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4月21日是英国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伊丽莎白二世的93岁寿辰。与往年一样，英国社会除了“普天同庆”，也不乏“不和谐”的声音。有英国媒体质疑，在民主的英国，如此狂热地庆祝一位世袭的君主的生日，是否不太正常？更有评论直指君主制在当代英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时空错乱。

温莎王朝（当今英女王是其第四代君主）没有被历史的风沙淹没，国王/女王们能走出温莎城堡，融入现代英国政治和社会，不是一句时空错乱所能解释的。据媒体报道，目前保留君主的国家有45个，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占比约23%（其中英国女王身兼另外15个国家的君主）。

在这些君主制国家中，大多数是像英国女王那样象征性的虚位君主（如在西班牙、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瑞典、日本、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少数是像沙特国王那样的专制君主（如在阿曼、文莱、斯威士兰），还有介于两者之间、法定权力不够但有权威的国王（如在泰国、卡塔尔、约旦、摩洛哥）。

根据马克思·韦伯关于合法性来源的经典论述一一传统型、法理型、魅力型，对合法性来源的不同偏好，也进化出了现实世界中不同类型的国王。

◎ 当代国王何以存在

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英国国王/女王的存在具有某种标杆性意义。

梳理英国民调机构益普索莫里（Ipsos MORI）的历史数据可以发现，在是否保留君主的问题上，英国人的态度长期以来保持高度的稳定性。1993-2016年，赞成英国维持君主制的比例一直维持在65%（2005年）至80%（2012年）的高位，而主张英国实行共和制的比例则在13%（2012年）与22% （2005年）低位区间徘徊。即便在戴安娜王妃去世殃及英国王室形象的1997年，拥护君主制的比例依然高达73%。

多年的民调数据，体现了英国人浓厚的女王情结。这种国民情绪背后，折射的是英国人对国家身份的追求。伊丽莎白二世1952年登基时，日不落帝国雄风早已不再，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英国造成了国家身份焦虑。英国知名媒体人士马克·伊斯顿的分析一语中的：随着殖民权力和帝国财富的萎缩，英国人越来越渴望寻找一种财富和领地以外，能体现国家伟大的东西，而且这种东西必须具有内在的特殊性。显然，没有什么能像女王那样，激发英国人对昔日辉煌的记忆。

英国的情况比较特殊，但道理并不特殊。欧洲其他君主制国家，并不像英国那样需要通过君主来彰显国家的伟大，但包括英国在内的这些欧洲国家的女王/国王们，都在国家身份问题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英国斯特林大学研究现代君主制的学者尼尔·布莱恩看来，君主的象征意义，就像权杖和王冠那样，不是总统所能复制的，“不论多么神秘，英国女王的确能证明英国的政治稳定与不朽的历史根基”。

这种身份认同，在全球化、欧盟一体化、难民危机冲击下更显突出。2015年接纳了10万叙利亚难民的瑞典，其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在一次演讲中说：“新瑞典公民从世界不同国家来到瑞典，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君主制的优势，使国王能充当公正、团结的象征。”2013年退位的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在右翼反伊斯兰政党势力抬头时，曾发表公开讲话，呼吁荷兰民众保持宽容。

国王“公正、团结”的象征，事实上触及了国王得以存在的制度性因素。相对于民选的总统来说，世袭的国王更能超越党派政治，以民选总统难以企及的可信度代表整个国家。英国保守派政治学者菲利普·布朗德认为，君主立宪制的持久生命力，可以从纯粹民主政体的局限和不足中部分得到解释，“代议制政府遭到反感，民主问责制催生出不民主、不负责、与现代寡头无异的政治精英;在这样一个时代，君主制更受欢迎就不足为怪了。”

权威，有时能让权力保持谦卑（权力通吃的社会除外）。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说，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意象的主宰和文字的终结。面向“具象”的女王宣誓就职，比手按“抽象”的憲法文本就任总统，更能让政客们产生敬畏感。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政治学者乔舒亚·库兰茨克提到，许多现代国家意识到，君主能成为远离政治纷争的权威与国家身份认同的来源，他们可能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也可以成为某种约束民选政治人物向恶冲动的独立力量。很难想象，没有泰国国王普密蓬的存在，导致频繁政权更迭的街头运动，会以近乎派对而不是大规模流血的结果收场。

◎进化中的权力游戏

二战结束以来，世界范围内君主制国家的数量有一定减少。例如1962年北也门君主巴德尔被革命推翻，1974年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被陆军军官门格斯图政变推翻，2008年尼泊尔废除君主立宪制，倒行逆施的贾南德拉国王（2001年王室血案中遇难的国王比兰德拉的胞弟）成为平民。

相对来说，欧洲的国王们与现代政治与社会“和谐度”更高。这是君主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式进化的结果。这个过程基本无关政治道德，完全是权力的游戏。在这些权力博弈中，国王们普遍都是在无法抗拒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做出妥协逐步让出统治权力，并在新的政治安排中寻找自身存在的合法性。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政治学教授阿尔弗雷德·斯德潘说得很直白：没有政治压力，大多数的君主都会坚持保持原样。他认为，要求君主承认议会权力以及与选举出的代表谈判的压力越大，社会与议会对政治权力的要求越多，君主就越可能被迫走向君主立宪，并最终不得不做出选择一一是接受民主议会君主制，还是被废黜。

被视为君主立宪制典范的瑞典，早在19世纪初就开始了相关政改，但直到一战结束后才迈出实质性步伐。20世纪初，瑞典下议院要求国王奥斯卡二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以扩大选举权并限制非民选的上议院权力。这个要求当时遭到了国王的断然拒绝。1918年，一战后德国、俄国君主制轰然倒塌（德皇威廉二世托庇于荷兰女王，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则被枪决），瑞典民众掀起共和高潮并正酝酿革命之际，奥斯卡二世的继任者、国王古斯塔夫五世才被迫答应下议院的要求。

在权力被一项项剥离的过程中，古斯塔夫五世还设法保留瑞典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但在1939年，这项权力也被议会变成象征性的了。1974年瑞典通过新宪法，国王作为武装部队司令的象征性权力也不存在了。而且，国王任命首相的象征性权力，也被转给了议长。瑞典国王自此彻底“不问政事”。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实质性权力被废，还是象征性权力被取代，都不是在国王自愿的前提下完成的。

一个缺钱的国王，权力根基肯定是不太牢固的。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鏖战8年的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为了筹措战争经费，用权力换金钱的交易，最终成就了导致英国走向君主立宪制的《权利法案》中“限制国王征税权”的条款。这方面的反例是阿拉伯君主国。那些因石油财富而不差钱的国王，有财力支撑维持政权运作的权力机构，当然也就缺乏欧洲国王们那样让渡权力的政治压力。

阿尔弗雷德·斯德潘在分析阿拉伯君主国“超稳定结构”的原因时指出，除了没有征税压力，王室家族广泛而强大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这些国家，国王端坐权力中心，亲王、王子们分享部长职位，事实上形成了“家族君主制”。

美国华盛顿大学学者维克多·蒙纳尔多提出：阿拉伯的君主们“创造”了一种政治文化，有助于建立稳定的分配制度，而且在行政权力上自我设限，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为君主制提供了合法性。这样的进化，显然与欧洲的情况不同。至少从权力角度讲，无论是“分配”还是“设限”，都在“家族君主制”内部运作，国家权力并没有向社会开放。

在君主制进化道路上，国王个人的选择也不容忽视。军人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占据中心位置，曾是西班牙和泰国政治的共同特征。被军事独裁者佛朗哥定为接班人的西班牙波旁王朝前国王胡安·卡洛斯，在前者去世后没有遵照其遗愿建立君主制，而是主动推动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在历史节点时刻，是从过去的军事威权体制中寻求君主制的合法性，还是通过推动民主化来为国王身份打造新的合法性，胡安·卡洛斯选择了后者。普密蓬国王统治下的泰国，在其登基半个多世纪后，民主转型还处于进行时。

◎国王需要“新衣”

如果以离政治权力的远近来衡量，瑞典、英国、泰国、沙特这些君主制国家，呈由远及近的分布状态。历史已经表明，君主制的进化方向毫无争议地指向民主。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教授乔治·高斯，曾在一篇关于阿拉伯国家君主制的文章中写道，除了逐渐迈向民主政治，阿拉伯世界没有其他可替代的选择，作为体制合法性和稳定性的基础。沙特女性获得选举权，科威特的议会改革，都是用民主来“装点”统治合法

民众对民主政治的冷漠，与对王室故事的热衷，其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联系。美国媒体曾报道，布什在與戈尔角逐总统时，有选民把票投给布什，理由竟然是布什比戈尔更适合在一起喝酒。英国曾有一项民调显示，绝大多数英国人都梦想能跟女王在白金汉宫喝下午茶。虽是趣闻，但也体现了民众对政治人物与王室态度上的温差。这种现实，客观上给王室获得民众认可度创造了条件。英国的乔治小王子在镜头前卖个萌，或许比年迈的沙特国王祭出数百亿的惠民政策，为王室获得的“合法性”还要大。

现代君主制必须通过向社会彰显其“价值”来寻求新的合法性。在英国德蒙福特大学政治学者蒂姆·哈莫斯看来，有什么样的君主，某种程度上就是人们想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的力量取决于其彰显和代表民众价值观和优先关切的能力，处于危机中的制度正是那些与服务人民脱节的制度。”英国王室的挑战在于，如何从代表国家形象这样的“消极象征”，转向为国家利益服务的“积极象征”。

在这一点上，已故戴安娜王妃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她是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以来，首个“走出王宫”积极参与国际公益、人道主义事业的王室成员。正是称赞戴安娜王妃为“人民的王妃”的前首相布莱尔，劝女王做出告别某些王室传统的繁文缛节，更多地亲近社会的改变。但英国王室此后再无“戴安娜王妃”，与女王喝茶的机会依然比中六合彩还难。蒂姆·哈莫斯认为，女王应该减少与民众的距离感，“在现代社会，通过神秘感与距离感确保女王吸引力的做法，不可能得到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