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南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毛泽东既未留苏学习过，也未赴苏拜访过斯大林，与共产国际交集不多，对共产国际所知有限。然而，出于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却较为了解，并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中国苏区内受到排挤时，对毛泽东另眼相看。

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

1930年5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或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谈到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他显然已经意识到，中国革命照搬俄国革命的一切可能走不通，毛泽东和朱德依靠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办法也许能够为中共夺取政权创造条件。

斯大林曾向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提出：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斯大林这样说，实际上是用一种间接的方式，肯定毛泽东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开始公开肯定毛泽东式的革命道路，态度鲜明地要求中共迅速将其主要干部和整个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去。

1930年秋天，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从莫斯科回国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的有关指示，毛泽东得以顺理成章地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后，王明宗派主义集团把持了中央。这时，根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在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按照惯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应该担任未来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席。向忠发考虑自己不在苏区，而在上海秘密状态下工作，并且很少可能前往瑞金，因此主动提议由创立这一根据地并担任根据地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来任政府主席。

谁担任政府主席，这是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中共中央把总书记的这一提议先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继而又转报到莫斯科，很快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连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都不是的毛泽东，一跃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最高领袖。在注重形式和名分的莫斯科看来，毛泽东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的了。

毛泽东虽然担任了政府主席，但仍旧兼任红军总政委，坚持随军行动并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指挥军队作战方面。然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相当一部分领导人受莫斯科原则指示的影响，习惯于按政治教条看待军事作战的方针，很快与毛泽东避敌锋芒的游击防御战术思想发生了意见分歧。

1932年秋天，在国民党大举“围剿”期间，毛泽东坚决反对采取“进攻路线”，由此发生了毛泽东与中共苏区中央局多数人的激烈争论。这一争论延续到博古等人来到中央苏区。博古等多数人·致提议取消毛泽东的军权，由周恩来接任红军总政委一职。

想不到，这一情况报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再报到莫斯科以后，无论是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还是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都一致反对。可以推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是会站在博古一边的。当共产国际站在毛泽东一边的时候，王明转而请求苏共中央给予指示。本来，苏联共产党也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但事实上，共产国际是苏联共产党为主创立的，领导权掌握在苏共中央手里，连经费也是苏联给的，因而苏共中央反而成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

王明将发生在中国中央苏区的争论上报苏共中央后，苏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专门研究了中国中央苏区面临的形势，尽管他们也认为毛泽东的“纯粹防御路线是不对的”，但他们明确认为不应该将毛泽东从前线召回，并取消其军权。莫斯科随后发给上海转往中共苏区中央局的电报明确指出：毛泽东在指挥作战上有丰富经验，召回毛泽东不仅可能会“造成我们队伍的分裂”，而且會直接影响反“围剿”战争的有效指挥。

可惜，莫斯科的裁决来得太迟了。

本来在根据地握有实权的毛泽东，党、军、政三权依次被削，逐渐成了“光杆司令”。没想到，共产国际于1933年3月致电中共中央，特别提醒博古等人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不要走得太远，强调“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和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博古等人在共产国际这一态度的影响下，也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改变对毛泽东的“冷淡态度”。

1933年底，由于在苏区建设尤其是查田运动中中共临时中央与毛泽东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冲突，毛泽东再度称病告假。博古等人竟然想出了一个让毛泽东离开中央苏区到莫斯科去的主意，美其名日让他到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去养病。

博古等人没有料到，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相继在中央苏区召开。按照中共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最初的想法，他希望借这两次会议把毛泽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两职一并取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博古提交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酝酿名单中已没有毛泽东的名字，但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审定之后，否定了博古的意见。由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领导人最后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不仅继续得以留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而且被异乎寻常地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

结果，博古故意不通知毛泽东参加在苏区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却又不得不把毛泽东选为仅有的9名政治局正式委员之一。

高度评价毛泽东的讲话稿

博古想取消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使毛泽东成了正式委员，他因此憋了一肚子气，后悔不该事先请示共产国际。

不久，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几个月后，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才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只是收到了大会开幕典礼的有关资料和毛泽东以上一届主席名义做的报告与结论两个讲话稿。此时，莫斯科对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对毛泽东是什么态度一清二楚，但他们接到毛泽东这两个讲话稿以后，无一例外地给予了高度评价。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立即指示有关部门将其翻译成多种语言，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

8月3日，在给中共中央的密信中，王明说：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和结论，除了个别地方有和中共五中全会同样的措辞的缺点外，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文件！我们与国际的同志都一致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地反映出中国苏维埃的成绩和中国共产党的进步c同时认为。这个报告的内容也充分反映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上的丰富经验。这个报告的中文单行本不日即将出版（其中欠妥的词句已稍加编辑上的纠正），其他俄、德、英、法、日本、高丽、蒙古、西班牙、波兰、印度等十几个国家的译本也正在进行译印。中文本印刷得极漂亮。”

9月16日，王明再一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告知莫斯科不仅印制了毛泽东的报告，而且还为毛泽东出版了著作单行本。信中说：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中文已经出版，绸制封面，金字标题，道林纸，非常美观，任何中国的书局，没有这样美观的书。与这些报告同时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我们这里只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个小小的文集，题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装潢与报告是一样的。这些书籍，对于宣传中国的苏维埃运动，有极大的作用。”

莫斯科不出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的文集，不出王明的文集，却别出心裁地出毛泽东的文集，意图已非常明显。

事实上，随着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日益成为中共生存发展和战胜国民党的首要条件之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越来越重视毛泽东的作用和影响。而中共临时中央压制毛泽东的种种做法，莫斯科并不认同。

共产国际七大选毛泽东为执行委员

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以焦虑的心情密切关注着中国红军的长征态势。

1935年7月1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中国红军的英勇西征》一文，赞扬“红军主力部队在朱德同志和毛泽东同志的率领下实施卓越的机动行动”，粉碎蒋介石军队的6个师，使蒋介石“又一次尝到了惨败的苦果”。文章还说。“毛泽东率领的中国红军主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会合，使得“中国红军所承担的主要军事政治任务已经完成”，“英勇军队的联合力量正在四川根据地开展一个新的战线”。

同年，在共产国际七大开幕前，莫斯科编辑出版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前的共产国际》一书。书中详细介绍了共产国际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央苏区红军和游击队的活动情况，明确指出：“这些部队一直处于正确的、强有力的共产党领导核心的指挥之—下。这个核心的领导人是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贺龙等同志，他们都是年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富有才干和自我牺牲精神的战士，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7月25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在各国共产党代表向大会致贺词时，第一个取得发言权的是大会主席团成员滕代远，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的代表向大会致辞。他的发言稿由中共代表团拟定并事先经过了共产国际的批准。

滕代远在大会上说：“我们对共产国际中有像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毛泽东、拉科西、市川正一这样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骄傲，他们在一切情况下都高举共产主义的伟大旗帜，并且保护和捍卫它，在列宁斯大林所创建的共产国际旗帜下，领导群众走向胜利。”

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时，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系已经中断。在莫斯科的人还不知道中共中央于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被补入政治局常委，开始进入党的领导核心。但是，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的名字却破天荒地排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成为与这两位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杰出的领导人并列的唯一一位中共领导人。这说明，“此时，在共产国际七大上，毛泽东显然已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領袖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评价如此之高，远远超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其他任何一位领导人。

7月29日上午，在讨论皮克的报告时，中共代表滕代远又以中国苏区代表的身份向大会发言。当会议主席宣布中国苏区代表发言时，代表们全体起立，发出了热烈的欢呼：“万岁！”“好极了！”欢呼声持续了几分钟之久，全体代表唱起了《国际歌》。这说明各国共产党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怀有深切的敬意。

滕代远的发言题目是《七年来的中国苏维埃》。第二天，《真理报》对滕代远的发言做了报道，说滕代远的发言叙述了英勇的中国红军的天才领袖朱德、毛泽东、贺龙、徐向前、彭德怀等同志的“美妙故事”。

在苏联《真理报》报道滕代远发言、赞颂毛泽东等人的当天下午，中国共产党的另一名代表康生在大会发言中，也高度赞扬了“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中国苏区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8月7日晚，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就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向大会发言。他在发言中说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战斗中，锻炼出了成千上万忠于革命事业的战士，培植出了许多忠勇善战和智勇双全的干部，这些干部不仅不怕困难，而且善于克服困难。在这些战士当中，有这样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如毛泽东、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张闻天、博古等同志”。

值得注意的是，王明在这里把毛泽东远远地排列在曾经拥有党内实际领导地位的博古之前，并把毛泽东排在第一位，称之为“党内领袖”，这说明王明不得不按照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的调子来看待毛泽东，承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毛泽东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执行委员，成为46名正式委员之一。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而且是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也是在共产国际不了解遵义会议的情况，以为毛泽东仍然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9名委员之一的情况下，对他作出的安排。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正式批准了这一安排。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七大这样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盛会上给予毛泽东如此殊荣，这表明，共产国际鉴于毛泽东在中国中央苏区的巨大威望和许多正确主张，已开始重视毛泽东的领导作用，并开始考虑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问题。

称赞毛泽东为“中国劳苦大众的领导者”

共产国际七大刚刚闭幕，陈云和潘汉年就到达了莫斯科，使共产国际得以了解遵义会议的情况。1935年秋，陈云在莫斯科用廉臣的笔名写了《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于1936年初发表在中国共产党在巴黎主办的《全民月刊》上，并于同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陈云在书中假托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高度赞扬了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红军的西征行动，称赞“毛泽东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和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认同是同步的。遵义会议后，苏联和共产国际不断加大对毛泽东的宣传力度，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共产国际了解到遵义会议的情况后不久，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报刊上，就出现了一个宣传毛泽东的高潮。

1935年12月13日，蘇联《真理报》发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一文。

接着，1935年12月的《共产国际》（俄文版）第33、34期合刊，1936年1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1、2期合刊，1936年2月的《共产国际》（英文版）“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领导人”专栏，分别以《勤劳的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中国劳苦大众的领导者》《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为题，介绍了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并高度评价了毛泽东。

这些文章的内容大体相似，虽然有的地方失实，但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的革命活动。文章用不少篇幅介绍了毛泽东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介绍了毛泽东创建红军前开展的革命活动，说他“是最早认识到陈独秀投降主义政策必败并公开揭露其错误立场的人之一”;叙述了毛泽东亲手创建江西第一个苏维埃根据地、亲率红军作战、建立苏区、培养红军骨干、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事迹。

文章高度评价毛泽东，说他是“一位感情炽热的演说家”“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不知疲倦的鼓动家和组织家”“伟大的革命家”“中国红军的第一位指挥员和党代表”，说他是最早创建苏区和红军的具有“非凡才能”，具有“丰富的军事和政治经验”的人，在党、红军和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文章最后指出：“具有钢铁一般的意志、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毅力、令人吃惊的大无畏精神、卓越的革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的天才，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具有的优秀品质。”

1936年74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了纪念活动。《共产国际》杂志开辟“中国共产党成立15周年纪念”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王明的《为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陈潭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李光的《井冈山的回忆》、陈云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苏维埃和红军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等。这些文章都空前地称赞了毛泽东。

从以上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用尽最好的话语来称颂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苏区、中国红军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赞扬他的光辉业绩。不仅如此，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开办的中共党史陈列馆中，也只允许悬挂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而其他在世中共领导人的照片，都不允许挂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