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中国新诗将迎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面向“新时代”的当代新诗会有怎样的作为呢？我认为，对这些问题作出深入的思考和理性的前瞻，无疑是有助于中国新诗在新的历史时期继往开来、稳步向前的。

世界文学格局中的当代中国新诗

自90年代以来至今，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当代诗人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许多诗人的诗集不断被翻译介绍到海外，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和好评。不少诗人多次受邀参加海外知名的国际诗歌节，许多国际性大奖也纷纷被中国当代诗人斩获。西川、吉狄马加、黄礼孩等诗人曾应邀参加过多次国际诗歌节，他们的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海内外广泛传播，并多次获得国际性大奖。与此同时，海外学者对中国当代诗人的关注和研究也越来越多，例如在阐释王家新诗歌的学者中，就不乏美国的罗伯特·哈斯、乔治·欧康奈尔、江克平、德国的顾彬、弗兰克·克劳斯哈尔、法国的艾里克·列斐伏尔等西方知名学者[1]。

随着世界文坛对当代中国新诗的逐步认可和广泛接纳，中外诗人之间开展平等对话、广泛交流的机会也变得频繁起来。笔者从“诗生活”网站中就了解到，在2017年9月到10月的短短两个月内，国内就举办了三次大型的国际诗歌节（分别是9月13日首届成都国际诗歌周、10月7日第二届上海国际诗歌节、10月10日西昌邛海“丝绸之路”国际诗歌周）。中国当代诗人而今已经成为世界诗歌发展的参与者与推助者，中外诗人的交流与对话已经变得常态化了。这种常态化，从某种程度上有力印证了中国当代新诗在世界文学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可以预见，已经纳入世界诗歌版图的当代中国新诗，在新的历史时代还将大有作为。在新时代里，中国新诗也将实现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美学目标，新时代中国新诗的海外翻译与异域传播将更为深广，中外詩歌的交流与对话将更为频繁，中国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也将更为显赫。

新时代诗歌与中华美学传承

当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从新时期跨入新时代的时候，中国当代文学也自然地由“新时期文学”迈入了“新时代文学”，与此相应，“新时期诗歌”也顺理成章地向着“新时代诗歌”迈进。

学者刘建军认为，“新时期”的开启带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被迫性，而“新时代”的开启则是我国事业顺利发展的自然结果。依此类推，“新时代诗歌”也正是成长和成熟了的“新时期诗歌”，它既具有新时期诗歌的美学优长，还将在文学表达的深度、广度和宽度上远超越于后者。而且，随着国力的不断强盛和文化自信心的复归，对于古典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历史认同与有效传承，也必将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关键一环。可以说，让中华美学精神参与新诗的艺术建构，这是新时代诗歌走向丰富和完善的重要策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是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着重强调的思想内容，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学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础。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情于理，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习近平同志这段讲话中所指出的三个“讲求”，既是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精准概括，也是对当代新诗创作如何有效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所指明的正确方向。

讲求托物言志、寓情于理，这是文艺创作在审美运思上体现出的独特方式。在学者张晶看来，“从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的普遍情况而言，写物、抒情、言志和寓理是一体化的，而非彼此剥离互相分离。”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的美学以比兴方式为代表的审美运思，都是托物抒情或托物言志的”，而且也体现为“中国美学思想在艺术创作中并不排斥理性的感悟，但反对空言‘性理。”[2]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审美表达首先是托物言志，其次也追求情与理的合一。

其实，托物言志、寓情于理这种古典的审美运思方式，在新诗表达中也较为普遍。诗人艾青曾指出：“诗人一面形象地理解世界，一面又借助于形象向人解说世界；诗人理解世界的深度，就表现在他所创造的形象的明确度上。”[3]这里所说的“借助于形象向人解说世界”，与古典美学中的“托物言志”是较为接近的。艾青还强调，诗人抒情时要懂得使用理性，要“用明确的理性去防止诗陷入纯感情的稚气里。”[4]也就是说，寓情于理才能表达出更为丰富和细腻的情感来。在诗歌创作中，诗人抒情与所托之物多数情况下就是诗歌所选择的意象。艾青《我爱这土地》、穆旦的《春》等诗中的意象都是精彩而生动的，富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托物言志、寓情于理”的传统美学思想。

不过，与古典诗歌中的美学意象具有高度的公共化和集体性不同，中国新诗的意象更多地体现为个人性和私人化，这一方面折射出诗人个体创作的差异性和开放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读者阅读和接受上的障碍，读者往往抱怨新诗“晦涩”“艰深”“无法卒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新诗意象凸显个人化的特性相关联的。在新时代里，中国新诗在有力继承托物言志、寓情于理的同时，既要考虑读者的接受，在意象的公共性和私人性之间寻找更恰当的契合点，又要加强诗歌教育与宣传，不断培养和提升读者鉴赏新诗的能力。

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这是文艺创作在审美表现上所具有的独特方式。在古代文论中，有关文学（主要指诗歌）创作必须追求含蓄蕴藉、言简意赅的论述极为繁盛，比如，刘勰、欧阳修、严羽等都曾论及过对凝练的追求。百年新诗史上也不乏含蓄蕴藉、言简意赅之作，如卞之琳《断章》、穆旦《春》、郑敏《金黄的稻束》、余光中《乡愁》、洛夫《边界望乡》、痖弦《秋歌——给暖暖》、舒婷《双桅船》、顾城《一代人》等，都是体现着“含蓄蕴藉”的古典诗学特征的新诗名篇。

相比古典诗歌，新诗在语言的锤炼和词语意义的容量上，还存在很大的不足，常常显得拖沓和琐碎，总是不够含蓄和凝练，这成为了很多新诗作品的通病。上世纪末期，郑敏曾在一篇文章中很不客气地批评道，“今天的诗语大量的散文化，远离汉诗诗语的凝练、内聚合表达强度。诗愈写愈长，愈写愈散，愈写愈忘记汉语诗语对诗人的约束要求。”[5]郑敏所指出的新诗语言表达的散文化明显、缺乏凝练与内聚力等毛病，不只是九十年代普遍存在，到了21世纪初，随着网络等新媒体的出现，这一毛病变得愈发严重，以至于口水化写作的诗歌文本遍地都是，从而给新诗的大众形象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如果说言简意赅、凝练节制是文学体现出较高艺术水准的美学尺度和创作原则的话，那么，到了更加重视自身发展规律的文学新时代，中国新诗必将在回眸反思百年历史发展的轨迹、总结其中的成败得失的基础上，努力做到以言简意赅、凝练节制的含蓄美学来约束自我，从而创造出更有思想价值和艺术品位的诗歌作品。

形神兼备、意境深远，这是文学创作达到高妙艺术境界的精准概括。“形神兼备是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对作品的至高期许，也是鉴赏家或讀者（观众）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的通行标准。[6]而作为重要的诗学范畴，“意境”在我国古典文学中所占有的独特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意境深远是对一部文学作品达到较高艺术境界的最充分肯定，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因此构成了一个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最高美学追求。百年中国新诗尽管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就，但离“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的艺术化境还有很大的距离。新时代诗歌必将会以此为美学目标，为当代中国文学奉献出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精神产品。

新时代诗歌的审美表征

较之新时期诗歌，新时代诗歌将具有更为完备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体现出前所未有的艺术宽广度和思想深刻性。我们可以从国际视野、中国经验、人类意识等几方面加以阐明。

新时代诗歌的国际视野，是指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国新诗将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和宽广胸怀，来接纳世界各国的文学风潮，及时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技法，并密切关注全世界的共同人文话题，积极参与世界文学的历史建构，让中国新诗真正实现走向世界的文学大业。从1990年代到新世纪初，由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中国新诗一度走向社会边缘，此种情况下，书写小情绪、小感受的诗歌作品铺天盖地，当代诗歌似乎成了只是接收碎屑感念与零星意绪的容留场，与历史时代形成强烈呼应的大诗则少之又少。有评论家曾尖锐地批评过这种现象：“绝大多数诗人都开始了书写一种短暂的感受、一种自我的情绪——像一个小小的容器，像整日生活在高层楼房中足不出户、对很多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的一群人，没有热情、激动与感动，这种写作似乎注定无法进行大面积的铺陈，因为思想、意识以及情绪仅仅是轻微的浮动，所以，诗歌本身也只能做到戛然而止。在这种流行的创作形式中，不能说没有生活，只能说写作者本人将生活本身进行了窄化的理解。小格局、小规模，进而在模式化的叙述中千篇一律，‘小情绪的简约与泛化堪称当前诗歌基本面貌。”[7]到了新时代，具有国际视野的当代诗歌，必将走出这种迷恋小情绪的写作误区，向着更大气、更开阔的审美地带昂首挺进。

“中国经验”是新世纪以来学界使用频繁很高的一个诗学术语，孟繁华、张清华、贺绍俊、洪治纲等文艺评论家都曾论及此概念，比较而言，下述阐释显得更为综合和全面：“在内涵上，‘中国经验指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明成果和社会存在，是一种特殊的精神财富。主要是指，在中国语境下主体的认知实践和具体的社会存在形态，但也不排除改造中国文化传统而出现的新元素。在外延上，‘中国经验既指生活经验，也指文学经验；既指当下经验，也指历史经验；既强调整体性经验，又注意个体经验。”[8]也就是说，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所谓“中国经验”，必定体现为“三结合”：生活经验与文学经验的结合，当下经验与历史经验的结合，整体性经验与个人经验的结合。“中国经验”是“中国”的经验，它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经验”同时也是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实践经验、心灵经验和表达经验的统一，它带有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具体到新时代诗歌，其中所凸显的“中国经验”，既是诗人感受新时代的历史脉搏和社会风潮的艺术彰显，同时又是新诗对百年新诗美学传统的继承和发扬。换句话说，真实深刻地呈现“中国经验”的新时代诗歌，既要用诗歌的形式细腻生动地反映新起点、新征程中的现代中国发展的最新动态，又要以百年新诗艺术探索中所积淀的艺术经验为美学资源，将生活与文学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国社会生动的历史画卷与中国新诗成熟的艺术美学相互拥合而生成的精神产品。

近些年来，新诗正在逐步走出展现小情绪、小格局的狭小天地，体现世界视野、人类意识与生命关怀的诗作也在不断增多，这是一种令人可喜的创作迹象。2014年第5期《人民文学》推出的吉狄马加的抒情长诗《我，雪豹……》，将思维视野放置在对人类生态环境和生命存在本身的关注上，成为一首富有精神重量和思想震撼力的优异之作。该诗以大量饱含深情的笔墨，描绘了雪豹这种珍稀濒危动物独特的生命境遇和令人担忧的生存现状，抒写出保护生态、守护心灵、崇尚理想、敬畏生命的人文旨趣，它显示出当代诗人的大视野、大抱负，写出了当代诗歌的大境界、大情怀，它是一首不容忽视的极有重量的诗[9]。另外，欧阳江河的《泰姬陵之泪》、蓝蓝的《哥特兰岛的黄昏》、梁平的《琥珀色的波兰》等诗歌，在异域题材中勘探诗意的矿藏，体现出了本民族与他民族、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等方面的多重对话，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和诗学价值。近几年出现的一些诗集，如雷平阳《基诺山》、李少君《自然集》、胡弦《沙漏》、张执浩《欢迎你到岩子河》、陈先发《裂隙与巨眼》、朵渔《最后的黑暗》等等，都是立足于高远的诗歌志向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层次开掘，体现出博大的生命关怀和悠远的历史反思。可以预见，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体现深幽的人类意识和博大的生命关怀的诗歌，必将成为文学的主潮，从而带给人们强烈的心灵震撼与持续的精神鼓舞。

参考文献

[1] 张桃洲选编：《王家新诗歌研究评论文集》，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7月版。

[2][6] 张晶：《三个“讲求”：中华美学精神的精髓》，《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3][4] 艾青：《诗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98页，第178页。

[5] 郑敏：《中国诗歌的古典与现代》，《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9] 郑敏：《试论汉诗的某些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文艺研究》1998年第4期。

[7] 张立群：《“小情绪”的简约、泛化及其他——当前新诗发展的困境与难题》，《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2期。

[8] 李志孝：《新世纪“中国经验”的表达与新文学传统的当下阐释》，《当代文坛》2017年第1期。

[9] 张德明：《一代人的诗歌宿命》，《创作与评论》（下半月刊）2015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