭，也要和一般顾客一样付钱嘛！”楼外_楼经理没办法，只好又收了5元钱。这样共收了20元钱。周恩来走后一个小时，机场给楼外楼经理打来了电话，说周恩来hZ机前留T10元钱，补付中午的饭费。楼外楼经理和职工们商量了一天，只能按周恩来的吩咐去做，当即把当天午餐的饭菜，按照牌价单子细算了一天，总共19.5元，和普通顾客—样结了账，并给周恩来写了份详细报告，附匕清单和多余的10.5元，寄给了总理办公室。

从不私收礼物

周恩来从不私收礼物，有关团体、组织、个人送给他的礼物一律退回;不能退的，就付款，然后交有关部门处理。

1961年春节前夕，周恩来家乡淮安县的人民，为了表达对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敬意，分两次给他们送来了一些土特产。第一次，送的是藕粉、莲子、几件小工艺品。因是县委托人捎到北京的，不便退回。周恩来收下后，即委托办公室写信批评淮安县委。信中明确指出：在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送礼的情况下，你们这样做是不好的。并附寄了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准请客送礼和停止新建招待所的通知》，让他们仔细研究并严格执行，同时寄给淮安县委100元钱，大大超过了淮安县委所送实物的价格。第二次，淮安县委送了点茶馓，是县委书记到北京开会时带来的。周恩来坚决不收，委托办公室的同志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又送给淮安县委一份中共中央关于不许请客送礼的文件。他还亲自用铅笔在文件匕批示：请江苏省委、淮阴地委、淮安县委认真阅读一下，坚决照中央文件精神办！

1970年1月，邓颖超陪外宾到延安。回北京时，当地的同志托邓颖超带上一点小米给周恩来吃。考虑到托邓颖超多带小米不大可能，最后决定只捎2斤。当地的负责同志把2斤小米装在一个小布袋里，交给邓颖超，说：“总理爱吃延安的小米，请你带一点回去……”没等这位同志说完，邓颖超笑着说：“延安的小米，恩来同志见了一定很高兴。吃上延安的小米，就像回了一趟家。”她的一席话，说得大家都愉快地笑了起来。接着，邓颖超又说：“不过粮票和钱你们得收下。我们党有规定，不送礼。要不我带回去恩来同志要批评我的。”就这样，邓颖超留下了粮票和钱，带走了2斤小米。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陪同外宾在洛阳参观龙门石窟时，见到北魏时期的龙门二十品拓本。周恩来爱不释手，便问：“多少钱一套？”“500元。”负责销售的服务员回答。周恩来扭头问身旁的秘书带了多少钱？秘书面露难色，轻声说带的不多。周恩来又问了几个同志，都说带得不够。大家凑了一下，也没有凑够。于是秘书向周恩来建议：“是否回北京后汇钱来，请他们寄一份……”周恩来赶紧摆手制止秘书再往下说：“不行，那样做，他们就不收钱了”周恩来的举动让旁边的一位洛阳市委领导看见了，他心想总理喜欢石窟的拓片，这可是洛阳的骄傲，偌大的一个古都给总理送一套拓片都送不起？也太寒碜了吧！于是，他便向周恩来提出：我们送一套！周恩来马上警觉地望着这位领导，口气非常严肃地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讲！国家的财产怎么能送人！”周恩来对拓片看了又看，最终还是因为没有凑足500元而依依不舍地离去。

外出从严要求自己

周恩来外出轻车简行，反对前呼后拥，从不提额外要求。

1956年5月，周恩来到太原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考察。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首次到太原。到达太原前，省里接到电话通知，说周恩来只允许接待人员去机场接，不许省委领导去接。省委再三研究后，还是决定由省委第一书记和主管工业的书记二人坐一辆车去接。周恩来走下飞机后，见到他俩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接到电话通知没有？即使只是两个省委领导，也不应该来。”周恩来离开时，山西省委作出决定，改变了预定省委常委都去送行的计划。

1958年，周恩来有一次去江西南昌。出发前，周恩来办公室给江西省有关部门打了电话，不让当地干部到机场迎接。可是飞机落地后，周恩来发现窗外来迎接他的党政军领导排成了长队，大小车有四五十辆。他很不满，对卫士说：“你们不是跟他们打过招呼了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来呀？”飞机停稳后，周恩来仍坐在那里不肯起身，显然有些生气。过了一会儿，他走出舱外，站在舷梯上对前来迎接他的人说：“同志们，我这次来是专门让秘书打了电话的，可你们还是这样做。大家都有工作嘛，各有各的事嘛，大家都很忙，没有必要嘛。大家都回去吧，给我留下一辆车就可以了。”来迎接的人们，听到这番恳切而严肃的批评，全都赶紧散开，各自坐车回去了。机场只剩下省委几个领导以及两三辆汽车，周恩来这才走下飞机。周恩来就是这样，他无论去哪里，都不准迎送，谁若不听招呼，他就动真格的。当时，在场的人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1958年7月，周恩来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工作，只带了3名工作人員同行，乘坐的是一辆普通的吉普车。到达县委后，周恩来向县委领导同志表示：“我是来新会工作的，是来学习的，不需要接待。”他反复强调，我们上面工作的人要到下面来，要像你们一样到乡里去，到社里去，到街道去。不要给我特殊照顾，我是你们中间的人，都是普通劳动者，要平等相待，要创造这个风气。他这样说，也坚持这样做。他在新会县的6天，—直住在县委书记的卧室兼办公室，不去住新建的县委招待所。县委书记的卧室兼办公室陈设十分简陋，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旧办公桌和几张普通的木椅子。周恩来叮嘱县委领导同志说：要朴素，不要同群众的生活有距离。我来后不要搞迎送，不要前呼后拥，不要请客，否则会妨碍自己接近群众，不容易了解真实的情况。

周恩来外出，不但不准地方迎送，对于住处也从不搞特殊，不喜欢住高级宾馆，他常说：“随便找个地方住好了。”

有一年，周恩来因病需要手术治疗'党中央、毛泽东批准他到上海就医。到上海后，他住在锦江饭店的中楼。住了一些日子，周恩来发现这栋楼除了他和邓颖超外，没有别人住，就向饭店的同志说：“单独为我们烧暖气，开电梯，是浪费国家的财物。”他提出要搬到北楼和其他旅客一起住。饭店的同志解释说：“总理有病，需要安静的环境。”同时，饭店还考虑到周恩来的安全，所以仍然要求他们住在中楼。但是周恩来坚持搬到了北楼。周恩来病愈回京前，还按价自己出钱付了几百元住宿费。

1952年12月，周恩来为接收中长铁路的事情来到黑龙江哈尔滨，到达的当天就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结束时，已是夜里12点。当地领导给他安排了高级宾馆，他不去。他说：“我不住宾馆，太冷清了，见不到人。我随便找个旅馆好了。”说完，他乘车前往哈尔滨喇嘛台南边，看到一个旅馆，便找上门去。当时，旅馆经理不在，同行的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找到一名服务员，临时找了一个房间让周恩来住了下来。在这里，周恩来和群众一道在餐厅就餐，同他们聊家常，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和有关社会情况。

1955年，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回国时路过西安，中共陕西省委安排他住在过去高桂滋的公馆里。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要去住旅馆。工作人员劝他说：“已经安排了，就住下吧，旅馆太乱。”周恩来说：“我不怕乱，就怕寂寞冷清。”工作人员说：“住旅馆，安全保卫工作不好做。”周恩来严肃地说：“不要把我同人民群众分隔开，那不是保卫，是伤害，伤害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党是靠人民群众才有了今天的。”结果，他住到了西安大厦，同大家在一个餐厅里就餐，吃一样的饭菜。

有一天，周恩来突然来到某部队机关。部队负责人想让他到条件好点的办公室去休息一下，但是周恩来说：“随便找个地方好了。”说着走进了一个会议室。那里只有一个乒乓球台子、几把椅子和一张供值班人员休息的单人床。周恩来的随行人员说：“你们值班人员休息的那张单人床给总理休息就可以了，总理经常都是这样休息的。”

拒修西花厅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首选的落脚地是香山。周恩来作为党的副主席，日理万机，有时一天内甚至要不止一次地往返香山与城区之间，这样奔波既劳累又浪费时间。根据当时北平市市长叶剑英的建议，周恩来、林伯渠等几位领导人率先住进了中南海。周恩来最早是同林伯渠一起住在丰泽园。过了—假时间，毛泽东经过大家再三做工作，同意住进中南海，周恩来就把自己原来居住的里院让了出来，先搬到中院的正房，再搬到外院的东厢，最后搬到西花厅，以此作为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位于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本是清末为末代皇帝溥仪之父、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修建的摄政王府西花园，因为园内一处主要建筑叫西花厅，所以后来人们就统称这里叫西花厅。当时，王府西花园还没建好，清王朝就垮台了。后来，北洋政府的国务院、国民党北平特别市政府都曾设置在这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西花厅院内早已是_片破败。周恩来的卫士韩福裕回忆说：周恩来住进西花厅后，有关工作人员曾打算把院内整修一下。周恩来知道后，立即给予制止说：“我们国家刚刚从废墟中站起来，底子薄，要花钱的地方很多，我这里能住就行了。”结果，工作人员只对房屋做了堵漏和简单粉刷之后，周恩来就住了进去，这一住就是26年。

西花厅是北京的老式建筑：上边是老式筒瓦覆盖，地面是老式方砖铺地。西花厅后院的几间旧式平房，便成了周恩来的办公室。这几间老式平房由于年久失修，柱子上的油漆早已斑驳脱落。屋里光线很暗，地面潮湿，每当严冬来临时，肆虐的寒风就会钻过窗户的缝隙，长驱直入，工作人员只得用旧报纸裱糊以挡风御寒。看到这种情况，作为主管行政生活和警卫工作的秘书们心里很不安。有关部门几次要给周恩来修房，均遭到他的拒绝。周恩来说，这个居住条件比延安的窑洞强多了。

《人民日报》原记者金凤回忆，1958年夏天，她采写了一条重要新-闻，送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过后说：“这个消息是否发表，还得回去请示毛主席。你和我一起到中南海去，在我办公室等着。”到达中南海不久，天空乌云密布，雷声隆隆，紧接着就下起了滂沱大雨。金凤正在总理秘书办公室等着去向毛主席请示的周恩来，忽然听到滴滴答答的滴水声。她抬头一看，原来是陈旧的屋顶漏雨了。秘书赶快找了一个旧脸盆，放在有裂缝的砖地上接雨水。又找了一个旧脸盆，直奔总理办公室去了。一会儿，秘书空着手从总理办公室走出来，金凤忙问：“总理办公室也漏雨吗？”秘书点点头。她吃了一惊，如果不是耳闻目睹，谁能相信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还身居漏屋呢？

不久，金凤从一个党报记者的责任出发，向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件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和中央警卫局派人查看后，打报告请求尽快整修一下西花厅，以改善周恩来总理的工作环境。然而，没有周恩来的允许，谁也修不了，事情就又被拖了下来。周恩来的秘书也为维修房子的事着急，想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说。正巧，1959年底到1960年初，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双双去外地视察，离开北京前后长达一个多月，这给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个“抢修”西花厅的机会。1959年12月26日，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等领导批准，工作^员对周恩来的办公室和卧室进行了上面堵漏和内部粉刷，撤换了一些旧的沙发、地毯和窗帘，挖去了地面方砖，铺上了水泥地，办公室和卧室还铺上了木地板。最后，工作人员还打算把西花厅的大院门也整修一下，想在上边架上拱形过顶，使之与中南海内的其他建筑相协调，也更方便于安全保卫工作。不料，刚刚砌好大门的两个墙垛，周恩来便回到了北京。他立即找来主管西花厅事务的何谦秘书，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并明确表示，必须换回原来的沙发、地毯和窗帘，否则他决不回西花厅居住。然后，他就让司机驱车钓鱼台，找了个临时住地。这样，已经砌好门垛、还未来得及砌拱顶的西花厅院门只好停止施工。

陈毅得知此事后，信心十足地去说服周恩来，但陈毅没把周恩来劝回家，反而被周恩来拉着带到了国务院办公会议上。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恩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没做到。

周恩来不仅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而且在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匕也讲，到后来几乎逢会就讲，就做检讨。国务院的干部几乎全知道周恩来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周恩来说：“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做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很好奇，他们以为总理办公室的何谦等人把西花厅修成了什么不得了的宫殿，纷纷前去参观。参观之后好奇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书记的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为自己营建“安乐窝”？

1960年3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把秘书何谦叫到身边，抓住他的手，在手背上轻轻拍了几下，诚恳而深情地说：“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嘛。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进去住吧，你们心不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呐，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何谦眼含热泪静静地听着周恩来的这番肺腑之言，心里充满了敬佩和自责。稍停，周恩来又注视着何谦说：“我的存折上还有多少存款？”“你们的那点工资，除了每月的正常开支，还要负担一些亲属和烈士子女的书、学费，每月都已不剩什么。”何谦知道周恩来想自己开销修房款，就据实相告。“你看，我赔又赔不起，真是没有办法啊！”说着，周恩来无奈地长长叹了一口气。最后，他对何谦说：“何谦同志，你们在我这里工作，一定要了解我。我住得好点，吃得好点，穿得好点，别人不会有意见。但我不能那样做，因为我是国家总理。我带一个好头，可以影响大批党员干部，如果我带一个坏头也会影响一大片。”

听完总理的话，自责的何谦等只好将西花厅新换和添置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復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澡盆没有拆。因为这两样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何谦在向周恩来汇报时，一旁的陈毅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周恩来被逗笑了至此，他才重新搬回西花厅。

此后，周恩来一直住在西花厅，房间再也没有大修过。西花厅有养鱼池、水榭，但是周恩来怕浪费，生前没有让放过水，也就没有鱼虫水草和莲藕，常年千涸着。周恩来去世后，日本代表团访华要参观他的住宅，胡耀邦才让把房子重新整修了—下，养鱼池也才放上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