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永志　贾珅

【摘 要】以中低收入經济体为样本重新核算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主要源于人均资本存量的差异，因此资本深化是发展中国家增长的重要动力。后发国家在中低收入阶段面临储蓄能力低、基础工业发展不足、企业盈利能力弱等难题，在中高收入阶段还会面临技术发展路径依赖导致增长动力结构难以适时转换的问题。从增长动力结构看，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是依靠内部积累实现资本深化、采取了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工业化战略、重视企业发展和竞争力提升、重视自主科技研发能力的发展。未来，要在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率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资本深化，推动基础产业与制高点产业协调发展，进一步优化市场主体结构、加快培育领先企业，补足基础研究短板，着力推动源头创新。

【关键词】 发展核算；增长动力；中国经验

Absrtact： With the low-middle-income economies as samples， it was found through recalculation that differences in labor productiv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mainly lies in the differences in capital stock per capita， and therefore， capital deepening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growth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rowth dynamics structure， the main experie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is achieving the capital deepening through internal accumulation， adopting an 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conducive to long-term development，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enterprise development and competitiveness improvement，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dependen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apabilities.

Keywords： Development Calculation； Growth Dynamics； Chinese Experience当前，中国发展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成功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变化，关键是要在科学认识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和深刻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实施正确的战略和政策。

一、通过发展核算审视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动力结构

从长期看，一国人均收入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则主要受劳均物质资本拥有量、劳均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TFP）三类要素的影响。发展经济学采用“发展核算”方法分析各类生产要素的差异对劳动生产率国别差异的影响。发展核算的经典结论是，劳动生产率的国别差异主要由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导致。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琼斯以2010年数据所做的测算显示，劳动生产率的国别差异约有70%要归结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国别差异，而劳均物质资本、劳均人力资本差异的影响合计只有30%。

传统发展核算是把所有收入水平的经济体放在一起分析比较，这存在严重缺陷。因为不同生产要素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随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把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放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会产生偏误。根据我们的重新测算，如果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为样本进行发展核算，这些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差异有75%左右要归结于人均资本存量的差异。从图1也可以直观地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劳均资本存量方面与美国的差距比全要素生产率更大。

这一观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中低收入阶段要加快增长，重点是要加快资本深化，这与二战后的全球发展经验是高度一致的。利用宾州大学世界表数据可以计算1961-2010年全球70个经济体的不同生产要素年均增速及其与经济增速的相关性。其中，物质资本存量年均增速、劳均人力资本年均增速、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的总体均值分别为4.5%、0.9%、0.6%，与GDP增速的相关性分别为0.8、0.64、0.3。从国别经验来看，最近50年全球经济增速最快的中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的物质资本存量、劳均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平均分别达到8.3%、1.2%、1.2%，分别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3.8、0.3、0.6个百分点。这些经验说明，物质资本存量的高速增长是支撑成功追赶型后发经济体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表1）。

二、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看后发国家面临的增长难题

二战之后，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后发国家要实现资本深化，普遍面临着储蓄水平低、基础工业能力不足、企业竞争力不强等因素的制约。部分后发国家依靠吸收外资、扶持重工业等措施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则又面临科技发展自主性不强、增长动力难以及时转换的问题。

（一）低收入制约储蓄能力，资本深化缺乏支撑

从增长动力结构看，低收入经济体加快追赶的核心任务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需要国民储蓄支撑，但必要消费的存在导致处于低收入水平的经济体储蓄率普遍较低。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将除中国以外自1960年开始有人均GDP统计数据的90个经济体，按照1960年人均GDP水平分为6组，统计各组经济体在1960-2010年期间的10年平均储蓄率。可以发现，国民储蓄率与人均收入呈现十分显著的正相关（表2）。

低储蓄率造成资本积累速度慢，又会对长期增长形成制约，导致经济体陷入“低收入→低积累→低投资→低生产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当中。例如，非洲国家布隆迪1960-2010年平均储蓄率接近于0，在这50年中始终处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理论上，中低收入经济体可以通过外部融资来解决工业化资本不足的问题，但在现实当中依靠外部融资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例子非常少见。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如果以股权形式融资，就必然要让渡经济主权，这样即使实现了发展，增长红利也不归属于国民。如果依靠举债投资，就会导致宏观金融风险增加。债权的特点是喜欢“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一旦债务国经济出现不利苗头，外部资金就会快速流出，极易引发债务危机和长期衰退，这是一些非洲国家、拉美国家落入发展陷阱的重要原因（图2）。

（二）基础工业发展不足，资本品依赖进口推升工业化成本

在物质层面，资本深化主要通过资本品的投入来实现，资本品的生产依靠重工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通常更多集中在初级产品和轻工业上面，基础工业发展不足会大幅度推高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成本，使经济发展必需的能源、通讯、交通基础设施等条件难以满足，导致其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难以发挥。1972年非洲出口38吨剑麻或者7吨棉花的外汇收入可够进口1辆卡车，到1980年则需要出口138吨剑麻或者28吨棉花才能换回1辆卡车。

部分东亚经济体能够实现成功追赶，也不是简单地依靠“比较优势”。20世纪60、70年代，韩国从美国、日本进口了大量质优价廉的资本品来推动其工业化。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韩国在1960-1980年的平均储蓄率仅为16.1%，但资本形成率高达24.4%。韩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能够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廉价资本品，是由特定历史、政治条件决定的特殊情况，这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三）企业竞争力不强，制约盈利能力和资本积累

企业是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载体。相比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产能规模、技术水平、管理能力等方面通常都存在着明显劣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后发企业难以盈利，资本积累也会受到影响。2010年，按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上中等收入、下中等收入、低收入经济体中评分最高的分别是马来西亚、格鲁吉亚、尼泊尔，其营商环境在183个受评估经济体中分别排在第20、第24、第86位。但是三个经济体此前10年的资本存量增速在各自收入组别中分别排在（46个经济体中的）第19、（38个经济体中的）第34、（29个经济体中的）第9位。市场便利并未给这些国家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创造明顯优势。（表3）

（四）技术发展容易陷入路径依赖，增长动力结构难以适时转换

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的规律约束下，资本深化要不断推进，必须实现持续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变革。后发国家通常依靠引进吸收来获取新技术，但如果不适时推动科技自主发展，在一定阶段后就会面临技术被“卡脖子”的危险。前苏联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后发国家，前苏联把引进吸收欧美国家先进技术作为技术发展的捷径。利用欧美国家在20世纪发生的几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前苏联以较低的代价获得了大量先进设备和技术。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出台了《出口管理与控制法》，对西方的高科技出口开始严格管理，利用随后的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美国进一步禁止西方向苏联出口高技术，包括之前已经限制的军事技术和进一步扩大的计算机、电子、光纤、半导体等民用技术。苏联从外部引进新技术的通道基本被切断，基础技术自主创新能力短时间难以发展起来，这是导致前苏联经济增长在20世纪80年代大幅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从增长动力结构认识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一）重视储蓄，坚持以内部积累为主实现资本深化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极低的收入水平下，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控制消费、提高储蓄，支撑了物质资本的快速增长。1960-1978年，中国平均储蓄率达到31.5%，相比同期低收入经济体10.7%的平均储蓄率高出20.8个百分点。1956-1978年中国物质资本存量年均增长6.5%，在同时期有统计的71个经济体当中分别排在第13位。改革开放后，中国引进外资的力度不断加大，但中国仍主要依靠内部储蓄实现资本积累。1979-1993年，中国净出口率仅在三年中出现了-1%以上的逆差，其余时间均处于平衡状态或有微小顺差。1994年后，中国成为资本输出国。1979-2012年，中国平均储蓄率达到40.6%，比同期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储蓄率高出10.7个百分点。坚持依靠内部储蓄实现资本积累，有力地维护了中国的发展主权，使中国避免了沦为依附型经济体、高债务国家。得益于此，中国在应对外部危机冲击时，就具有了充分的政策自主性和较大的政策发力空间。

（二）采取了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同时，注重因应发展需求变化推动产业协调发展

中国在人均收入水平还很低的计划经济时期就十分重视基础工业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比较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基础工业，为后续的工业化提供了有力支撑。1952-1978年，中国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从35.5%提高到56.9%，。在工业基础初步建立后，中国更加重视不同产业的协调发展。20世纪80年代，工业部门增长最快的是为内需和农业生产服务的轻工业。90年代初期，中国消费品严重短缺的状况已明显改观，而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等的制约则又变得突出。90年代中后期，以石油化工、机械电子、汽车制造等为主的重工业发展开始加快，重工业产值比重在2007年上升到70%以上。目前，中国是世界上产业结构最完整、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开始加快信息技术、先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

（三）重视企业能力建设，依靠综合政策举措和体制改革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

新中国成立后，为在资本极度稀缺的情况下实现企业发展，中国通过建立公有制来最大程度地集中资源、发挥规模优势。通过统筹调动资源，中国以相对于工业化国家快得多的速度建立起了一批能够支撑现代化发展的工业企业。改革開放后，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实行了稳健、务实的所有制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以乡镇企业为主力的集体经济比重快速提高，在1996年达到39.4%。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了战略性调整，国有资本逐步从一般性竞争行业退出，159万家乡镇企业中转制为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或个体私营企业。经过不断深化改革，中国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由1996年的2家增长到2018年的120家，与美国（126家）已非常接近。

（四）重视自主科技能力的发展，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和经济基础不断调整科技战略和发展路径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就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发展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提出实现“四化”目标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国家组织编制了科技中长期发展规划，建立了科技人才培育体系，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科技成果。改革开放后，科技发展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中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领导实施了若干重大科技研究发展计划和攻关项目。进入21世纪后，中国科技研发投入加快增长，目前，中国研发总支出居全球第二，对基础科学和新技术领域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四、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一）在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率的基础上继续推动资本深化

根据宾大世界表数据，2014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43.3%，而人均物质资本存量仅相当于美国的30.6%。中国要顺利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必须高度重视、继续推动资本深化。在当前外部需求充满不确定性、传统产业和既有生产环节投资边际效益不断下降的情况下，要加大扩需求、稳投资政策力度。同时，加快优化投资结构，使资金能够真正配置到有长期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领域和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提升的现代服务业。

（二）推动基础产业与制高点产业协调发展、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是支撑资本深化的基础，实现资本深化必须依靠强大的制造业体系。2012年以来，中国工业经济比重不断下降，这其中既有结构演进的规律作用，也与制造业需求低迷、发展预期恶化导致的投资下降有关。要应对这种变化，一方面要以先进制造业作为产业升级主攻方向，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动制造业向高端迈进；同时，要充分认识到上游基础性工业对于国家产业体系安全的重要意义，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提高上游工业的质量和效益，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调发展。

（三）进一步优化市场主体结构，提高产业集中度，加快培育发展行业领先企业

推进产业升级和资本深化，必须发展好坚强有力的企业主体。当前，中国国有经济与非公经济已基本形成上下衔接、分工协作、共同发展的格局。未来，要进一步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布局优化、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为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公平、便利的营商环境和发展条件。要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破除制约企业兼并重组、行业结构优化的制度藩篱和行政壁垒，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同时，要注意防范、坚决防止可能出现的人为垄断、反竞争商业行为。

（四）加快补足基础研究短板，着力推动源头创新

资本深化要保持高效、可持续，需要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从国内外发展形势看，中国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的要求已空前迫切。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是中国创新投入结构现存的突出问题。未来，要紧紧围绕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发挥中央财政资金引导作用，鼓励创新强、财力好的区域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实施更大力度的税收政策等鼓励社会资本支持基础研究，加快推动基础研究能力发展和成果突破。

参考文献：

[1]侯永志、张永生、刘培林，2018，《国际比较视角下的中国发展经验与理论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

[2]汪海波，2017，《新中国工业经济史（第三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3]杨德才，2009，《中国经济史新论（1949-2009）》，经济科学出版社.

[4] Jones，Charles，2015，“The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NBER Working Paper，No. 21142.

（* 侯永志，国研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贾珅，国研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调研员、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艺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