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佳裔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离开硅谷，或者说，他们住不起自己口中的“贵谷”了。

两年前，因为硅谷区域的房价太高，有人曾提案，希望加州的州政府能为家庭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下的“低收入”居民提供贫困保障，比如一个廉价的住所。20万美元的家庭年收入，这个水平在其他州显然属于“高收入群体”—全美平均家庭年收入10万美元以上的家庭已经被视为中产阶级。

在美国其他地区被看作老旧破败的房子在这里可以卖到百万美元以上，人们对不断攀升的房价已经习以为常，并且认为价格“本应如此”。2018年第二季度美国房屋销售报告显示，圣克拉拉（Santa Clara）、圣何塞（San Jose）地区的房屋中位数价格较一年前上涨了25%，增长速度超过了美国其他地区。硅谷的9个县中有5个县的房价中位数都超过了100万美元，而全美的房价中位数只有25万美元，相当于一处硅谷的房产可以换其他区域的4套房产。

租金在这片寸土寸金的乡间更是飙升。以山景城（Mountain View）为例，仅从2017年到2018年，租金价格就上涨21%，租下一间一房一厅公寓的月租金中位数已经达到3110美元（约合20674元人民币）。若在硅谷的最核心区域Palo Alto，没有四五千美元，基本难以租到房，更别提房源本就供不应求。

租不起房的年轻人只能选择搬离中心城区，用长时间的通勤换取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

“Palo Alto核心区域别说住不起，压根就租不到”，一位在硅谷工作的数据分析师告诉《第一财经》杂志，“有一次，一位年轻的Lyft司机告诉我，他终于从旧金山搬出来了”。另一位住在硅谷Burlingame城的初创公司员工依然记得当时的吃惊，“他在那栋狭小的公寓中有九个室友！非常憋屈。”在一位斯坦福的项目负责人的观察中，住不起湾区的年轻人通常会选择金门大桥链接的另一侧的Oakland，甚至更远的Livermore、Tracy这些城市通勤，“往返三小时很常见”。

选择住在郊区的人数不断在增加。根据非盈利组织硅谷网联（Joint Venture Silicon Valley）发布的一份硅谷指数报告，在2019年上半年，6.5%的硅谷员工在通勤路上花费3个小时，这一数字较2011年增加了3%。高房价和通勤难让硅谷连续3年人口净流出。租金高、物价贵，雇人成本作为硅谷生态链的一环，无可避免地高居不下。在硅谷的中国创业者，尤其是那些刚起步的创业者，把“搬离硅谷”提上了议程。“车库创业的先决条件是，首先，你需要有一个车库。而现在，你连车库都买不起了。”张鸣说，他是一家创业公司的合伙人，从事自然语义处理，去年拿到了百万美元的风险投资。

这并不是单一案例。《经济学人》曾统计，在硅谷创业的成本至少比在美国其他大多数城市高4倍。房地产公司世邦魏理仕的报告显示，在旧金山，运营一家拥有500名员工，占地7000平方米的初创公司，一年需花费6240万美元。这一花费，远远超过其他美国城市或加拿大，运营成本比波特兰和亚特兰大的初创企业分别高出了47%和49%，是温哥华和多伦多地区初创企业成本的两倍多。

张鸣的团队约有20人，但是已经开始考虑在波特兰、德州或者南加州招募更“便宜”的工程师们协同工作，而不是在本地继续扩张。硅谷的工资高，成本也高。在他看来，大部分的创业公司生存艰难。比如要招募程序员，年收入15万美元以下的在硅谷属于“低收入”，而全美平均是6万美元。根据《硅谷指数报告》，2017年至2018年硅谷的平均收入为14万美元，是全美均值（6.8万美元）的两倍多。

“大家共同的感知是成本太高，想要逃离，其实就这两三年。”张鸣说。

不难理解为何硅谷网联的首席执行官Russel Hancock在年初称硅谷“是一个大规模功能失调的的地区”—在数百万美元的抵押贷款和吞噬灵魂的通勤状况面前，企业很难吸引并留下那些对前景感到忧虑的人才。Facebook、苹果、Google等巨头可以通过高工资来弥补，但对创业公司来说，它们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去年年初，知名投资人彼得·蒂尔成了“硅谷叛逃者“。他是畅销书《从0到1》的作者，同时也是Facebook董事会成员。他的家庭搬离硅谷，并带走了他创办的个人投资基金Founders Fund。今年年初，硅谷最大的孵化器Y Combinator（以下简称YC）发布公告称计划将办公室从硅谷搬至旧金山，最近正在尋找办公地址。YC给出的说法是，考虑到创业公司重心在过去5年的变化和通勤成本，想要更靠近湾区—10年前，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才把YC从波士顿搬到硅谷。

尽管硅谷拥有所有积极的商业环境因素，但不断上升的生活成本、高昂的营业税、对数据隐私和其他商业惯例的日益严格审查，让人们开始催生了这样一种看法：未来几年，硅谷可能无法继续主导技术创新。在毕马威发布的《全球技术产业创新调查》（Glaob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Survey）中，有58%的受访者首次相信，未来4年，全球创新中心将从硅谷转移。也有人称，硅谷正在“失去活 力”。

这听起来太不妙了。用“失调”“泡沫”“失去活力”来形容一片区域，通常意味着一个大型生态系统在崩塌。不过有趣的是，这并没有影响本土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们，这块几十年来的创业沃土对他们吸引力依旧。

“这显然是巨大的泡沫。”皮埃罗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是美国硅谷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著有《硅谷百年史》。“两年前我就预测这里的模式无法持久，甚至可能会经历一场大萧条式的衰落，可是你看到了目前的状况，不得不承认，我错了。”皮埃罗耸了耸肩，“尽管我觉得它的创新力相对之前是在下降，数据几乎都集中到了大公司的手上。”

本土创业者John是一家航旅技术服务商的创始人，2013年大学毕业后，他辗转过几家大公司，随后从东海岸搬到硅谷来创业，并在此定居。今年，他从著名的孵化器YC“毕业”并拿到了天使轮融资。

最初，这家创业公司只有John与他的两名合伙人，不过很快，他遇到了团队扩张的问题。“很多公司在挣扎，因为这里的竞争太激烈了。”John说。摆在他面前的是三个选择：① 离开硅谷，把整个团队搬到更便宜的地方，比如去用工成本更低的西雅图或者波特兰；② 留核心团队在硅谷，在其他城市招募员工远程办公；③ 削减招聘规模，把全部的队伍都留在硅谷。

在赢得硅谷当地知名投资人的一顿午饭后，John作出了选择：削减新招人数，留在硅谷。因为以目前的业务规模，在硅谷招全部员工是可行的。他得到的建议是—只有获得最一流的人才，才有可能成为最顶类的公司。他用“磁石一般的吸引力”，描述那些人才对“缺乏创新力”的硅谷的渴求程度。

“在硅谷之外我们的确能以同样的成本招到更多的人，甚至扩张一倍的团队，但是你知道的，在技术和软件方面，多并不意味着好。一个优秀的工程师抵得上六七个一般的工程师。与其组建20人的团队，不如找10个最专业的。”John告诉《第一财经》杂志，“沟通中潜在业务方向和修正的风险比成本的风险要大得 多。”

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特别早期的公司，生存的确是愈发艰难了—物价、房价和生活成本都在上涨，没有客户就没有收入，再拿不到投资的话，很难活下来。

《第一财经》杂志采访过的当地创业者和投资人都承认，专注于特别早期的投资总量近两年不断下滑。“想拿到早期的投资肯定比10年前更难了。”曾就职于高盛与摩根大通资产管理部的刘冠森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的身份在2017年发生了变化，从华尔街的投资人变为硅谷一家区块链公司的合伙人。“投种子轮和Pre-A轮的（资本）在减少，因为大规模的基金往往愿意投资大项目，这样的确定性（成功概率）更高。”他顿了一下，补充道，“相对10年前，风投基金的偏好变了，投资的公司比之前更成熟。”

从一级市场总体的数据看，2018年硅谷投资的总量又创了新高。但是，换一个角度看，2018年也是马太效应凸显的一年。根据钛媒体此前的报道，在硅谷的巨型基金（Mega fund）吸纳了大量资本，5000万美元以上的融资交易占2018年总融资额的半数以上。另一份数据来自Crunchbase，2008年，硅谷投资规模在2500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占比20%，而在2018年这个数字占比43%。2008年基金规模超过5亿美元的占所有资本的48%，而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上涨到了66%。

除了显示出投资偏好变得“成熟”，这背后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趋势：募资也在变得集中。就算在早期投资中，钱也在向管理较多资金的基金聚集。2018年募集的230只风险投资基金中，有41.7%管理着超过1亿美元的资本。在仅仅3年前，这个比例还只有33.5%。

硅谷早期投资人、Fusion Fund创始人张璐换了一种方式做解读—2018年在中早期投资的融资金额整体创了新高，但是获得融资的公司的数量创了新低。在她看来，在2015年的时候，钱都以小额投资的形式散落在各种各样的公司里，所以各类背景的创始人都能拿到初始投资，而现在的资本更多集中投资到了优质的项目中，这意味着总的投资量增大，但是获得资本垂青的公司的数量更少。“相当于是现在优质的资本更加集中地投资到了一些优质的项目里面去，这其实是对硅谷生态更好的。”张璐说。

当诸多优质项目扎堆在一个区域中，“硅谷式偶遇”成了激发创业公司活力的重要推手—下楼买个便当和人交流时可能就能解决困扰已久的bug。“去另一个价钱便宜的地方很容易，但你感受不到那种能随时刺激你的兴奋点。”丰元资本合伙人李强也持同样观点，“在硅谷，形容这种状态有一个词叫作serendipity，翻译成中文叫作偶遇。”在李强看来，这种“偶遇”把硅谷连成了一个个的社区，员工的办公环境就像是一个大型社区共享空间。

他所在的办公室旁就是大学路165号的“幸运之屋”，因培育出了PayPal、特斯拉、罗技等多家明星公司而闻名。马路对面就是目前Palantir公司的总部，一家低调孵化创业公司的创业公司。这栋不超过3层，灰色不起眼的房子中，先后孕育了Facebook和Google。不僅这一栋，这片离斯坦福大学最近的办公区域，曾先后被不同的“独角兽”承包，后来Google和Facebook扩张过快，而周边房屋无法扩建，不得不搬迁。

硅谷房价的疯狂并不亚于几年前的北京、上海、深圳。一栋Palo Alto城区的房子售价基本在600万至700万美元，周围用于办公的房价更高，且只能造两层，总面积1000平方英尺（约合93平方米）左右。Facebook还在Palo Alto的时候，为了鼓励员工住得近方便交流，每位员工可以每月得到900美元的补贴，这也导致这个区域的租金一下水涨船高。

硅谷梗概

硅谷人群受教育结构

硅谷风险资本投资情况

不过，孕育了一大批独角兽的硅谷，也孕育出了一种“旋转门”文化。对于一个健康的公司而言，它有自己的免疫系统。徐霄羽把创新比作癌细胞，“VC把癌细胞摘出来，病毒式发展，再慢慢引起大公司注意。”在硅谷，这是一个巨头培养人才—被VC投资—再被巨头收购的循环。

如果从创新周期来看，这通常是个螺旋式的发展—最先是基础技术创新，再是技术应用创新，然后是商业模式创新。商业模式即切蛋糕，重新划分市场。比如从出租车到Uber，创造新的市场价值的同时，即切分这块蛋糕。当市场没有办法再划分更多的玩家时，又开始了下一代基础技术创新技术应用创新，所谓的大周期变化，也是个“螺旋式创新”，在多位投资人的观察中，这个周期通常在6到8年。

“我为什么在2014年会觉得要投基础技术创新和技术应用，因为我看到当时商业模式创新都做烂了，感觉到需要下一个周期。”张璐说。

一个以高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并不是简单以人口流入和流出为衡量指标，也不是以单一技术产业体系的发达为胜利，在新经济地理中，产业生态系统—企业、创新、网络和领袖、习俗和世界观、企业家精神都互相影响之后形成地区的组织生态。

曾有人总结硅谷创新源泉的四条法则：叛逆精神、正向淘汰、多元文化和宽容失败。对于硅谷的生态而言，创新不仅是资本上的，更是文化、精神上的，这成了整片区域基础设施中的一部分。

硅谷也并不是没有成见，但是比其他地区更为包容的是，这里的成见被发现后，人们愿意主动去修正。

硅谷投资人张璐毕业于斯坦福大学，21岁创业，25岁自立门户做投资。一开始她就被贴上了“年轻”“少数族裔”“女性”的标签，还选择了白人男性为主导的大健康领域去投资，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歧视是不可避免的，那是人性使然，硅谷的优点是愿意去改变自己的成见。”张璐说。因为自己被贴上的标签使得对方放弃合作在最初是常有之事，“但如果你能证明他们错了，他们反到更愿意和你合作。”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知道“Lu”这个名字都是通过他们想要投资的公司，他们发现“Lu”这名投资人总是捷足先登。事实上，Fusion Fund是所投的50多家初创公司中近一半公司的最早投资人，并且拥有涵盖了1万多家候選投资名单的数据库。这和张璐早期的创业者身份有关，有技术背景并能迅速知道创业者想要什么。

如果再拆解“一位少数族裔的年轻女性如何迅速创业”，你还能看到更多。创业的最初，张璐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支持：学校在周边提供了极为廉价的办公场地，这让白天学习、晚上和同学共同创业的模式变得可行。这也是硅谷典型的大学和风险资本家共同创建的“大学-产业综合体”和“科技型资本主义”的延续。更别提车库创业的鼻祖惠普公司，几十年来从500美元的创业成本发展成为全球最大技术公司之一，至今依然以一美元的价格向斯坦福大学租用周边的办公场所。

硅谷房价对比旧金山和加州的中位数价格

“硅谷就是个巨大的泡沫，它永远处在泡沫中，但是这个泡沫不会破灭。”鲍周佳说。近年来大量公司在后续融资中估值下降和公司的卖出价格低于估值的情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这不是硅谷正在酝酿一个危险泡沫的证明，而恰恰是硅谷正在健康运行的证据。

“只要硅谷核心的旋转门文化没有变，创业者工程师们依然有合理合法暴富的机会；硅谷的包容，以及人才、巨头、资本的生态系统健在，这就是一个健康的系统。”徐霄羽说。

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从共享经济到AI……这些形形色色的“微泡沫”组成了硅谷，但它们散去之后，剩下的往往是真正坚实的企业，而它们会驱动这个创新腹地不断前进。“泡沫有它的作用—每当新兴产业出现，创业者必定要从既得利益者手里分走一些资源，泡沫在这个时候就可以作为助推力，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泡沫就像是创新的催化剂，只要资本市场保持冷静，泡沫就会快速消退。

Wein是硅谷的一家创业公司合伙人。几年前，他从德国搬到了Palo Alto，购买了核心区域的一栋小屋。他的另一个身份是Airbnb的房东。出差频繁的他每月只会在Palo Alto待一周，更多的时间他需要到西雅图、纽约、波士顿和欧洲一些城市和客户沟通。

“没有人逼着你在硅谷，事实上我们 的另一位合伙人就在西雅图，我只是喜欢硅谷这里的文化。”经常往返纽约、华盛顿的他告诉《第一财经》杂志，“在华尔街、国会山这些地方，社会文化的深层动力大多源自欲望和权力，而硅谷的动力源自改变世界的愿望和信心。”

在Wein创业初期，团队最早的订单来自Dropbox，工作是为其开发移动广告业务。“我只是写了一封邮件给Dropbox团队，告诉他们我们开发了一套移动设计平台，能在上面找到优质且性价比高的设计师，希望能和他们聊聊。”邮件发出的当日他就收到了回复，约他工作日的中午吃个简餐。“只要你的产品足够优秀，在这里你永远不缺机会。”

从Wein的家中出发往西两个街区，就是乔布斯的老家，再往前走是拉里·佩奇和扎克伯格的住所。只要你愿意早上5点起床，你总是能在楼下的星巴克见到蒂姆·库克，假如他没有出差的话—创业者几乎可以在这里遇到任何他想要见的技术新贵。

看似宁静的小镇，背后是最为现实的丛林法则。“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硅谷，只有最顶尖的那批人才能留下，但同时你也会获得最好的回报。”Wein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品、张鸣、John和Wein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