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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芙蓉镇》中秦书田形象塑造的意义

2019-06-25刘紫璇

名作欣赏·评论版 2019年5期
关键词:知识分子人物形象

刘紫璇

摘要:《芙蓉镇》作为反思文学的代表作,自问世便备受关注。作者古华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疯狂社会中的扭曲灵魂。其中,知识分子秦书田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本文拟从秦书田与群众、苦难的关系入手,深入剖析其内心世界,探索特殊时期知识分子的处境,重新审视《芙蓉镇》的反思意识。

关键词:《芙蓉镇》 人物形象 知识分子 秦书田 反思意识

新時期反思文学代表作《芙蓉镇》自问世便备受关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芙蓉镇》曾经的风光在时间的淘洗中悄然而去,甚至有人认为《芙蓉镇》是“过去了的文学”。的确,20世纪80年代,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社会各界掀起反思浪潮。古华顺应时代潮流,“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通过描写芙蓉镇几个小人物命运的升沉浮降歌颂新时代,自然受到欢迎。然而,当时代变迁,过去成为历史,《芙蓉镇》失去了时代意义,难免显露出某些不足之处,因此,在这个层面上,《芙蓉镇》可以说是“过去了的文学”。但“过去”并不等于“无意义”,正如李兆忠所说:“尽管岁月无情地彰显出它的某些急就、粗糙甚至肤浅,但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生机——那种从灵魂深处发出的声音。”这种生机就体现在小说的人物身上,古华在小说中共塑造了八个主要人物,这些人物真切生动,丰富多彩,不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打开了人们尘封已久的记忆,使我们从中得到反思。如今,重读《芙蓉镇》,最打动我的仍是知识分子秦书田。可以说,“秦癫子”是知识分子队伍中独特的“这一个”,纵览全文,不难发现,秦书田的独特性生动地体现在他与山镇居民的交往和他面对苦难的生活态度中。作者通过描绘秦书田与镇民的关系及其苦难经历,将他的疯癫与正常、可笑与可爱、顺服与反抗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使其成为文学作品中熠熠生辉的独特个体。因此本文拟从秦书田与群众、苦难的关系人手,分析《芙蓉镇》中秦书田形象塑造的意义及其反思意识。

一、秦书田与群众的关系

《芙蓉镇》中的群众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患难者胡玉音,救助者谷燕山、黎满庚,对立者李国香、王秋赦。下文将主要分析秦书田与以上人物的关系,并以此揭示秦书田复杂的内心世界。

(一)秦书田与患难者胡玉音的关系

作者以胡玉音的三次情感经历为线索,细致描绘了胡玉音从满怀希望到希望破碎、人格遭到践踏时的内心挣扎与痛苦。其中以第三次与秦书田的爱情经历最为惨烈和触目惊心。而秦书田在这段感情中,始终充当着胡玉音生命价值的发现者、保护者和启蒙者的角色。

1.生命价值的发现者

“芙蓉姐子”胡玉音因其美丽的容貌和善良的心性深得芙蓉镇乡民的喜爱。然而,街坊邻居对胡玉音的夸赞仅仅限于容貌,真正透过外貌发现胡玉音的生命价值并给予其充分肯定的是知识分子秦书田。1956年,秦书田带领女演员们到芙蓉镇搜集整理《喜歌堂》,并把胡玉音的招亲仪式办成了一个《喜歌堂》的歌舞现场表演会。这是胡玉音与秦书田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通过这次表演会,秦书田发现了胡玉音的音乐才能。当胡玉音佩服他的好记性、好嗓音时,他则充分肯定了胡玉音的表演天赋,但同时对她小小年纪就成亲而不能发挥音乐才能充满了可惜和遗憾。当时的胡玉音已经沦为“新富农婆”,往日热情友好的街坊邻居唯恐避之不及,但知识分子秦书田却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始终以清醒的头脑、欣赏的眼光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他敏锐地发现了胡玉音的表演天赋,并充分肯定了她的生命价值,这给胡玉音饱受创伤的心灵带来些许安慰,同时也给她带来了生活的希望,秦书田的肯定为胡玉音个人意识的觉醒奠定了基础。因此,秦书田对胡玉音生命价值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

2.精神世界的保护者

秦书田不仅是胡玉音个人价值的发现者,更是她坚强的保护者。当灾难来临,黎桂桂自杀,胡玉音孤苦无依、几近绝望时,秦书田非但没有像其他镇民一般慌忙躲避,而是主动亲近她,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保护她的责任。秦癫子在坟堆上唱的《喜歌堂》,句句饱含着他对胡玉音不幸命运的同情,以及自己内心深处的无奈与苦楚,哀怨伤感的曲调将两个人的命运从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在以后漫长的斗争岁月中,秦书田处处保护着胡玉音。生活上,他悉心照料生病的胡玉音,并主动替她扫街,减轻她的负担。精神上,他甘当胡玉音的守护者,尽可能减轻灾难对胡玉音心理的伤害;他不为她塑狗像,不在她的名字上打叉,在她绝望时耐心劝导。正是秦书田的小心保护,唤起了胡玉音对生的渴望,让她在黑暗社会中感受到一丝温暖。打不哭斗不哭的秦书田第一次在“芙蓉姐子”面前流泪了,秦书田是正直善良的,他懂得发现生命的价值,懂得欣赏、珍视生命的美,他同情胡玉音的悲惨遭遇,心疼胡玉音作践自己的身体,却又对现实的苦难感到深深的无奈。他没有办法改变社会现实,只好努力开导胡玉音,尽可能地保护她,给她温暖和勇气。正是秦书田的声声呼唤和古老民歌给了胡玉音活下去的希望,曾经被胡玉音视为“毒草”的《喜歌堂》电成了她在艰难岁月中难得的精神支撑。

3.独立意识的启蒙者

秦书田的启蒙对胡玉音独立意识的觉醒起到了重要作用。沦为社会贱民的胡玉音失去了法律、道德人格和人最基本的尊严,她不断地否定自己,怨恨自己,恨自己还没有死心,没有变成槁木死灰。在这个疯狂的社会中,她找不到丝毫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只好努力压抑内心的情感,一遍遍地怀疑:沦为人下人,是否还配有人的正常感情,是否还配有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秦书田却给了她无比肯定的答案:只要生而为人,就同样拥有人格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有了秦书田的启发和支撑,胡玉音才有勇气迎接爱情的降临,才有勇气怒斥王秋赦,坚强地活下去。在人性扭曲的世界里,“同病相怜”的秦书田和胡玉音患难见真情,他们互相支撑,共度苦难。胡玉音给予秦书田温暖,秦书田带给胡玉音爱的勇气和活下去的信念,他弥补了胡玉音“无子”的缺憾,新生的小谷军既是他们爱的结晶,给胡玉音带来生活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追求独立人格的胜利象征。

秦书田与胡玉音的关系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的处境:由于文化水平较低,普通民众处于文化社会的底层,知识分子仍具有一定的文化优越感。后来知识分子随着地位的提升,文化优越感进一步增强,重新扮演起启蒙者的角色。于是,知识分子秦书田担任民间女子胡玉音的保护者和启蒙者便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知识分子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启蒙者的形象有所不同。尽管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也充当启蒙者的角色,但在当时,“启蒙”与“被启蒙者”是“看”与“被看”的关系,即被质疑、批判的对象是双向的。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既是启蒙者,同时也是被质疑、批判的对象,启蒙的结果往往是启蒙者被所启蒙的对象所害,启蒙本身大多也没有明显的成效。而古华笔下的秦书田则由被质疑的对象变成了纯粹的启蒙者,秦书田作为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优越地位体现了新时期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的提高。

(二)秦书田与救助者谷燕山、黎满庚的关系

小说中帮助过秦书田的人主要是大队支书黎满庚、镇粮站主任谷燕山等具有较高地位的干部,而秦书田则扮演被拯救者的角色。在芙蓉镇,大队支书黎满庚帮秦书田改了成分,无形中减轻了他的罪行;黎满庚还让他负责写宣传标语,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秦书田的文化素养,使其有用武之地。谷燕山作为镇粮站主任和全镇的人希望参加他和胡玉音的婚礼并作证婚人,不仅使秦书田和胡玉音感到人情温暖,更是对他们的人格尊严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肯定;谷燕山还冒着风险救助难产的胡玉音,保住了秦书田的妻小,给了他生活的希望。作者将谷燕山、黎满庚等人和秦书田设计为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关系,既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的处境,也体现了《芙蓉镇》的反思意識。

(三)秦书田与对立者李国香、王秋赦的关系

小说中的对立者主要指以李国香、王秋赦为代表的“斗士”,秦书田与他们表现为双向对立的关系。秦书田既是他们的迫害对象和斗争靶子,同时也是李国香和王秋赦奸情的揭发者和淫威的反抗者。作为斗争靶子和迫害对象,秦书田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原本是受人尊敬的知识精英,如今却沦落为供人取乐的跳梁小丑。但对此,秦书田并非一味屈从,整部作品中,只有他发现了李国香和王秋赦的龌龊勾当,也只有他始终能保持清醒的认知,敢于反抗。小说中李国香等人为代表的权威试图通过无休止的斗争来达到聚集社会认同的目的,而要运动就必须得有斗争的靶子,因此就必须保留几个斗争对象,于是便产生了“父业子继”等荒诞现象。然而在反复无常的斗争中,谁也不能永远确保自己,曾经不可一世的李国香也有被批斗的一天。李国香挂黑牌游街时秦书田射过去的目光不仅是对她的嘲讽,更是对期望通过无休止的运动建设新社会的荒唐想法的讽刺。作者借秦书田之口表达了自己的反思意识,至此,秦书田的形象得到了升华,他不再仅是李国香之流的批斗对象,而成为一个认知清醒、勇敢斗争、不卑不亢的战士。

二、秦书田与苦难的关系

(一)身体受难

作为斗争对象的秦书田难免要受些皮肉之苦:平时训话,为了显得低人一等,他一直低着脑袋。每当需要时,他总是充当斗争靶子,挂黑牌戴高帽,游街下跪,稍有不服气便会遭到一顿拳打脚踢。此外,他还要参加义务劳动,义务出工;又因与胡玉音结合,被判处十年牢刑。秦书田可谓是吃尽了苦头,但面对这些苦难,他却“火烧冬茅心不死”,表现得混世乐天。他主动认罪,承认自己是坏分子,努力赎罪。无论跪砖头,还是挨批斗、挂黑牌游乡,他总是一马当先;查标语核对笔迹,他大笔一挥,工工整整写满了两张纸;他给自己塑的狗像也最生动,似乎毫无羞耻心,是个老油条。面对苦难,秦书田的乐天似乎有些难以理解,但放置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秦书田作为失势的弱者,如同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面对失去理性控制而狂奔怒号的社会,他深知个体力量的渺小,无谓的抗争只能换来更残酷的打击,因此他只能以无所谓的姿态接受强制性的人身侮辱。但乐天混世并非彻底沉沦,尽管秦书田对皮肉之苦表现得无所谓,但他对人格的坚守和对幸福的追求却从未放松;身体无关乎他的人格,一旦人格受辱,他便坚决反抗。当王秋赦因秦书田要求和胡玉音结婚而让他下跪时,他第一次直起腰板,不肯跪下。因为与过去不同,现在命令他下跪的是淫欲。而他和胡玉音的爱情是生之为人的基本权利,是他应得的幸福,“淫欲”不仅是对他们感情的污蔑,更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所以他挺起腰板,拒不认罪。因此,秦书田并非无条件地一味屈从,他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混世乐天的背后是令人钦佩的傲骨。

(二)内心创伤

相比于身体受难,秦书田的精神打击更大。秦书田当过州立中学的音体教员和歌舞团的编导,本是个吃快活饭的人,却因收集整理《喜歌堂》被开除回乡生产,从此离开了他热爱的文艺事业。但秦书田比较顽固,“不知悔改”。他仍是一个大写的“人”,仍有热爱的事业,仍然怀揣着希望。他时常哼唱的《喜歌堂》既是他对艺术的热爱和珍惜,也隐含了他内心的苦闷和悲戚。此外,无数次的批斗和侮辱给秦书田的内心带来巨大打击。正如镇民们所说:“莫看他白天笑呵呵,锣鼓点子不离口,山歌小调不断腔,晚上却躲在草屋里哭,三十几岁一条光棍一顶坏分子帽子,哭得好伤心。”在缺乏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社会,内心的孤寂、无助和绝望无处诉说,也无人诉说,秦书田只能把所有的冤屈深埋心底。但可贵的是,尽管命运不公,生存艰难,秦书田并没有沉沦,内心深处他仍然热爱生活,坚守尊严。当李国香被批斗时,他“射过来的目光里含有嘲弄、讥讽的针刺”;他始终保持着对社会的清醒认识和深刻思考;他对胡玉音的爱护和关心表现了他正直善良的一面。即使在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仍然执着、勇敢地追求着幸福,坚守着人格尊严的最后防线。因此,秦书田的“疯癫”不再是简单的狂态,而具有更加复杂的深刻内涵,“疯癫本身就是对理性的否定”,秦书田的疯癫是知识分子形象在极端环境下的异化与变形,其“畸形的喜剧性”的背后饱含了太多屈辱、痛苦和无奈。

20世纪80年代初期,顺应时代潮流,文学界掀起反思浪潮,《芙蓉镇》应运而生。作者古华刻画了特殊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扭曲的灵魂,在这个层面上,《芙蓉镇》的反思具有一定的深刻性。但由于作者采用了“灾难叙事”和“才子佳人”的故事模式,并强化了“少数坏人迫害好人、多数人仍是好人”的思维模式,致使小说中多数群众充当灾难旁观者的角色,在揭示造成灾难的原因时,也有意地将其道德化、伦理化。如作者反复刻画李国香阴鸷毒辣的性格和变态的嫉妒心理,渲染其私生活的淫乱不堪、道德品质低下,仿佛秦书田的受难仅仅是因为遇到了李国香、王秋赦这样的道德败坏者,而与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但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所述,最可怕的悲剧不是个别穷凶极恶者的破坏所致,而是每个本质不坏的普通人都施加那么一点力。如果没有万千大众的冷漠和无情,仅靠几个道德败坏者的煽动,又怎么可能引发如此声势浩大、惨不忍睹的社会灾难?作者对此做简单化的处理,使得小说叙事重于情感控诉而缺少理性分析;过于关注个人品质,却忽视了对周围制约机制的揭示。这也是《芙蓉镇》反思意识的不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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