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钧生，镇江人，祖籍扬州，曾就读于镇江穆源小学和省镇中，196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航空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及国家级、部级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多项。出版《光学工具技术》《英汉光学术语释义词典》《镇江沦陷记》及《风雨人生路——嵇直纪实传奇》等专著。在《瞭望》《中华读书报》《博览全书》《炎黄春秋》等多家主流报刊发表各类文章百余篇。

在 风景秀丽的江南，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 处，有一座历史古城，著名的金、焦、北固三山名胜古迹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京沪铁路由此通过，发达的水陆交通又使她成为大江南北、长江中下游的一个商业重地。民国时期，她是江苏省省会，因此也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这个城市就是镇江。

八十多年前的抗战前夕，在镇江繁华的西门大街上，有一家“镇江书店”。书店三开间门面，宽敞明亮，书的品种很多，新文艺书更是琳琅满目。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书自不必说，其它如现代、良友、新中国、开明及文化等出版单位的新书也是应有尽有。一些成套图书如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小型文库”，良友图书公司的“文学丛书”“良友文库”，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文化生活丛刊”，也多有陈列，吸引了许多读者。

在众多的读者当中，有一位小学生是这里的常客。他只有十三四岁，个子虽小，却聪颖清秀。每天放学路过，他总要到这里来转转。小学生没有多少钱，过年节省下的压岁钱、开学时节省的文具费以及每天早饭省下的两个铜板，只够每周买一期韬奋先生编的《大众生活》和《生活星期刊》，远远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了。渴求知识的少年便把这里当成图书馆，每天放学后就站在书店的书架前，看完一本又一本，像张天翼的《蜜蜂》《团圆》，茅盾的《春蚕》，巴金的《砂丁》《电椅》，施蛰存的《上元镫》《梅雨之夕》，穆时英的《南北极》等书，以及巴金译的《俄罗斯童话》《门槛》，都是站在这里看完的。丰富的文学乳汁滋养了这位少年，小小年纪就在报刊上发表《春曲》《梦》《旅人之心》等许多篇颇显文学才华的散文。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位名叫范用的少年，当时镇江穆源小学的小学生，后来会成为三联书店总经理、海内外知名的出版家。

少年的勤学精神感动了书店的一位名叫贾福康的店员。贾先生长范用六七岁，当时约20岁出头。他不但不赶走白看书的范用，还常常给范用介绍好书，讨论文学艺术，谈学校生活以及当时的国难大事，他们成了忘年交。

不久贾先生到国货公司文具部当店员，那里也兼卖杂志，于是范用也跟了去，如饥似渴地阅读《光明》、《中流》、《读书》半月刊、《生活知识》等杂志。

1936年夏，范用小学毕业后考上了江苏省镇江中学，但不久日寇对镇江狂轰滥炸，他的母校穆源小学以及镇江中学全被炸成了废墟。学上不成了，他在柴炭巷的家在又一次轰炸中烧毁。1936年10月底，外婆便给他八块大洋，让他独自一人登上西去的江轮。就这样，他带着国恨家仇，走上了逃难之路。幸運的是，当他沦落汉口时，结识了后来成为我国出版界著名人物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的黄洛峰、赵子诚等一群革命青年。从此，15岁的范用在这些大哥哥们的带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开始了他一辈子从事的图书出版发行事业。

不想，在武汉范用又巧遇逃难来的贾先生。范用便将贾先生引荐给黄洛峰经理，于是贾先生也到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只是不久贾先生报考了抗战工作干部训练团军校，离开了汉口。从此两人天各一方，奔波动荡，失去了联系。

时间飞快流逝，一晃半个世纪过去，到了1992年4月，诗人戴天从香港给范用打电话，问是不是认识一位姓贾的镇江老乡？原来诗人在台北《联合报》副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提到了京城出版家范用“范老板”，贾先生正好看到，便向副刊主编痖玄先生打听：“文中所指范用是否尚存？是否知其下落？”并说“本人与他过去有很深厚的感情”。从此50多年前一个小学生和一个青年店员因书结成的情缘又因文而续了。贾先生在给范用的信中说：“忆昔约为1934年前后，我们相识于镇江书店，每周六，你必来买《生活周刊》，那时你在我印象之中，是个好学深思的清秀少年。我也不过二十二三岁。”当他们终于在北京见面时，都已是子孙满堂的耄耋老人了。他们十分珍视他们青少年时代结下的书缘，他们都有着丰富复杂的人生经历，真是有说不完的话。

原来，贾先生在受训后，被分配到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周恩来）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军报科政治部，以后被派到西北办报，一直从事新闻事业，1949年去台湾后教书，早已退休。

1997年4月，范用应邀到有80多年历史的母校镇江穆源小学访问，笔者陪同前往，贾先生也正好回到镇江。我亲见了两位老友跨越半个多世纪，重新在故乡相逢再续书缘情的热情场面。彼时他们都早已退休，但仍在努力为社会作贡献。范用仍然关注于他一生从事的出版事业，经常发表一些美文，并出版文集。几十年来，他一直从事为别人做嫁衣裳的出版发行工作，只有在退休后，他才有时间进行笔耕，把他的童年故事、人生心得以及新中国出版界的许多轶事娓娓动听地告诉读者。而贾先生作为一位回民，更多地致力于宗教文化的研究，出版多部专著，并发表了多篇关于家乡镇江的伊斯兰宗教历史的著作。他还团结海外的宗教界人士，关注家乡的宗教文化事业，多次回故乡访问。

范用生前不止一次对我说，他上省镇中只有两个月就弃学逃难了，所以他的最高学历是小学。但是由于他在镇江穆源小学受到了老师的良好教育，又遇上像贾先生那样爱书人的帮助和鼓励，致使他终于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和出版大家。如今两位老人都已仙逝多年，每当我回忆起他们深有教育意义的图书情缘故事，都会深受感动，并期盼我们都能从中受到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