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终于记住我了，开始接纳我了，不再报警了！这才是社区营造工作的开始。”

“哪里都有冲突，无形的，有形的。不同利益的人群达成一种共识，才是营造的重要性。”

“还是要呼吁居民，用自己的主动性去提升自己的小区，否则居民永远在等待拆迁。”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杨习得

作为社区里的“外来人”，何志森最感动的是，在广州越秀区农林街竹丝岗社区的第三年，一位居民在路上看到他时大声叫道：“何老师你又来啦！”

“他们终于记住我了，开始接纳我了，不再报警了！这才是社区营造工作的开始。”何志森说。何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教师和扉美术馆的馆长，两年前回国后发现，很多社区更新项目就像是“低端装修”的视觉美化工程——绿化、刷墙、铺路面、统一店牌等。甚至还招来怨气，比如绿化导致蚊子老鼠多了，新的地砖容易让老人家滑倒等等。

何志森决定带着学生在社区做一些不一样的“改造”。最近几年，类似的团队活跃于全国多个社区的公共设施、运动场所、慢行网络、街角空间等，进行社区营造、城市微更新、社区改造、社区复兴……虽没有明确定义，这群人往往被叫做社区规划师。

2018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9.58%，这意味着，大开发的城市建设将越来越少，城市进入存量规划的下半场。

2019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指导意见，倡议居民参与进行环境更新，并明确各地级及以上城市要选择3-5个不同类型的城乡社区开展“共同缔造”活动试点。

政府大力推动，开发商蠢蠢欲动，但等待居民的响应还需要时间。

“细小而琐碎”的 改造

台湾淡江大学建筑系主任黄瑞茂带学生在新北市淡水镇做了二十多年社区规划，他觉得这些项目虽然“都是细小而琐碎的”，但累积起来却成为体验不同风景的路径。

淡水是个有山坡的城市，最近黄瑞茂带着不同学科领域的同学调查街区中老人上街购物的行动，记录老人在坡地路径上所指出的不方便之处，然后在路径的边角上加一些栏杆与座椅。

为了给家长接送孩子提供更大的空间，他们和学校一起，挪了校园围墙。在学校绿地，固定了大纸箱做的玩具，让孩子捉迷藏、窝着看会书。

目前，社区规划团队中，一类是高校老师带着学生做课题，或者政府聘用。2018年，上海市杨浦区政府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签约，给12个街道镇聘请了12位社区规划师。浦东新区聘任了36名导师和72名社区规划师，完成了八十多个项目。

另一类是设计院或事务所。2014年开始，上海对老旧社区升级改造。普陀区石泉路49弄是建于1980年代的小区，一间水泵房荒废多年，上海骏地建筑设计公司就将其改造成带有玻璃天幕的阳光办公室。

还有一些是非营利组织。2018年，五位80后设计师成立“大鱼”社区营造组织。从上海愚园路开始，他们发起了一系列的社区营造活动，还做起了青年社区规划师的培训计划。

这种空间的改动也延伸到了居委会。2017年初，在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嘉定区真新街道鼎秀社区居委会办公室被改造成150平方米的综合化、多功能的折叠空间，设置了书屋、咖啡厅、议事亭。

鼎秀社区的改造并不复杂，台湾联合大学建筑学系教授王本壮参与了规划研究，认为它拉近了政府和社区之间的心理和物理距离，“可以视为城市社区治理层面的一次‘结构性改革尝试”。

这些项目的改造金额不高，主要来自政府。除了经费，各地政府也有对应的部门设置，例如上海市的街道设置了社区自治办公室，成都市成立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主任是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企业也嗅到了社区改造的“钱”景。

拥有“最孤独图书馆”的阿那亚楼盘成了网红，这里本来是北戴河海边的一处烂尾楼，但注重社区服务之后，这里的业主晒太阳、做果酱，自称“阿村村民”。万科、龙湖等开发商也在尝试通过社区运营方案增加营销点，比如“网红菜市场”、“网红店铺”等。

“能不能把你做的那些项目复制在我们的楼盘里？我们也有菜市场，有的是场地，钱不是问题。”常有房地产开发商这样劝说何志森。

这个“媒婆”不好当

社区规划听上去有趣，工程量也不大，但要花费巨大的精力与居民、街道、居委会、物业、设计师、艺术家等不同主体反复沟通，何志森的感觉是，“就像媒婆”。

“媒婆”不好当。有居民会质问：“你们来瞎搞什么？”“你爸妈把你培养到博士，你整天和摊贩混在一起干吗呢？”更不可思议的，还会因为整理社区空间被报警。

何志森很喜欢日本社区设计师山崎亮的这句话——“比设计空间更重要的，是连接人与人的关系”。

何志森曾经在上海的弄堂住了一个多月，他好奇这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为何如此亲密。观察一百多位居民后，他发现一个共性：人们提着尿壶聊天。原来，在家里没有卫生间的弄堂里，居民约隔4个小时就要出门倒尿，邻里间的寒暄就自然而然发生了。

家里有了卫生间，“尿壶”又暗喻什么呢？

为了让广州竹丝岗社区不同阶层的居民发生更多关联，何志森担任馆长的扉美术馆和艺术家宋冬一起发起了百家宴。

第一年，美术馆提供300人左右的桌椅、饭菜，居民来吃就好；第二年，美术馆只提供桌椅，居民自带饭菜。何志森把居民做的菜打乱分到不同的桌，很多居民非常生气：“我做的菜呢？为什么要给别人吃？”

第三年，何志森和美术馆困惑，是否继续操办。没想到很多居民竟主动来问：“今年能不能再办一次？”这一次，美术馆只提供场地，居民则提供了所有桌椅和29道家常菜，周边8个酒楼也参与其中，各自“赞助”一个特色菜。

何志森一直思考的是，改造能不能给处在社区最普通甚至最底层的人群带来一定的利益？能不能让不同阶层的人群达成新的共识，最终凝集成更大的公共价值？

百家宴让不同的群体走到了一起：收破烂的一对夫妻用三轮车帮着从居民家运桌椅；一家前两次都没有提供饭菜的早餐店贡献厨房帮大家热菜；菜市场的摊贩也贡献了两锅万宝粥。

“哪里都有冲突，无形的，有形的。不同利益的人群达成一种共识，才是营造的重要性。”何志森说。

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让人惊喜，这和起步阶段完全不一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师刘悦来是杨浦区的12名社区规划师之一，据他回忆，社区规划师其实是“全科医生”，当初杨浦区里拟定社区规划师政策时，老师们都不敢如此自称，“我们内部讨论，要么叫社区规划顾问好了。”

“暖场活动” 还要持续多久

社区规划师们几乎都是演讲高手，这种幽默和带动气氛的能力源于他们在社区里的一次次暖场。可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暖场活动”要持续多久，居民才能够主动参与。

刘悦来的家中有一摞社区规划师聘书，他不止一次被问到“有没有好的案例”？他的回答是“目前还没有看到，有的只是聪明的设计师认真尽责地做了一个比较细致的规划设计而已”。他认为，听取各方意见只是规划师的本职工作，称不上社区规划。

深圳、成都、合肥……越来越多的城市给社区规划师下聘书。这反而让刘悦来担心起来——每个街道都雇佣一个规划师，会不会打击居民自己想做事情的积极性？

“我们希望把握这两者的平衡，首先要保护居民的积极性，培育社区在地主体性；另一边也对政府说，先别急，需要支持，但不要冲在最前面。”刘悦来说。

刘悦来认为，居民的主动自我规划才是真正的社区规划，他试着在一些街道采取这样的模式：居民愿意出多少钱，政府就配比多少钱，同时，也看居民能不能提出好的建议，并形成理性提案。

至于居民期待的改造，何志森常被问及的是：你的改造方案怎么把我们的房价、租金提高？

何志森认为，在社区基础设施可以保障的前提下，设计师和社区管理者都要认识到物质是每一个人追求的根本。“所以尊重社区居民，要从尊重他们所处的阶层开始，尊重他们对物质的追求开始，尊重他们的狭隘和功利开始。社区营造是一个慢长和陪伴的过程。”

另一方面，他也不想这些美丽的社造词语沦落为社区“士绅化”（Gentrification，指旧社区重建后，高收入者迁入，取代原有低收入者）的帮凶：“颜值提升”就等同于“社区营造”；几个社区大妈和设计师一起工作就叫做“参与式设计”或“社会设计”；中产阶级群体一起摆拍就说是修复“人与人的关联”或唤醒“集体意识”和“主导性”。

“还是要呼吁居民，用自己的主动性去提升自己的小区，否则居民永远在等待拆迁。”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徐磊青说，他也是杨浦区的12名社区规划师之一。

他们在小心翼翼地观察和等待。

2019年4月中旬，上海市杨浦区政立路580弄小区开了一扇小铁门，红底黄字的“睦邻门”横批下，有一副对联：“同心同德同心圆，共建共享共同家”。

“有人说，这个门的样子有点普通，但这是居民自己选择的最经济易行的样子。”刘悦来欣喜的是，门虽很小，不起眼，但这个行动是在居委会的协助下，居民自己商量的结果。

其实，开门想法由来已久，门开了之后，去地铁站和公交站都更近了。改变的催化剂正是一墙之隔的“创智农园”与刘悦来这样的社区规划师的渗入。

“创智农园”原本是一处堆满了建筑垃圾的城市隙地，杂草丛生，但刘悦来团队参与之后，这里变成了网红点，不仅吸引周边居民积极参与，还有新人来拍婚纱照。

“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了，我们不想落后。”580弄小区居民张叔叔说。

变成“一个自我学习的城市”

社区规划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但社区规划师们也有自己的困惑。比如，高校学生成为社区规划的“临时工”，不确定性高。

即便与住建或者规划部门的互动还不错，但如果涉及医疗卫生、教育等内容的规划，社区规划师难以协调资源。

徐磊青认为，社区规划的高成本体现在人力上，具备这些综合能力的不可能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

目前国内的设计收费，往往是依照工程造价来计算。和其他设计相比，社区规划设计造价成本低，收益低。仅凭着热情，职业团队也难以维系。

上海骏地建筑设计公司从水泵项目开始，最后对整个石泉街道84个小区“摸底”，梳理出两百多个更新项目的清单，形成更新设计导则。“几乎不赚钱，仅凭着社会责任感在做。”公司设计师吴怀国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

徐磊青的印象中，目前只有北京海淀区在聘请全职的责任规划师，有固定的年薪。“我一直呼吁，应该给社区规划师服务相对等的薪酬，这样才能保证他的工作可持续。”

关于社区规划师的待遇问题，设立社区基金或是平台的建议已被提出，但还需要实践来尝试。

不过，一个共识是，“好的社区营造会越来越不用花钱”。2019年4月，在“创智农园”附近举办的社区营造工作坊上，来自日本的社区设计师山崎亮和飨庭伸分享了他们的经验。比如你想喝现磨咖啡，社区里有个独居的老奶奶，一直没人和她聊天。而她又愿意免费提供咖啡，只要有人来她家做客，就很幸福。

社区规划师需要驻扎多久，是一直陪伴还是在恰当的时刻离开，也没有统一的答案。

也许时间会给出答案。这些年，因为黄瑞茂这些小项目的催化，淡水变成了“一个自我学习的城市”。“每个人都要把问题丢到围墙外面，这个城市就比较紧张。慢慢地，每个人都退一步，这个观念养成了，都市的公共空间就变得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