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宁刚

二 月

【苏俄】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

二月。蘸好墨水就得哭！

当噗噜噗噜响的泥水

泛着黑色春光的时候，

写二月就免不了流泪。

花几角钱雇一辆马车，

听着祷前钟声和车轮叫声，

到田野上去，田野上的暴雨

比墨水和泪水更猛。

无数的秃嘴乌鸦

像晒焦的梨似的从树上落下，

落在一个个水洼儿里，

织成一幅凄凉、忧伤的图画。

化冻的地方又黑又阴暗，

风的吼叫声又大又凄惨，

诗越是写得出人意外，

越能如实地表现悲怆的境界。

（力冈、吴笛 译）

阅读译诗是有风险的，谈论译诗更是如此。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的这首《二月》，一度在中国流传很广，甚至比《日瓦戈医生》中的那些诗篇还要有名。其中，最著名的中译版本之一，就是力冈和吴笛的译诗。而力冈，也是《日瓦戈医生》的译者之一。

几年前翻阅《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顾蕴璞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中译本，惊讶地发现，《二月》被置于三卷本诗集的卷首。诗末标明的写作时间是“1912年”。不过，1912年并非诗人写作的开端。《诗全集》收入的帕斯捷尔纳克诗作，还有写于1909年的。那么，从1909年至1911年写的诗，为什么没有被置于《诗全集》的篇首？一个解释是，诗人认为此前所写还不够成熟。就此来说，《二月》可以被看作是帕斯捷尔纳克早期诗作中他自己比较满意的一首。

在《二月》的诸多译本中，力冈、吴笛译本是很不错的一种。这个译本清楚明白，具体平实。一首外国诗，在中国流传广泛并产生影响，首要的因素是，能让说另一种语言的人读懂。在那个闭塞和贫乏的年代，《二月》带来的是新鲜、冲击，陌生的经验。

第一节的四行，“二月。蘸好墨水就得哭！/当噗噜噗噜响的泥水/泛着黑色春光的时候，/写二月就免不了流泪。”意思就很清楚，会叫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或契诃夫笔下满是泥水的大街或道路。只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生活的那个年代，俄罗斯还没有出现像20世纪上半叶那样的巨变，所以，虽然涅克拉索夫发出过“在俄罗斯，谁能过上好日子”的愤懑和感慨，却不会像后来的俄国诗人在20世纪所感受到的那种，整个祖国都在经历受难般的创痛。“蘸好墨水就得哭”，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创痛感。

心情如此悲怆、痛苦，怎么办？去户外。“花几角钱雇一辆马车，/听着祷前钟声和车轮叫声，/到田野上去”。然而，到了田野也不见得好——“田野上的暴雨/比墨水和泪水更猛。”悲怆的心情不但没有得到排解，相反遭遇到暴雨，仿佛暴雨也在为难他，或者为苦难的俄罗斯难过。好吧，那就尽情地释放，让泪水在暴雨的掩护下尽情倾洒。无论“蘸好墨水就得哭”，还是“暴雨/比墨水和泪水更猛”，经历过苦难的中国读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读到这些诗句时都会有深深的共鸣吧。

第三节，写整首诗都没有明确提到、但从头至尾都是潜在的主体所看到的田野上的景象：“无数的秃嘴乌鸦/像晒焦的梨似的从树上落下，/落在一个个水洼儿里，/织成一幅凄凉、忧伤的图画。”“秃嘴乌鸦”改为“秃嘴鸦”似乎更好一些。一是词语的节奏，二是相比“乌鸦”在中文表述中的特指性，“鸦”的涵盖性更大。诗人写秃嘴鸦“像晒焦的梨”，比喻极为生动、贴切，既写出秃嘴鸦的外在形象，也用“晒焦的梨”暗示了诗人内心的焦苦（有内在的焦苦，才想得到“晒焦的梨”）。秃嘴鸦从树上落下来，落在水洼里，“织成一幅凄凉、忧伤的图画”。“织”字也用得好，将秃嘴鸦从树上落下以及落在水洼里这些点状的事实联结成一个网状的结构——“一幅凄凉、忧伤的图画”。

第四节，从“图景”的最后落点，也即“水洼”写起。水洼既由雨水而来，也由二月里部分的解冻而来。“化冻的地方又黑又阴暗，/风的吼叫声又大又凄惨”。化冻处的暗黑，风声的凄厉，都应和了诗中主体此时的心绪（也可以说诗中主体的心绪使得他更多地注意到化冻处的暗黑和风的凄厉）。现在看来，像“又黑又阴暗”“又大又凄惨”这样刻意追求排比和齐整的句式，都有时代的痕迹。如此情景与诗有何关系？诗人告诉我们，面对此情此景，“诗越是写得出人意外，/越能如实地表现悲怆的境界”。如果孤立地看最后两行，就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味。但实际上不是。因为它有一个我们从诗中读出来的前提：面对此情此景，“诗越是写得出人意外/越能……”。

《二月》是从室内写起的，“蘸好墨水就得哭”，诗人终于情难自禁，走向户外，结果发现雨水比墨水和泪水更加猛烈。于是，在悲切和高度释放的心绪中看到秃嘴鸦、水洼组成的凄恻的图景，化冻处的（土地和）水洼的暗黑，以及风的凄厉，诗人感到，只有超出常情、出人意表的奇崛诗句，才能如实地表现所看到和感受到的这种悲怆情境。全诗虽然写得悲情，但其叙述和内在逻辑是清晰明畅的。

现在来看，《二月》更像一首具有預言性质的诗。22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在以后的生活中“蘸好墨水就得哭”的时候会更多、更强烈。比如十月革命后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诗中与帕斯捷尔纳克相遇、并深受震动的中国诗人王家新，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写过一首《帕斯捷尔纳克》，向诗人致敬。诗中说：“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然泥泞的/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呼喊那些高贵的名字/那些放逐、牺牲、见证……”无论雪，还是泥泞，都暗自呼应着《二月》中所写的情形。这是诗人间的精神吸引和传递，也是帕斯捷尔纳克对中国当代诗歌影响的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