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晚月光很亮，真的没有雾霾。关上室内的灯，外面的一切看得更清楚，但我不想清楚。

我越来越觉得上头的沉重。我从七楼下降到一楼的门卫室有些时日了。同事们眼里的嘲讽和不解渐渐暗淡下去。他们永远也不知其中的原因，他们身处险境浑然不觉，还自得其乐呢。我每天都从门房和门厅间的小窗户看到人们将一箱箱一包包的档案往楼上搬，双腿就不由自主地颤抖。

事实上每本档案都携带着巨大的隐秘，它们带上去的每一粒微尘都会成长为各种蛹虫，这些蛹虫将霉变的纸张当食粮，会迅速长大，这又成倍增加了七楼的重量。每念及此，我都会惶恐不安。

作为档案管理员，不会有谁比我更了解档案。我原本如此热爱这项工作，后来却千方百计从七楼下降到一楼，从一个有头有脸的岗位退缩到无关紧要的门卫，他们谁也不知道最初的原因。

我和对象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我的母说，这娃看上去白净秀气，通情达理，各方面都行，可父母是外地人，不知根基有沒有问题。根基是对狐臭的讳称，是本地每个家族的大忌。我说妈你放心肯定没问题，心里同时笑了几声。事实上对象浑身上下，里里外外我早已涉猎无数探索无禁区了。我的母仍用手在鼻尖扇了扇，我没看见有什么蚊蝇侵扰。这事会隔代遗传的，她坚定说道。我把这事和同事说了，同事哼了声，卖鞋老婆赤脚走，守着个档案，查族谱嘛，祖宗十八代全能查到。

我想，既然隔代遗传，说不准自己还有根基问题呢？何不先自查一下，如果自己有，查不查对象的十八代祖宗就没有必要了。我觉得正义的热血简直沸腾了，我觉得我好像进入了某种大境界，类似于正人先正己之类古语所言。

那时，档案馆还在机关后面的平房，当我食指指甲下的索引里出现我的父的名的那一刻，无限细小的泛着霉味的尘埃从鼻孔钻入了胸腔，好在它们还没来得及长成蛹虫，我只是剧烈地咳嗽了几声。

我的父的档案里，有许多泛黄草纸上写的检查。因为很长且琐碎，我只能简要描述。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骡马驮着战地银行向大山深处转移。我的父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先将一锭手握大小的元宝从麻袋中取出揣入怀中，后又觉得性质太严重，就改换了一块银圆。事实上后来上面并没有搜身，那块银圆和发放的几块大洋混在一起，也就无法识别了。我的父写道：如果是元宝，定会被人揭发，后果不堪设想。

看完这段，无限细小的泛着霉味的尘埃已让我气紧。接下来我又看到写在竖道信纸上的另一份检查。我的父那时应该管后勤，或者专管采购。他太着力于描述事情的经过了，事实上忽略了对自己身份的介绍，或者因为是给上级写的，上级自然知道他的身份，他无需介绍，这也是很有可能的。有次部队打了个小胜仗，上级一高兴就要吃猪头肉。采购的二斤猪头肉，我的父在路上假借品尝的名义，吃了拳头大小一块。对此，我的父深深懊悔，他写道：事实上有指甲大小一块就足以品尝生熟和甜咸了，我实在尝得太过分了，体积太大了，乃至上级说怎么没一点咸味？我都回忆不起当时品尝后究竟咸不咸。这类事情真是险象环生，另一次打酒几乎出了人命。我的父凡事都喜欢亲口尝一尝，他应该是一个负责的人，一个认真的人。给上级打的酒尝得酒平面严重下降，我的父怕上级看出端倪就掺了一部分尿，又致使酒的浓烈程度也大幅下降。那次是招待一个投诚的头目，那家伙是酒里泡出来的，一喝就吐了，这什么猫尿？上级忍了忍咽了，这脸面丢大了，追问我的父这是哪个奸商干的，拨枪嚷道，给老子抓来毙了。我的父急中生智，报告上级，可能错打下黄酒了？上级和头目头碰头看看碗里的颜色，都说怪不得呢。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感到无限细小的泛着霉味的尘埃已逐渐长大了，它们纷纷从肺壁辗转转移到了肠胃，我一阵恶心，哇一声吐了。

呕吐惊动了一个女人照片从副卷里滑了出来。我从地上捡起那张照片，转过层层叠叠的档案柜，在窗户光线明亮处仔细端详。这个剪发头，脸面清秀的女人无论如何也和后来成为我的母的圆脸不能重叠。副卷里有这个女人的证明材料，其中一段写道：那天晚上他叫我去他办公室汇报思想，我打开笔记本刚念了三五句，他就拉灭了灯，让我背靠墙站好。由于我个子低这一客观条件，他不便于操作，所谓有力使不上，且可能不舒服，就用脚勾过门后的陶瓷脸盆，又踩住盒沿将脸盆翻了过来，盆沿落地的瞬间，用脚尖垫于其下，这样就几乎毫无声响了。只是盆沿落地，他用力挑起我，脚将脸盆往我脚下拖动时，才发出一丝尖锐的细响，但不足以让外面的人听到。陶瓷脸盆垫于我脚下，我的整个身体全部上移，一切都恰如其分刚刚好。他一手用力勾起我的一条腿，他后来说这叫鬼子挎洋刀，再后来我那条腿就到他的肩上了，他后来说这叫山汉半扛犁。我的身体在墙上像黑板擦一样一起一落，可能是单脚站立，加重了单位面积的承受力，亦或是那个陶瓷脸盆年代过于久远，总之，关键时刻，那个陶瓷脸盆啪一声塌了下去，还伴随着铁皮撕心裂肺的尖叫。隔壁的老林和小英冲了进来，我才想起汇报思想也应该将门插上的。这材料一气呵成，中间没有任何省略号方框和此处略去多少字等标注，但任何君子样的人都会小肚根火烧火燎，反正我当时就是这种状态。我没有恶心也没有呕吐，肺壁和肠胃上那些无限细微的泛着霉味的尘埃已长成的蛹虫，竟踪迹全无了，这真是奇怪得很。

我的父下放到这个小县城，是不是和这些事有关？究竟是银圆？酒肉？还是女人？或者是这些事加起来形成了共同的原因。我想，凡好东西都会坏掉。我的父讲，他的手下都当厅长局长了，言外之意，他应该在厅长局长之上。每当此时，其他的都不一定想到，但总会想到那个不争气的陶瓷脸盆，伴随着撕心裂肺的尖叫。也怪我的父，你垫什么不好，非垫个脸盆，脸盆是洗脸用的，你用它垫脚，它不丢你的脸面才怪呢？

根基也真不是个东西，我的母如没这说法我怎么会想到自查，怎么会去查我的父呢？我没查到任何有关根基的信息，却查出了我的父的这么多隐私。好在那时我和對象已水深火热，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否则，我可能还会查对象的祖宗十八代，和对象的关系还真的需要考虑考虑。

发现我的父的隐私对我的影响是无比巨大的。每当我看到我的父与我的母有点亲昵举动或暧昧眼神，陶瓷脸盆撕心裂肺的尖叫就会在我的脑海里骤然响起。有一次，妻子因为我白衬衫领口的红印向我的父哭诉。我的父点着我的眼睛，年轻人，要注意操守，一个红印印固然说明不了什么，但离警戒线已不远了。我没有像从前那样心存敬畏，油然而生敬意。我的父的形象不再伟大光荣，他语录似的言语也不再无比正确了。我的父不再是一座山，顶多也就一个小土丘，比坟头大不了多少。

更严重的后果是我不能用陶瓷脸盆洗脸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我，满面尘灰烟火色又十指黑。我的妻三夜连审，我终于说出了档案那些事。她三天没说话，第四天给我买了个木质脸盆，我才与她人面桃花相映红了。但这毕竟是表面现象，难以去除心头痼疾。我后来发展到不能床上操持，而靠墙我的妻又不愿配合，我说垫木盆，我的妻顺手扇了我一耳光。我后来做梦不外乎两个场景，一个是岳飞枪挑小梁王，而落马之人却是剪发头，脸面清秀，另一个是红孩儿脚踏风火轮猛追，落马之人脚踏的竟是陶瓷脸盆，撕心裂肺尖叫。

有那么好几年，我抑郁，我的妻也郁闷，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夜夜无战事，天天平安夜。人好好的，为什么要有档案呢？如果没有档案，我就不会发现我的父的隐私，就不会毁掉我的父的名，至少不会毁在我的名下。如果没有我的母根基问题的提出，我就不会查我的父的档案。如果有根基问题，也有档案，又有谁能查到狐臭呢？事实上查到的最有可能是隐私。我相信了同事，足见人心何其险恶。反过来想，这又怨得着同事吗？我们为什么不能割断个人过去的历史，一切向前看，轻松迈大步呢？

有一天半夜，月光也很亮，我的妻尖叫一声，猛烈地从床上坐成直角，那不是你爸。也是，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了，为什么说那一定是我的父，也可能是别人的父，我才不相信籍贯年龄工作简历那些事呢。什么不能伪造，什么不能篡改？我又不是没看见，我又不是不知道。干部年轻化，年龄就改小了，老中青三结合就又改大了。8刮掉一半就年轻了8岁，1加个拐拐就大了3岁。橡皮能擦，刀刀能刮，还用消字灵呢，不光数字，文字都能一段一段消了。前些年有人见馆长，走时包包就不鼓了，近些年见馆长，包包进来什么样，走时还是什么样，双方都在使用四大发明之一的成果进行交换。此外，我的经验证明：一般情形下，人们更注意收集问题和错误，更关注其中的隐私和男女作风，他们所要修改或抽取的更多的是这方面的材料，涂改个年龄之类事实上算不了什么。

我不该违背职业操守，说这些与我的妻惊醒之后无关的事情。事实上最想说的是，我的妻的惊醒也提醒我千万别冤枉了我的父，我试图相信档案中的那个人不一定非得是我的父，他更有可能也是别人的父，只是他们没有根基问题，也不愿自查自纠。这样一想，后来我就顶多郁闷一下，而我的妻基本上就正常了。我欣喜地看到，她开始喜欢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了，我也没再生发让我的妻靠墙站的念头。

我想尽一切办法想调离档案馆，事实上还和我后来整理别人的档案有关。比如某个人一本正经地谈道德和三观，而我记起他档案中某些证明材料和更严重的处分，就不由自主地大笑，他们转过身去或者我转过身去，他们就会说这人疯了。更可笑的是一个人可怜兮兮地说，我这一辈子除了从给老婆的工资和补助中克扣十几块私房钱身无分文，而档案中有调查材料做证，该人曾给情人买过一辆QQ小汽车。我实在听不下去，就在饭桌上哈哈大笑，他们都说我醉了醉了。

所有这些都让我对周围的人和事产生质疑。他说的话是真诚的吗？他做某件事的动机真的那么高尚吗？他的笑是发自内心的吗？档案像照妖镜一样让每个人都现出了原形。我总觉得他们在表演，在虚构，在掩饰。由人及物，推而广之，我对阳光和月光下的事物也不再敢相信，我常常盯着太阳和月亮问，这所有的一切是真的吗？我甚而至于对阳光的温暖和月光的明净也不愿赞美了。后来雾霾那么多，印证了我的怀疑是正确的。

我握着的这只手，过去曾经那样厚实有力，而现在却如此僵硬，肉皮多皱，密布黑豆大小的老年斑，像餐桌上旧桌布包着几块吃剩的骨头。这哪是人的手，分明更像高压锅里的鸡爪嘛。我握着我的父这只已分不清是人手还是鸡爪的手，等待他临终的遗言。看得出我的父想从仰卧改成侧卧，但努力的结果是，上下身纹丝未动，只是头轻微向我倾斜了一点点。我看见我的父斜过来的眼珠，带动了几颗老泪艰难的顺着眼角皱纹向下滚动着，试图越过阡陌纵横的脸面。晚年他是那样爱惜这张脸面，因为太爱惜了，它包裹住了自己的过去。很长时期，我觉得我的父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洁身自好的人，是一个正人君子的人，像屈原歌颂的橘子，像周敦颐热爱的莲花。那一刻，我觉得我的父和酒肉美色和陶瓷脸盆一概无关，怎么能把档案当成小说去读呢？有件事……窝在心里……多年了，你……我的父拼尽全身气力，以蚊蝇般的低鸣，说了一句极不完整的话，头一歪就过去了。经过沿途消耗，仅剩的最后一颗老泪顺势像珍珠一样滚到了耳边，消失在枕巾里了。我和我的妻当时并不明白那颗珍珠般的眼泪所表达的意义，当我们从枕头下找到那封信的时候，才知道那颗珍珠般的眼泪事实在指引某种方向。

這是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上红色的长形方框已不再鲜红，因年代久远看上去像血液凝结成了黑色。长形方框里有三个字，字迹也已泛黑，但崔永思三个字还能辨识。我和我的妻共同确认这是我的父的笔迹。信封里有七张蓝方格信纸，第一页抬头写道：崔永思同志：下又另起一行，写道：这件事一直让我良心不得安宁，我必须向您和您的家人道歉，表达我深深的自责和忏悔。这仅仅是一封信的开头，从信纸的准备，这封信应该有七页的长度，或者更长。

在档案中，我沿着我的父的足迹迅速步入了他的后半生，他曾做过一个叫石墙村的工作队长。在全县教师花名册上还真有个人叫崔永思的人，工作所在地就在石墙村小学。崔永思的档案无法找到，我和我的妻只好试着去村里找这个人。我知道有些事情档案是不予记载的，而我的父忏悔的对象和发生地无时不在发生改变，事情确实紧急万分。

我和我的妻在山脚下找到的石墙是一个搬迁新村，房屋院落整整齐齐，沿路巷新栽的杨树光秃秃的，还没长出枝杈。找到生产队长，问崔永思的名，生产队长摆摆手，早死了，一脸无所谓的样子。问崔永思还有什么亲人，生产队长说还有一个傻儿，死活不往新村搬。我的妻问崔永思怎么死的，生产队长不耐烦地说，死就死了，还能咋死。我说了我的父的名，生产队长说，我才三十来岁，哪知道过去的事。生产队长带我们见了几个年老的长者，都耳背眼花，说过去工作队走马灯似的，实在记不起了。其中有一位老人，过去在村里当过干部，严重塌陷的两腮鼓了几鼓，似乎想说点什么，他的老伴拢了拢灰白的头发，扯了扯他袖口，他的两腮就又塌陷了回去，两人一股风似的消失在街门里了。剪发头，我像梦中惊醒一般，也扯了扯我的妻的袖口。我的妻也想起来什么似的，但又很快摇摇头，不可能不可能，天下剪发头的人多着呢。我还想说这老女人也面容清秀，我的妻说，你真神经了啊。我听到门闩扭动的声音，门杠顶门的声音。我的妻说，他们咋就这么不记事呢，真的全忘了还是不想说？

生产队长领我们沿着一条废弃的山间小道行走，一路无话。翻越最后一个小山包时，大概耐不住静悄悄的冷清了，就说，我只记得工作队在我们村留下了一个故事。说晚上工作队在饲养处给全体社员读报，读了好长一段时间了，周围还是静悄悄的，正准备表扬一下社员的觉悟，抬头一看只剩了一男一女两个人。提马灯的男人说，怕你看不见，要不我也早溜了。工作队问女的，你咋不走，女的说等你屁股下的板凳呢。生产队长啊呀一声，说笑死了笑死了，村里还留下一句顺口溜，贵贵读报静悄悄，你要找的那个人要是贵贵哇就好了，这个工作队员总算叫人记住了。他用手背擦了下眼，笑死了笑死了，仍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的妻追向贵贵的下落，生产队长说谁知道呢。

爬上山包，已到下午。山上风紧，帽子几次被掀起。村庄的全部都在眼下了，除了三五户房舍较为完整外，大部分房舍已没有完整的屋顶，横七竖八的椽檩斜插在荒草里。几只乌鸦混杂在一群麻雀里，在村中一株大槐树的枯枝上被寒风吹得站不住，一起向深蓝的天空中飞走。脚下有一溜墨黑滚圆的羊粪蛋混杂在灰黄破碎的羊粪面面里，顺着这点仅存的希望，我们找到了一个井台和石水槽，石水槽中还没完全冻结的水上漂满羊粪和草芥。突起的石砌井台周边有一层薄冰，我手托在井沿上，井中的水面明镜似的映出了我的脸，我将井沿上几颗墨黑完整的羊粪蛋扔向水中，我的脸面一下乱了。我想，我的父的脸面和崔永思的脸面是不是也被这口井中明镜似的水面映出过？我的父究竟要向崔永思忏悔什么？他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井里破碎水面又渐渐恢复成明镜时，我似乎看到了我的父的脸面和崔永思的脸面。

远处传来几声羊的叫声，循声而去，生产队长领我们来到一个院子。院门大开，生产队长一进院就喊，红红叔你出来。十几只羊受了惊吓全缩在南房檐下，两只小羊从大羊的肚子下钻过，大羊们将小羊紧紧围拢。满院都是羊粪，羊臊气浓烈扑鼻。这应该还算是个比较完整的院落，只是门窗大多败坏，唯有正房的那间还有几块玻璃。脏兮兮的玻璃后有一个模糊的头影，几个手指头在玻璃上划了几根横道道，露出了两只眼睛。生产队长拉开风门，一股酸臭的气味涌了出来。生产队长把家门向里推开，又将风门向外大展开，臭死了臭死了，他示意我们向后站，等这气味走走再进屋。红红叔，有人看你来了。红红袖手坐在炕沿上，袖口油黑发亮。他目光呆滞昏暗，只看了我们一眼，就躲开了，嘴角一丝亮晶晶的涎水流了下来。我的妻走近他问，你姓崔？你爹叫崔永思？红红抬起眼皮看了一眼生产队长，生产队长点点头，他也跟着点点头。生产队长脸对我们说，就这毬样，三棍打不出个响屁。又扭头对着红红说，今天跟我们下山吧！红红摇了摇头，涎水又流了下来。我看见躺柜上面的墙上有一大一小两个木质相框，大相框里有十几张大小不一的相片，小相框里是单人照，生产队长指着小相框，这就是崔永思。我从墙上摘下相框，用手擦去上面的浮尘，星星点点的蝇屎后面，露出了一张年青的面容，三七分头，眉宇间英气逼人。我的指尖在相框背后的木板上，隐隐觉出有点弹性，稍一发力，木板压下去又反弹了回来。我将生产队长拉过来说这里面有东西，生产队长按了按也说是有东西。他用指甲抠开钉在木框四周的小钉子，揭开木板，里面方方正正对折着一叠稿纸，展开第一页赫然竖写着“申诉书”三个大字，下方写着申诉人：崔永思。

我和我的妻将我的父的刚开头的忏悔书和崔永思的漫长的申诉书并列在桌面上，我算不清它们之间的岁月年轮，但它们的相遇应该能解开这尘封多年的秘密。按照崔永思申诉书中提供的线索，我从平反的档案中找到了很多的旁证材料，事情的前因后果开始水落石出，关键节点的场景逐渐恢复。那些夜晚，这两封信和档案提供的各种信息，唤醒了我肺壁和肠胃早已成型的蛹虫，它们不断幻化出黑色的小蛾，飞满了房间。

饲养处工作队的会议从傍晚一直开到了天明。按照上级下达的“地富反坏右”指标，石墙村确定了地主一名，王义安尽管房屋和土地早分给贫雇农了，但过去全村仅有的18亩水地，他家就占了14亩，还不说曾拥有两处四合院，铁板钉钉，一致通过。剩的四亩水地，分别由王二仁和王三仁占有，他们农忙时雇用过短工，两个富农指标非这兄弟倆莫属，铁板钉钉，一致通过。赵礼安散布贵贵读报静悄悄谣言，严重诋毁大好形势，反革命就他了，一致通过。王智信站在他家房上看到了妇联主任蹲茅坑，说人家没毛是白虎星，诬蔑革命干部耍流氓。王信勇放羊偷撕羊毛给老婆打毛衣，盗窃集体财产，此二人定为坏分子，入情入理，一致通过。令工作队和大队干部头痛的是，数过来数过去，全村连个高中生也没有，右派总得有点文化才成，学历这一栏填个高小初中，分明够不上右派的格。

天已大亮了，大队干部陪着工作队到一家农户吃派饭。那会儿，巨大的太阳干净利落，它强有力的光芒照射在井台上。崔永思挑着水向工作队和大队干部走来，临近众人时，他将扁担换了下肩，不小心将水溅在了我的父的鞋上。大队干部李封骂了声你眼瞎了，崔永思也不示弱，你们不看我担着水，也不让让，真是有眼无珠。李封小时候在炕上耍锥子，不小心扎坏了眼。崔永思这话有意无意间说到了李封的心病，李封扑上去一推，两桶水都翻了，泥水溅了众人一身。村干部和工作队全体本来就心情不好，众人围住崔永思一顿拳打脚踢。我的父几次才喝住众人，崔永思早鼻青脸肿了。据材料上讲，谁也记不起究竟是谁说了句，这家伙不就是个右派吗？众人一想，指责革命干部有眼无珠，用语何其毒也！一了解，崔永思是师范生，刚分配到村当老师，在这个明亮的早晨，他就这样自投罗网了。一张右派登记表递到了我的父的面前。会议上我的父只问了句这合适吗？众人都说合适合适，这下我们村的各项指标都可胜利完成了。我的父在登记表上签了自己的名。接下来的斗争大会上，“地富反坏右”各种反动势力终于凑齐，纸糊的高帽子在戏台上整整齐齐排了一长排。

白天还不要紧，晚上一闭眼，黑色的小飞蛾飞着飞着就全变成了白色的纸糊的高帽子，每顶帽子黑色的文字上打着猩红的长长的叉。我和我的父每人也戴了一顶，和“地富反坏右”站在了一起，队伍拉得很长很长。原以为这帽子是纸糊的，不会太重，一戴到头上却越来越重。我看见崔永思额头和鬓间有多条红色的蚯蚓正向下爬，摘下他的帽子一看，他这顶里面是用钢条焊接成的，钢条间连接的地方，布满突起的焊渣。有材料证明，这顶铁帽子是李封专门到铁木社定制的。

今晚的月光很亮，真的没有雾霾，可我不敢看外面的世界。我越来越害怕，漫漫长夜里，我总梦到崔永思一头扎进了井里，惊醒后溅起的水花变成了我的一头冷汗。我的父伸出鸡爪似的手，对着月亮呐喊，我要忏悔！我的父伸出鸡爪似的手，掐住我的喉咙，你要替我忏悔！我问，你为什么自己不忏悔？我的父答，我已死了，我来不及了，我是个懦夫，我是个鬼。我拿出我的父的刚开头的忏悔书，月光倾泻其上，我觉得我有这样的责任。恍惚间，我觉得自己正在变成我的父，他的过去，他的档案也正在变成了我的过去，我的档案。我正在等待，等待真正变成我的父的那一刻，我会毫不犹豫奋笔疾书完成这封忏悔书。写好后我会连同崔永思的申诉书一起放到我的父的档案里。

我反复计算从门卫到楼门的步数和时间，结论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更便捷方式应该选择跳窗，这才是我千方百计从七楼下降到一楼的真正原因。我曾多次打报告调离，馆长总是褪下小臂上蓝色的套袖在手心甩打，无限细微的泛着霉味的尘埃在窗户斜切过来的光块里飞舞成长，我强烈咳嗽，用咳嗽和鼻炎共同构筑起有力的理由。馆长推我出门时，我赶紧补充说，要不让我登记目录，哪怕门卫值班也行。门关上后，我听到他自言自语，这人真的疯了。最近，我越来越密集地听到他们这样说我，其实我自己心里明白得很。

跳窗最大的障碍是护窗，事实上我已拧开了固定护窗的大部分螺帽，只有上面两颗还虚挂着，一旦有情况，我会箭步上前，跳窗而逃。但我后来改主意了，我觉得好多事情还没弄清楚。我的父从外面掀开护窗从窗台上跳了下来，拍了拍鸡爪似的手上的尘土，嘴不停地张开合上，却没有丝毫的声音。

【作者简介】刘勇，山西原平市人。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出版小说散文集《野兽身上的斑纹》《鸟鸣唤醒的色彩》。多篇作品发表于《散文》《山西文学》《黄河》等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