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Paul Grainger Ken Spours 著 苑大勇 编译

一、国际背景下职业教育精英化带来的挑战

在教育领域，以经济增长与财富产生为目标的动态模式可以被描述为“精英”创业生态系统模型（Hodgson and Spours，2018），位于硅谷的全球化大公司如苹果、谷歌和亚马逊都是沿用此模型。2018年汉堡G20峰会召开，根据发布的会议公报，教育在多个方面（包括收入、年龄、地理和性别）存在难以跨越的数字鸿沟，希望能确保所有公民在2025年之前实现数字化连接。然而，关注私人财富、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垄断性地吸引大学毕业生，带来经济的不平等以及城市之间人口的迁徙，这些都是精英式教育生态系统所产生的后果。虽然精英式的生态系统可以将工作、生活和学习紧密链接，但是其不可能弥合社会鸿沟，从而带来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目标9）以及“减少不平等”（目标10）这两个目标具有内在连接关系。因此，为应对精英式教育的挑战，可以创建一种新的生态系统模型，以包容的、可持续的社会化方式将“工作、生活和技能”发展进行连接。在市场化经济中，目前的正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型与已有的职业教育生态系统似乎无法应付现有的工作模式。在雇主对技能需求不高的地区，基本用不上职业教育和培训，而是依赖对现有技术工人“挖墙脚”（Finegold，1999）以及招聘移民劳工。另一方面，专注于雇主对技能需求的“技能生态系统”正在经历挫折，存在着生态系统复杂性以及现有新自由主义“技术移民”等问题，这些都阻碍了工作领域人才培养的创新（Buchanan et al, 2017）。

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是要进行理念升级，向更全面的生态系统模型转变，强调职业教育与企业共同培养技能人才，并且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平等的工作和生活社区。为实现这一目标，G20国家所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职业教育的“概念化”，职业教育不仅要超越精英式创业模型，还要倡导以任务为主导的创新（Hodgson and Spours，2018；Mazzucato，2016）。第二是“系统性”，这是一种全球性的概念，其界定了社会生态系统模型寻求协同作用和改变城市地区技能发展，工作和生活空间的不同因素及动力。第三是“技术政治”，将社会生态系统本土化，但这种权力下放的模式需要“推进国家”的支持和数字技术的综合作用。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挑战是“时间”，社会生态系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产生，需要长期的建设过程。这些概念性步骤如表1所示，从八个维度比较精英和社会生态系统模型的特征。

表1 精英和社会生态系统模型对比

二、工作-生活-学习相衔接的地方社会生态系统构建

（一）社会生态系统模型的内涵与形成

2017年，G20的执行主席国德国将任期主题确定为“弹性、可持续性和责任”。我们主张通过社会生态系统模型在职业教育领域实现这一目标。社会生态系统可以被定义为一个不断发展的以地方为基础、全面的社会形态，专注于工作、生活和学习的相互关联的社会模式。社会生态系统得到国家、地方政府和社会化数字技术的支持。他们倡导互联网和所涉及公共领域和私营部门的各种社会伙伴发挥主导作用（Hodgson and Spours, 2018）。

基于精英与社会生态系统的区分，社会生态系统涉及三个视角的不断适应和调整，包括：一是扩展要素。根据Finegold（1999）的研究，高技能生态系统模型的四个要素（促进、相互依存、滋养和支持型环境）包括更广泛的经济参与者和政府行动。二是拓展空间。根据Bronfenbrenner（1979,1994）的研究，人类生态模型变量（微观、中观、综观和宏观）的空间解释，这种空间方法侧重于地方和次区域地形的重要性以及不同类型的人类生态系统在更广泛的社会系统中“嵌套”的概念。三是引入新的政治经济维度。根据共同价值观和目的，协作活动和互联网横向连接作用，以及在垂直组织的国家内发挥作用的领导斡旋形式（Mazzucato，2016；Hodgson and Spours，2018）。因此，在支持经济和技能发展的同时，应考虑更广泛的经济参与者，以及国家和次区域系统之间的联系。

（二）社会生态系统模型的发展阶段

社会生态系统模型的构建，首先要形成一个共同愿景、使命或概念，并确定生态系统的治理方式，以帮助在规定的地缘政治空间内凝聚不同的社会力量及专业。社会生态系统共同维度主题的形成，是一个不断“斡旋”的过程，其中主要的社会角色随着横向和纵向的延展，进行思考和行动以安排交流和合作，调解国家和地区政府的影响，并使用全球数字系统支持横向协同工作。重要的是，纵向调解的行为促进了涉及可能最终提供社会生态系统决定性身份的各种社会民间组织的参与。图1总结了社会生态系统模型的八个维度，其中七个可以看作是沿着第八个时间维度推进的相关阶段发展。

图1 社会生态系统模型的维度

如图2所示，特别强调时间维度的发展动力。生态系统协同周期表明，初始阶段（1和2）涉及问题识别和现有关系的映射，包括潜在因素的汇合，项目相关方法和可行实验，以确定社会生态系统的潜能和边界。中间阶段（3和4）构成战略，连接和网络化活动，因为社会伙伴在更系统的基础上汇集在一起，以规划如何一起工作以及如何使他们现有的活动同步以实现互利。后期阶段（5和6）可以看到新形式的协作活动和产出，以确定和创造对新型技能的需求；强化生态系统演变意识；并生成明确需要解决的新问题和任务。G20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共同的研究框架，以了解所有经济区域的社会生态系统的动态。

图2 社会生态系统协同周期图

社会生态系统模型打破了精英生态系统，整合了更广泛、更具参与性和进化性的社会政治力量。精英生态系统模型的创建理论（Isenberg，2011；Mason and Brown，2013）是一项历史性的回顾性活动，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了合理化处理，而社会生态系统模型被设想为一项包容性强、需长期建设的项目。此外，新模型还可以通过增加私营部门以外的社会力量范围和长期维度来解决技能生态系统面临的一些问题，这些社会生态系统的所有组成要素，没有必要同时进行整合。

（三）社会生态系统模型在城市工作、生活和学习中的应用

全球化城市的城市区域，为社会生态系统模型的探索和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境。我们认为，伦敦、广州、上海、东京、纽约等城市可以被认为是“超新星城市”（Supernova Cities），具有单一中心，且工作时需要由生活地点向工作地点聚合，见图3中的模式A。

图3 超新星城市和工作模式布局

就伦敦而言，超新星/单中心效应是工作中的精英生态系统模型：一个充满活力、数字化的城市金融和技术部门对房价造成了波及影响从而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和迁徙。由此产生的不平等现象普遍破坏了公共服务和便利设施，许多人难以在首都工作和生活，这其中包括年轻人以及那些提供简单体力劳动和社会服务的人，除了离开去较便宜的居住环境之外别无选择。然而，高房价限制了娱乐和社交空间的发展，房子更多地是为住宿而开发。因此，精英生态系统本身很难维持可持续的发展。

反映精英/社会生态系统的区别，单中心的超新星城市与新兴的多中心超新星城市发展形成对比（Roth et al,2011）。虽然超新星目前占主导地位，但伦敦的多中心愿景在东西方城市计划中正在呈现（Mayor of London, 2015; NLA,2017），这在图3中的模式C和D的组合中有所说明。这些新的组合多中心发展，也包含在区域和次区域战略中，指向未来的“再平衡”城市，其不仅包括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心，还包括外围区域内一系列充满活力的城市中心/社区，其集工作、生活和学习于一体。由于社会生态系统概念有助于将每个“多中心”设想为一个复杂的功能社会单元，在这里，建议社会生态系统模型可以在多中心发展方面具有共生作用。

三、职业教育社会生态系统的构建路径

（一）职业教育机构的融合发展

教育、核心社会机构以及新的合作网络将在社会生态系统的参数和功能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在精英生态系统中，在科技和金融公司试图从全球知名大学招聘毕业生过程中，职业教育被孤立起来。在社会生态系统中，教育具有更广泛、更具连贯性和多维度的作用，能够弥合分歧，支持当地人口学习和进步，实现有报酬的工作和体验可持续的生活。

随着教育功能的不断拓展，促进技能发展依然是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等教育机构的关键使命。他们可以通过搭建教育和工作之间的桥梁以及与各类雇主实现人员共享，并通过合作来共同进步以满足各类学习者和社会伙伴的需求。然而，社会生态系统作为面向未来、多层次和基于活动的社会形态概念对市场化系统中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雇主组织以及地方和区域政府的拥有者和主导者构成了挑战，现在他们必须考虑削弱竞争力，加强协作性。例如G20这样的跨国和跨机构的协助组织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二）侧重于多中心城市发展新型伙伴关系

新型伙伴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其侧重于多中心城市发展模式。重点内容包括推进新的地方经济和高技能工作融合，进行住房开发，保障交通连通性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进行多元化健康和社会护理服务，并进行数字化发展模式拓展等。可以说，这些类型的合作会越来越成熟，并成为一种社会生态系统，而且会涉及到多种形式的终身学习，这样就可以通过赋权于当地人口，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这将重点从“已实现”的资格转向持续保持能力的过程。对于地方和地区政府而言，面临的挑战是与城市社会伙伴的协同发展，将教育和培训纳入到新的多中心城市和社会发展，以及建立新的网络以汇集专家们的意见或生态系统术语所述的“差异的协同作用”的意义。

在全球化城市中，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社会生态系统网络的雏形，根据其重要特点可以称之为“经济与技能高度融合推进网络”，见图4。

图4 经济与技能高度融合推进网络

（三）转向新的技能发展范式

社会生态系统思维和社会生态系统模型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框架，其试图超越市场，以及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体制、城市中心—周边、技能供应—技能需求这样典型的二元制思维。其核心是一个更具连贯性、融入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的世界观，其中可看到各种社会力量及其各专业的协同作用所产生的新的经济、社会和教育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生态系统是公民社会建构的一种形式，是一种从当前新自由主义现实转变的形式（Hodgson and Spours，2016）。

由于社会生态系统并不是一夜之间产生，其主要的挑战是社会生态系统的“领导力”。这种人类生态系统模型的协作性质表明领导力并非共有；不同的社会伙伴能够了解关于当地同一性和社会义务的一般概念。这种网络化的领导力形式将取决于“起连接作用的脑力劳动者”（Spours，2016）的作用，这些角色植根于所代表的社会力量范围，并能够提供必要的发展路径的战略概述。在这里，大学、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以及地方和次区域生态系统中的一系列重要合作伙伴将长期在新型、协作和综合研究与发展战略中发挥作用，以规划未来在快速变化的全球城市地区中可持续的工作、生活和学习。

社会生态系统模型是一种“社会和政治联盟建设”的形式，其旨在整合一系列竞争和扰乱力量。虽然表1中强调了精英/社会生态系统和私人/公共区分，但经济现实更为复杂。平台化的资本主义公司（Srnicek，2016），如Apple、Google和Facebook赞同社会生态系统模型的许多原则。社会生态系统的发展将取决于公共/私人合作。这使我们不仅面临着对当地社会生态系统领导力的重大挑战，而且还带来了另一个重要挑战，即国际上在G20集团以及各国和地区中政治领域的作用，其可协助促进技能和经济领域的新协同作用。在政治上，这可能包括加速权力下放到地方一级；包容性资格认证/课程改革；加强对雇主的监管，例如延长“执业许可”和教育机构间合作的激励措施。

数字技术作为新兴角色构成了现实意义和概念上的挑战。社会生态系统被设想为高度基于地方系统，而这些数字通信技术是“超地方”性质。空间数字连接的概念已经在“城市即是平台”的概念中被捕获，其中节点网络城市将民众视为共同设计者、共同生产者和共同学习者。城市现在可以利用四种联结资产，即人员、数据、基础设施和技术（Bollier，2016）。

此外，职业教育的课程性质需要转变。职业教育的课程性质需要适应社会生态系统的特点。在涉及作为的“盎格鲁—撒克逊”教育模型（例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现在的东欧和非洲教育系统）（Sahlberg，2007）的背景下，社会生态系统模型提出了发展更具全面性和连结性的挑战，将普通和职业教育同时纳入，而不是将其分成不同类型的教育概念（Hodgson and Spours，2014）。

四、结论及主要建议

本文认为，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精英社会生态系统模型具有经济和社会垄断性，并且不具可持续性。我们建议：

第一，决策者应致力于建立社会生态系统模型，以促进包容性的经济、社会和教育增长。社会生态系统模型的功能是将工作、可持续生活状态和技能形成进行联结，并为城市和地区的“重塑”和“再平衡”提供概念和基础设施保障。

第二，社会生态系统模型是多维的，通过生态系统领导力和联盟建立，利用公共、私营和第三部门不同职能的一系列社会力量，政策制定者应该试图将这些参与者聚集在一起完成共同目标。应鼓励全球教育领导者将重点从技能培养（基于资格）转移到更加强调不同社会伙伴之间的合作，以及融合和强化当地整个社区（基于增长和维持能力）的技术合作。

第三，社会生态系统模型形成的主要参与者将是包容性的本地核心机构和具有社会和经济包容性的高技能互联网。在构建社会生态系统模型时存在许多政治、经济和技术/数字方面的挑战，政策制定者要形成一个长期项目以保障政策的连续性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