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建红

摘要：尽管尤金-奥尼尔《安娜·克里斯蒂》一剧的背景为大海，其核心却是家庭伦理阐释。同名女主人公安娜过往不幸的成因并非大海，而是未成年时期父爱的缺失。安娜的新生源起于父爱的复得，然后才有象征新生的爱情。随着新家的组建，集女儿、妻子和未来的母亲三重伦理身份于一身的安娜满怀希冀迎接未来。该剧的永恒魅力与价值在于揭示了人类内心深处对家庭伦理生活的想望与回归。

关键词：《安娜·克里斯蒂》 父爱的缺失 新家 希冀

一、引言

《安娜·克里斯蒂》（1921）是尤金·奥尼尔早期以大海为题材的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部。该剧讲述的是水手克里斯为让唯一的女儿安娜摆脱海的控制把她寄养在内陆，然而安娜长大后还是来到海上，嫁给水手为妻，而后重返陆地的故事。次年奥尼尔凭借该剧第二次荣获普利策戏剧奖。自该剧上演和发表以来，国内外剧评家对其评论颇多，大多数认为这是一出命运悲剧，一些评论家则聚焦于剧中大海的多元意象，还有部分评论则从性别视角剖析女主人公安娜的命运，这些研究无疑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也加深了我们对剧本的理解。“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人类社会的伦理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该剧也不例外。尽管戏剧的背景为大海，其核心却是家庭伦理阐释。下文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二、父爱的缺失：安娜不幸过往的成因

“西米恩·温思罗普”号货船的船长克里斯·克里斯托弗森出身于瑞典一个世代以航海为业的水手之家，其家族里的男人不是葬身大海就是在海上漂泊、饱尝孤寂，家里的女人们也跟着他们这些男人受苦，由此他把海视作掌控人命运的大魔头。为了不让唯一的女儿安娜重蹈上一辈人的不幸命运，他把她寄养在内陆的农庄上，期望她能过上安宁平和的生活。

戏剧幕启，已是半醉的克里斯泊船上岸走进“牧师约翰尼”酒吧，身后跟着老妓女玛莎。他收到一封来信，从中获悉十五年未见的女儿安娜马上要来东部看他。他欣喜过望，忙赶着去醒酒，以便以良好的父亲形象见到女儿。在他出去的当儿，安娜走进酒吧。她身材高挑，发育丰满，但“身体欠佳，外表的一切清楚地显示了她属于世界最古老的职业的迹象，她的年轻的面容，在一层化妆品的下面已变得冷酷无情和玩世不恭。她的穿戴是农村姑娘当妓女的那种打扮，既华丽又显得俗气”。从她与玛莎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她确实沦落了风尘，并在一次赌场清除行动中被判三十天监禁，出狱后不久又生病住院，她现在是刚从医院出来，身体虚弱，无依无靠，因此只有来东部找父亲了。远离大海、待在内陆的安娜仍然遭受不幸，这大概是克里斯料想不到的。不过，与父亲不同，安娜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陆地，并因此而憎恨陆地。

以往的评论在论及安娜不幸过往的成因时大多认为这是命运使然，大海即是驾驭人类命运的外在神秘力量的化身，而剧中人物克里斯却想躲避大海，與命运抗争，其结果必然是惨败。也有评论指出，安娜在男权社会的附属地位决定了其反抗的虚弱和无力，因而其作为男权社会受害者的命运不可避免。这些评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大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即安娜在沦落风尘之前的身份是未成年人，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众所周知，对未成年的孩子来说，父母是影响其成长的最重要的因素，父母的关爱和保护是其成长中“至关重要的必需品”。通常，在最初的几年里，孩子最依赖来自母亲的爱与关心，“六岁左右，孩子开始需要来自父亲的爱，需要父亲的权威和指导。母亲的作用是给予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而父亲的任务是教育和指导孩子怎样为人处事，怎样面对将来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

可是细梳文本我们发现，克里斯作为父亲在安娜的未成年期基本上是缺位的。自五岁起安娜就没见过父亲，且克里斯这一去就是十五年，尽管这期间不甘寂寞苦等的母亲带着安娜来到美国，在明尼苏达州表兄妹的农庄上住了下来，然而拉近的距离并没有换来父亲的“在场”，所幸当时母亲还在。母亲的早逝是安娜不幸的开始，因为作为父亲的克里斯在此之后仍是一如既往地缺位。由是寄人篱下的安娜成为无根、无爱、无助之人，在农庄上整日被当作下贱的奴隶呼来喝去，累得死去活来，饱受欺凌和虐待。尽管安娜曾多次写信告诉父亲她在农庄的境遇有多糟，可克里斯仍然是不管不问，忘了自己作为父亲的伦理身份，同时抛掉了自己该承担的伦理责任和义务。父亲缺位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十六岁那年安娜被表兄奸污。贱视、虐待，加屈辱驱使安娜逃离农庄到城市讨生活，然而城市中的保姆工作对仍是孩子的安娜来说同样是不堪承受之重。

克里斯不仅没有给未成年的女儿以精神上的关爱与支撑，即便在物质上他也没有任何担当。从戏剧最后一幕克里斯口中所说的给安娜做的“安排”，即他出海远航期间由安娜每月领取他的薪酬，我们可以推知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这么做。一般来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担负着“经济的、社会的、情感的等方面的”多重角色，其中其首要角色为家中生计的提供者，可是克里斯连这个也没有做到。如果他能在女儿不堪城市保姆工作之时给予必要的经济支持，安娜也许就不会为生计而沦落风尘了。“如果你一直都是一个规规矩矩的父亲，把我带在你的身边——也许事情就不会这样了！”这是安娜悲愤中对克里斯的质问。在此安娜虽没有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父亲身上，但她暗示如果有父亲“在场”她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了。“我的一生中他就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一件事”，这是安娜对父亲之前的“培养”所做的总结。一句话，正是未成年时期父爱的缺失导致了安娜此前的不幸。

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克里斯在安娜成长中的长期缺位呢？真实的情况是，每当船只靠岸他便是个“酒色之徒”，纵情欢乐，恣意满足自己的本能欲望而忘记了自己对家人，特别是对未成年子女所负有的养育责任和义务。尽管清醒过来后他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可为时已晚，身无分文的他只有重新回到海上去挣下次回家的船票。

克里斯不乏伦理意识，然而更多的时候他不是忘记自己身为父亲的伦理身份就是试图逃避这一伦理身份所肩负的责任。当安娜之后当着他的面道出其不堪回首的过往时，克里斯痛苦地捂住耳朵，“不要这样说了！我要疯了！我不想听！”然后抛下安娜去酒吧买醉以忘却现实。两天两夜的沉醉之后他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该为女儿的不幸承担责任，于是回到船上请求安娜的原谅。可当安娜在他首肯自己的婚事后选择原谅他，并安慰说这不是他的过错时，他好似被大赦一般：“你说得对！这都不是什么人的过错！这是那个老魔鬼，海的过错！”从出场到谢幕，克里斯一直都在诅咒海，同时坚称这么多年来他把安娜留在陆地就是为了让她远离海这个老魔鬼的伤害，这其中可能部分是真心，不过更多的则是为了推卸责任，以减轻自己对女儿的负罪感。在此大海不过是“为克里斯承担责任的替罪羊”。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认识到，正是未成年期父爱的缺失导致了女儿安娜此前的不幸。

三、新家的组建：安娜之希冀

饱受爱之饥渴的安娜在父爱复得之后如获甘霖般得到滋养并开始新生。十天之后，她就“显得健康，模样改变了，脸上恢复了自然本色”。这是由内向外的新生。而且，父亲还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她对男人的看法，这为她后来爱上马特·伯克做了铺垫。

這种新生是为爱情的先声，而爱情亦即新生的体现。当遭遇船只失事的司炉马特·伯克蹒跚地走上克里斯的货船时，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找回了真实自我的全新的安娜。两个年轻人在相遇后相知相恋。但当伯克向安娜求婚时，她却犹豫了，借着新生的力量，安娜勇敢地向伯克坦承了自己的过去：“我想瞒住真情嫁给你，可是我不能这样做。”在此我们看到的是如苔丝般纯洁的安娜。

剧末观众被告知，伯克在与安娜结婚之后将与克里斯一道出海远航。尽管早期有剧评家认为这属于喜剧结尾，而后来的评论家们大多认为结局为悲剧。奥尼尔曾在1921年12月18日的《纽约时报》上撰文回应：“把这最后一幕写成悲剧是轻而易举的——就这个剧本来说，甚至更合乎传统。……但是深入戏剧人物的内心，我发现我不能那样做。他们不是那种类型的人。”可见，奥尼尔也无意把结尾写成悲剧。

评论家们似乎大多停留在戏剧末尾海上来的重回海上、陆上来的重回陆地这一层面，而没有关注剧中人物在这一过程中的变化，尤其是伴随着新家组建而来的积极变化。事实上，戏剧末尾剧中人物并非“回到原点”;相反，而是站在了新的人生起点上。

剧末，安娜在向即将远航的男人谈起自己的陆地生活时是这样说的：“至于说到我一个人孤单单的，在家里的人都惯了，我也会习惯过这种生活的。我可以在什么地方买一间小房子，也给你们俩人收拾一个固定的地方，好回来住——等着瞧吧。”安娜曾向克里斯声言哪怕一滴海水也胜过世界上所有的农庄，为什么此时她却心甘情愿回归陆地呢？其实，细一思量，答案非常明了：自出生时刻起，我们接受的就是家庭式的生活，家于我们而言是成长的摇篮，亦是幸福的港湾，因此，“当我们长大成人并坠入爱河时，我们梦想着从此可以与爱人在新建的家庭中共享美好的生活”。就安娜而言，伴新家组建而来的是人生的归属感及希冀的升起。

安娜先前的陆上生活，由于母亲的过早离世及父亲的长年缺位，可用“无根无爱、孤苦无依、饱受欺凌”来概括。追根溯源，正是其“无根无爱”的处境导致了其“孤苦无依、饱受欺凌”的过往，因而她之前的不幸无关乎大海，也无关乎陆地。当然，安娜此前有限的人生视野让她无法看清事物的本原，回到父亲身边之后，她才深刻体会到家才是人生幸福之所在。

人是一种伦理的存在，其所做的人生选择几乎都与其伦理身份相关。安娜也不例外。接下来我们来探讨新家组建之后安娜的伦理身份。首先，她找到了父亲，而且在不长的相处中她发现父亲是从心底里爱着她的，因此，作为拥有父爱的女儿她是幸福的。其次，在与伯克结婚之后，她将成为妻子，这一身份意味着她不会重复老妓女玛莎“飘零”的命运。不过，也有评论质疑伯克迎娶安娜的动因，认为其纯粹是出于肉欲，因此并不看好他们的婚姻。基于文本细节，本文作者倾向于持相反意见。当安娜告诉伯克除他之外她从没爱过任何其他男人时，伯克要求她对着他母亲给他的十字架（很灵验）起誓，这个细节告诉我们伯克是一名天主教徒;众所周知，在天主教看来，婚姻是异常神圣、至高无上的，它具有专一性与不可拆散性，由此可知伯克对安娜的一片真心。即便在得知安娜为路德教教徒后，他对安娜的爱也丝毫没有减损：“哦，我有权利离开你——可是我做不到！尽管有这一切，我还是爱你的，老天爷宽恕我，无论你是什么人，我都要和你在一起。”连宗教的藩篱都能超越的爱情还有什么不能克服呢？相信伯克有“这股力量”抛掉世俗成见与安娜共同经营新生活。最后，从伯克对安娜所说“孤单”的回应，我们可知他们的孩子将成为安娜未来生活的中心，她将成为一位母亲。至此，安娜集女儿、妻子和未来的母亲三重伦理身份于一身，这是她心甘情愿回归陆地的真实缘由。

不仅如此，回归陆地的安娜还同时满足了世界上最爱她的两个男人的家庭伦理生活诉求。“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幸福”（陀思妥耶夫斯基语），任何人，只要是个正常人，就会对幸福生活充满向往，继而对美好的家庭伦理生活产生渴求，安娜如此，克里斯和伯克也莫不如此。一生漂泊不定的克里斯希望女儿婚后在乡下有间小屋，这样，他的晚年就有了归宿及天伦之乐。司炉伯克的人生愿望是，遇见一位漂亮端庄的姑娘，倾心爱她，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到港口的那个星期，每晚与家人待在一起，尽享家的温馨。

戏剧这样结尾：“如果不是一个幸福的结尾，至少给人希望。”诚如奥尼尔所言：“人在无望的奋斗中得到希望，这是莫大的精神安慰，（她）比任何人都接近星空彩虹。”

综上所述，尽管《安娜·克里斯蒂》一剧的背景为大海，其核心却是家庭伦理阐释。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对每一个个体而言乃人生幸福之所在，无论是家庭中的父母之爱、夫妻之爱还是子女之爱都关乎和维系着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个体的幸福。也正是基于此，在追寻幸福的过程中，回归家庭伦理生活成了剧中人物的根本诉求。一言以蔽之，《安娜·克里斯蒂》之所以一直以来备受欢迎和关注，正在于戏剧触及了人类灵魂深处最柔软的部分——对家庭伦理生活的想望与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